一、两汉关中地区聚落模式所体现的政治景观
两汉关中地区聚落体系直观地反映了汉王朝的政治结构构成。郡县两级制向三级制过渡的聚落模式，体现了两汉森严的等级制度，陵县制度的实施则体现了汉王朝“强本弱末”的政治思想方针。关中地区聚落的动态分布反映了不同时期汉代政治局势的变化历程，其文化内涵反映出汉代强势文化的向外辐射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第一，郡县两级制向三级制过渡的聚落模式体现了两汉森严的等级制度。秦代聚落等级是首位城市咸阳(国都、内史治所)与各次级中心(县级治所)直接联系的二级结构。汉高祖刘邦灭秦建汉后，仍以秦都旧址为中心建立了新的首位城市即首都长安城，并沿用秦旧县，增设新县，形成自己的县级中心聚落体系，并将关中地区划分东、中、西三部分，分别由左冯翊、京兆尹、右扶风直接管理，形成中央内史—郡级地区—县三级的行政领导体系。东汉初年，将左冯翊治所迁出长安城并治于高陵县，东汉末迁治临晋，领地为关中平原的泾河以东、渭河以北地区。右扶风迁治槐里，统辖西安以西的关中西部地区。京兆尹仍治长安城，领地为西安市以东渭河以及今商洛地区。这样左冯翊和右扶风的行政机构都迁出长安城内，从政治上培养了新的高于一般县级聚落的区域中心，这种郡县两级制向三级制过渡的聚落等级结构的变化体现了两汉森严的等级制度。第二，“农业都市”的形成和城市内部区划体现了有力的社会调控机制。汉代的关中地区乡、聚和亭与县的性质相同，很多是先秦诸侯国遗存，多有城郭围绕，都是“都市”。关中地区绝大部分人口都住在这些“都市”里，形成以长安城为中心周围城市星罗棋布的时代。城中居住的主体是农民。因此宫崎市定将其称为“农业都市”。这种“农业都市”的形成以及城市内部区划都体现了汉王朝有力的社会调控机制。汉代城市主要由官寺、市、里三部分组成。官寺是城市的政治中枢，具有贯彻上级政令、对辖区行使有效统治、维持社会秩序等职能。市是城市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区，尤其体现在商业活动方面。里是城区百姓的居住区。官寺、市和里的分区比较明确，互不相乱，其外部都有墙垣和街道将其隔开，分担不同的社会功能。与官寺密切相关的还有其他官用设施结构，如邸、狱、武库、仓、都亭等。官寺和一般官设机构也都有墙垣包围，这种封闭式的城市结构对于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聚落的动态分布，围绕长安城兴建许多陵县体现了汉王朝“强干弱枝”的思想方针。关中是秦、西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然而经历秦末农民战争后，关中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地位几乎丧失殆尽。定都长安的西汉新生政权为尽快恢复关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陵县这种特殊的政治机构应运而生。汉初高祖接纳娄敬建议，“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12］首创其制，之后沿袭成例。《汉书•地理志下》叙述更为详尽:“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5］1642至宣帝一百多年间，徙民实陵的记录不绝于书。如《汉书•景帝纪》载:“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5］143《汉书•武帝纪》载:“初置茂陵邑。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初作便门桥。”［5］158《汉书•昭帝纪》云:“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5］221宣帝杜陵以及昭帝母钩弋夫人云陵亦有徙民实陵的记载。《关中记》载惠帝安陵徙民:“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善为啁戏，故俗称女啁陵也。”［13］关于陵县设置的目的，《汉书•地理志下》认为:“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5］1642可见“强干弱支”，即充实关中、削弱地方、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则为徙民实陵的最主要目的。于是以长安城为中心，西起今兴平、东到高陵西这一狭小地区，出现了茂陵、安陵、平陵、长陵、阳陵、渭等陵县。作为强干弱支、安置徙民的特殊机构，陵县产生了与普通郡县迥然不同的特点。由此可见，西汉时诸陵县作为三辅乃至关中地区的政治中心，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创造了政治、经济基础。
二、两汉关中地区聚落模式所体现的经济景观
两汉关中地区聚落模式的形成，不仅包含有某些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且还蕴含着统治者关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经济因素，具体表现为聚落的选址、地理位置的优越和聚落内各经济区的建设。第一，两汉关中聚落模式的形成、地理位置的择优原则体现了明确的农业生产景观。两汉关中地区聚落体系在生态环境的选择上，已兼顾到土壤肥力、地形地貌、气候环境、河流水文多重因素，基本上贯彻了便于居民生活、便于农业生产、便于城市与乡村的交通、保障安全等原则。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纵横分布，水资源充足，利于灌溉。而秦汉开凿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等，着力经营关中的水利灌溉工程，从而使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的关中地区农业高速发展。关中物产丰富，《史记•货殖列传》云:“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3262《汉书》中称其“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5］1642关中周围的山中富藏金、银、铜、铁等矿产资源，使关中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围绕都城长安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需要，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全面发展。其中手工业和商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土地肥沃，又有不少水利工程建设，关中地区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谷物生产区，粮食亩产量在四石以上。许倬云先生认为:“首都附近的沃土良田价格昂贵，每亩土地高达一两金子，是边远郡国土地价格的一百倍。”［12］19在手工业方面，西汉时在京兆尹的郑县、左冯翊的夏县以及右扶风的雍县、漆县等地均设有铁官，生产和出售铁制农具，长安城附近还设有许多手工业机构，规模大、技术先进，在全国首屈一指。良好的自然条件，便利的交通以及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也促进了此地区商业的发展，兴起不少商业都会或城市。汉兴以来，为适应“强干弱枝”的政治思想，设置陵县，并大量迁徙关东富民以充之，四方珍贵商品聚集于此，商业繁荣，人口密集。雍县地处陇、蜀之间，是货物交流的要道，交通便利，商人云集。栎邑北近戎翟，东与三晋相通，也有很多商人。《三辅黄图》引《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14］由此可知，汉长安城及其附近地区市场颇多，贸易兴盛，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当东汉移都洛阳之后，关中地区各经济部门都因远离政治中心而有不同程度的衰落，其中与政治中心关系最密切的手工业和商业之衰落最为严重。综上所述，汉代关中地区聚落体系直观地反映了汉王朝的政治结构和经济体系的构成。郡县两级制向三级制过渡的聚落模式，体现了两汉森严的等级制度，陵县制度体现了汉王朝“强干弱枝”的政治思想方针。由于关中地区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所在，大量关东富民、贵族迁入，不仅使关中的风俗发生变化，从事“末业”的人口增加，更进一步促进了关中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关中地区聚落的动态分布反映了不同时期汉代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的变化历程。
作者：朱莉娜 贾俊侠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文理学院 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