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
高等教育国际化包括国际教育、海外教育、无边际教育、跨国教育、多国教育、全球教育、教育服务贸易、跨境教育等。世界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发展，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供需，流通资源与服务，实行高等教育的跨国贸易、竞争与整合［４］。高等教育国际化受到各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的高度重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大学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世界留学生的规模急剧扩大。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国际上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我国的教育政策法规都有意识地强化高等教育国际化意识，并有具体的条款予以规定。《教育法》第６７条规定“国家鼓励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１４条规定“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５］。
二、高等教育国际市场的解读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即可得到验证。“当大学还处于社会边缘的时候，如中世纪大学，在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传统的保护下，不必对国际和社会发展承担责任，国际发展逻辑与大学发展逻辑基本上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６］当时大学被“认识论为基础的哲学”所指导，主要以追求知识为目的，大学可以按自身发展的逻辑发展，它的国际性特质得到充分彰显。由此，中世纪大学才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聚积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７］。而今高等教育国际市场发展新的趋势是学生与教师的流动、项目的流动以及机构的流动。学生在高等教育国际市场中的流向主要有两条线，一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学生向发达国家流动；二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学生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如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之间的学生流动。在高等教育国际市场中，欧盟、北美、大洋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因享有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优良的高等教育质量以及社会声誉和评价作为高等教育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和人才接收国，而发展中国家因国内高等教育供需失衡以及教育、科技处于相对劣势而成为教育服务的主要消费者和输出国。我国学生在高等教育国际市场流动选择中既会受制于人才接收国留学政策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制于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变化的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市场的形成意味着跨境的供需配置日益增多，高等教育国际市场的拓展和深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市场边界日趋模糊。高等教育国际市场的发展随着世界高等教育的产业化、私营化、市场化和大众化而呈现波澜壮阔之势。这一变化随着国际学生主要来源国和接收国高等教育政策理念的变化而变化。主要接收国的高等教育政策理念由政治主导转向经济主宰，因而形成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产业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商机，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日益密切的合作。在学术界与各国高等教育政策文件的话语体系中，国际教育的援助、交流与合作功能似乎日渐淡化，而教育产业的贸易、输出、输入与竞争的理念日益凸显。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高等教育被一些国家视为出口产业，经济利益成为一些国家开展国际教育贸易的主要动力。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期望通过国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致力于自己国家高等教育的能力建设，以提升国内高等教育品质。各种区域的高等教育合作与院校联盟的不断推进，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入了竞争性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高等教育国际化市场上，主要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成为高等教育出口大国，而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则成为高等教育进口大国。
三、我国学生出国留学的现状
根据《２０１１年中国出国留学行业研究报告》，２０１１年有近３４万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增长速度超过２０％。这已经是连续４年增长比例超过２０％，该报告系统地分析了自１９７８年以来的留学人数的变化。报告显示，出国留学在３０多年来，明显出现了两次跨越式发展，第一次出现在２００２年前后，第二次就是最近几年。根据公开的数据，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１年，每年出国留学人数增长比例依次为２４．４３％，２７．５３％，２４．１６％。２０１０年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２８．４７万人，约是２００７年的一倍。根据美国开放报告，２０１１年仅赴美的中国留学人数就达到了１５．７万人［８］。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２０１２）》指出，目前，中国留学生规模空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同时，也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留学生的最大生源国。自２００８年开始，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保持在２０％左右的年增长速度。２０１１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更是达到历史上最大规模。留学人数达３３．９７万人，比上年增长１９．３２％左右。蓝皮书指出，截至２０１１年５月，我国在日本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达８７ ５３３人，占日本全部海外留学生总数的６３．４％。在美国留学生总数为１５７ ５５８人，占美国海外学生总数的２２％（详见图１：２０１１年中国留学生地域分布）。专家预测，中国的留学热还将保持逐年增长的势头。按照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我国海外留学生２１．７５％的年平均增长率来估算，２０１２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将达到４１．３６万人次，２０１７年将达到１１０．６４万人次。蓝皮书显示，出国留学正逐渐从精英教育演变成大众化教育。２１世纪以前的留学通常分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这些人不是其自身优秀，就是其家庭富裕。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留学也逐渐从精英教育演变成大众化教育，最典型的体现是自费留学的规模日益扩大和工薪阶层留学人数的增加，自费留学比例达９０％左右。自费留学中的工薪家庭比例日益增加。从出国留学普查数据来看，２００９年下半年，前几年出国并且已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的只占２％，而在２０１０年赴海外留学的学生中，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的比例占到３４％左右［９］（详见图２：２０１０年中国自费留学生比例；图３：２０１１年中国自费留学生比例）。
四、我国学生出国留学问题分析
我国学生出国留学现象与我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是息息相关的。我国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文化学术交流氛围中，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国家关于出国留学的政策也趋于合理和宽松，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使得追求跨境高等教育成为可能。出国留学成为一种热潮，并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政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市场化、大众化的理念为学生出国留学营造了有利环境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我国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力度，使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祖国；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祖国。我国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宏观环境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跨境教育政策的制定和管理，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社会的到来，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使得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各国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当今任何发展中国家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升本国竞争力，取得主动的必要条件。留学是与全球的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紧密相连的，也与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１０］。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市场化发展趋势已成为事实。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使得高等教育展开了跨民族、跨国界、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在这一背景下，海外留学的诸多优势也吸引着众多中国的学子选择出国留学，以获得良好的个人发展，体验不同的国家文化，成为具有国际视野与能力的世界公民。
（二）持续增长的国民收入为我国学生出国留学创造了条件
１９９８年我国人均ＧＤＰ为６ ７９６元，２００８年我国人均ＧＤＰ为２３ ７０８元，２００８年我国人均ＧＤＰ的值是１９９８年的近四倍。２０１０年我国ＧＤＰ首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２０１０年我国人均ＧＤＰ为２９ ９９２元（详见图４：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世纪实现新跨越 新征程谱写新篇章》的报告中指出：２０１１年我国人均ＧＤＰ达到５ ４３２美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我国人均ＧＤＰ达到３５ ０８３元。２０１１年我国人均ＧＤＰ相对２０１０年人均ＧＤＰ的增幅达到１６．９７％。经济的持续增长对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技术革新和服务社会等方面也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尤其是经济转型时期对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要求更高，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旺盛的高等教育市场需求。一方面，高等教育不仅被认为具有提高全民整体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的长期作用，也被看作可以在中短期内增加社会需求、居民消费、带动教育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提高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热情以及对跨境高等教育的追求。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相应提高，而且，随着中国富裕家庭数量的持续增加，他们也能轻松地承担跨境高等教育的费用。
（三）我国高等教育供需失衡与跨境配置
当国内的高等教育供需出现失衡，表现为供过于求、供不应求或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调及质量上不匹配时，就会发生教育供给跨国界的输出或者教育需求流向境外。教育供给过剩的国家与地区输出教育，教育需求过剩的国家输出学生和输入教育。教育输出可以有多种形式，既可以是吸引他国学生来本国接受教育，也可以是教育供给（教育项目、教育提供者）流向别国，以满足别国的教育需求，还可能是教育需求方和服务提供者都不需要流动，而是教育服务通过网络流动，也就是教育服务贸易中的跨境交付形式。教育需求过剩也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得到满足，一是输出学生，即学生出国留学；二是引进他国的教育项目和机构。教育需求本身又可分为两大类别，即差异需求和过剩需求。差异需求是指一国的受教育者在本国可以获得教育机会，但因其偏好而选择不同质量、不同体制和不同类别的高等教育，从而使受教育者选择境外的高等教育。这主要体现在质量上与类别上，境内的高等教育供给无法满足教育消费者的需要。而过剩需求主要体现为数量上的供不应求，是指境内的教育需求总量超出供给总量，教育消费者在境内没有入学机会，过剩的需求将导致生源流向外部市场，使学生进行国际流动，或外部教育供给进入内部市场，产生机构与项目流动。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步入了大众化阶段，仍然无法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全部需求，特别是对优质高等教育（名牌大学）的教育需求。优质高等教育供给的有限性，决定了教育作为“卖方市场”将长期存在［１１］。
（四）单一的教育模式与人才多元化发展需求的矛盾
严格、单一的高考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选拔人才的主流模式。在我国除了特长生外，莘莘学子要想读上好的大学，就必须在高考中脱颖而出方能榜上有名，否则就会名落孙山，无缘名校。高考这种一锤定音、不容分说的录取方式，在确保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录取质量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限制着学生美好的愿景。每年高考都在上演着“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人间故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压力、高校单一化的教育模式和激烈的就业竞争着实让很多学生心生畏惧和不悦。现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基于自身的学习成绩、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和自身的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以及对高等教育人才发展多元化需求和对职业生涯的期望，考虑自身发展前途时，从主观愿望上倾向于选择出国留学。在高等教育国际市场背景下，我国学生出国留学面临着单一的教育模式与人才多元化发展需求的矛盾。
（五）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分割与社会阶层流动
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选拔机制之上的，由此造成高等教育市场是一个分割的市场，依据学生能力进行选拔，把不同能力的学生划分为是否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哪个层次和哪个类别的高等教育。人们选择高等教育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投资，因为“高等教育是把不同的人配置到社会不同职位最合法和最容易为人接受的途径”。社会分层是一个社会结构化的特征，它使社会的资源和机会在构成社会的成员和群体之间分配不均。在境内或境外获得的高等教育证书实现了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或分层工具的功能。社会分层在自费的境外高等教育中表现尤为突出，自费留学的费用通常是国内高等教育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高等教育具有这样一种位置商品的作用，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本质上是对社会分层和流动的需求，追求的是高等教育作为社会位置符号作用的功能，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实现追求较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
（六）我国学生出国留学导致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是指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以人才是否在他国定居为依据，是相对于人才输出国而言的。国际上人才流失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人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１２］。在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谁主导科技的发展，谁就取得了领先发展的优势。国与国之间的核心竞争究其实质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最具活力、最具发展前景的战略资源，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谁拥有大批高素质人才，谁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人才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流动，各国政府已开展对高素质人才的激烈竞争。《中国留学发展报告（２０１２）》蓝皮书显示，１９７８年－２０１１年，中国共送出了２２４．５１万名留学生，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而同期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仅仅为８１．８４万人，回归率仅为３６．５％。换言之，超过六成的留学生滞留海外。高等教育国际市场背景下我国学生出国留学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我国外流的人才不仅学历层次高，而且规模大，约有２／３的出国留学生学成后留在国外，或已移民他国。在我国出国留学生中，留美学生人数最多，人才外流在美国的数量也最多。
五、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更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振兴国家的希望在于教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才，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在高等教育国际市场背景下，我国政府要继续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改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科研计划，建立科研基地，增加人才研究的资金支持，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扩大高等教育对外贸易，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确立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争夺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增强对外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人才，增加国际人才的输入。经济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对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与机计算机管理论文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用流动的视角来透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分析学生的跨境流动，重视高层次人才流动的问题，创造有利条件，营造优良环境，吸引人才归国创业。
作者：洪柳 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