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勒的眼中，越南战争是美国当权者的帝国意识的产物，消泯了美国民众所珍视的传统道德理念。越战的发动者认为“越南战争（尽管）是一场丑恶、讨厌，有时甚至可耻的战争”，“然而却是必须进行的战争”[7]191，目的在于建立越南的自由秩序的发展并稳固美国的霸主地位。这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力哲学，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此，伦理被逐出了政治这一公共领域，善恶的考量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作为美国军事力量的中心和越战的策源地，五角大楼“提高实力的每一天都在破坏自己祖国（美国）的未来”[7]120，导致整个国家的道德失衡和伦理混乱：战争决策破坏了自由与民主的传统；战争宣传成为对民众的欺瞒；更重要的是，战争既是对越南人的屠杀，也是对美国士兵生命的漠视，去道德化的战争目的完全抹杀了人类生命的价值。无视道德的战争伦理显示出美国正在逐渐沦为一个“技术-公司王国”，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毫无个性的社会生活，形象地表现在五角大楼的建筑特点上。它“像一个水母或一簇藤壶”，“象征着无个性的人及其文化；大楼的每个部分都是那么难以辨认，那么单调，那么没有个性，各部分之间又是那么相似”[7]242。五角大楼毫无特色的形象背后，掩饰着对利益的贪婪追求，“没有任何地方像五角大楼那样，集聚了那么多钞票”[7]167，它策划的所有军事行动都在为美国当权者的经济利益服务。因此，它成为“白人心脏中贪婪、吝啬、沉默的瓣膜，公司王国吃喝拉撒的工具”，是一个“自命不凡、对外封闭、道德上盲目”的机构。五角大楼是“美国的权力机构墨守成规、毫无创造性的集权思想的体现”[5]82，败坏着美国的社会道德，成为窃取美国人民“灵魂”的敌人，梅勒因此将之比作“魔鬼”。越南战争由此成为美国民众必须直面的伦理难题：战争伦理要求民众服从五角大楼的决策，而个人良知则呼吁人们反对非正义战争。美国民众陷入左右为难的伦理困境。一方面，赞成越战意味着个人屈从于五角大楼的铁腕统治，成为完全放弃道德立场的“小城镇人”；另一方面，坚持自我道德，反对越南战争，必然导致个人与强大的军事机器的对抗，使自身遭受国家机构一系列的惩罚手段。因此，对越战的态度成为摆在美国人面前的艰难抉择，人们必须找到对自身存在而言最根本的伦理立场，在与五角大楼的关系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伦理身份。
1个人的伦理选择：抗议
《夜幕下的大军》颇受《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的影响，“作者同样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描述自己”[8]，兼主人公与叙述者于一身。梅勒并非道德完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梅勒是一个极端混乱的人物”，具有不少道德缺陷。那么为什么选取他作为反越战游行的主人公？梅勒作出了特别的解释：“历史一旦进入疯人院，那自我主义可能就是历史仅有的工具了。”[7]59换言之，理解历史只能从个人经历出发，用参与者自身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外在的社会事件。主人公梅勒是一位追求本真存在的道德思辨型人物，从不讳言生活中的种种错误与过失。对缺陷的无情剖析和不断的道德检视，赋予了梅勒高度的道德批判力，使他分裂为两个自我：一个是“谦恭的常人”，代表着普通大众的心态，随波逐流，依附权威；另一个是“一个极端的自大狂，一头野兽”[7]14，象征着追求真理、坚持个性的精神，它构成对前者的批判，昭示着梅勒的道德蜕变。因而，后一个自我就是梅勒所说的“自我主义”，它代表着伦理意识的觉醒，不同于“小城镇人”信奉外在权威、压抑自我意识的做法。梅勒以敏锐的伦理意识洞察了越战带给人们的道德难题，认识到战争伦理与个人良知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赞成战争等同于泯灭良心，而反对战争意味着对抗当局。面对这种伦理困境，梅勒作出了艰难的伦理选择：加入反越战游行，进行公开抗议。这体现了梅勒一贯信奉的存在主义伦理思想，是与战争发动者宣扬的权力哲学截然相反的观点。他坚持自我的伦理立场，以自身为出发点去评判外在的事物，因为“贯穿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共识就是拒绝去附和社会的既定价值”，“意义和真理是个人的事物”[9]。梅勒听从良心召唤，抵抗当权者的战争伦理，成为敢于对主流社会思潮说“不”的异见者。对他而言，公开抗议使个体成为伦理选择的主体，恢复了独立、完整的人格，从而区别于在“公司-技术王国”的统治下被彻底异化、丧失反思能力的“小城镇人”。作为作品上卷的伦理主线，梅勒的“抗议”以存在的感受为依据，指向个人的思想自由和情感表达。在梅勒的眼中，越战是五角大楼当权者欲把他们的战争观念强加于美国民众而发动的不义战争，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存在主义者主张个体在选择生活的方式和价值时是完全自由的”，人们有权选择各自的价值观念，而不受任何外在的束缚[10]，因而，抗议当局的战争政策就成为追求个人自由的必然选择。“五角大楼的台阶”描述了梅勒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伦理身份转变。梅勒在接到古德曼的电话，邀请他加入反越战游行时，“他的直接反应是极度悲哀”，因为他对越战的反对仅停留在观念之上，认为游行“获胜的可能性是极小的”[7]8，是一种浪费时间和精力的“胡闹”。因此，接受邀请就具有伦理觉醒的意义，标志着他在道德成长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反越战游行成为梅勒与自身恐惧斗争的过程，这种恐惧是对个人未知命运的担忧，在目睹了学生们上交征兵卡之后，“他现在看清楚了周末华盛顿行动的后果；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它可能使他几个月的生活不得安宁，甚至可能从此改变他的生活”[7]83。当看到抗议的人群惊慌失措地后退时，主人公的恐惧到达顶点，尽管前方毫无威胁，他也掉头逃跑。临阵脱逃的行为让梅勒跌入道德的谷底，然而，这也激起他对自身怯懦的羞愧之情，给予他正面对抗国家暴力机器的勇气：他最终穿越了五角大楼的警戒线，被法警逮捕。梅勒的被捕成为小说的高潮，他最终通过抗议活动践行了自己的伦理观念，实现了道德的蜕变，梅勒“感到似乎他是血肉之躯的完整体现……，仿佛他无足轻重的被捕成了破釜沉舟的重大行动”[7]145。梅勒的内心变化展现出个人良知与战争伦理的冲突，是道德战胜恐惧的标志。反越战游行使他摆脱了虚无主义的冷漠与旁观，成为行动中的英雄。
2个人的伦理建构：救赎
玛丽•德尔邦[11]认为，在《夜幕下的大军》中，“他（梅勒）创造出一种新题材，这种题材质疑小说与历史之间、自我与旁观者之间以及旁观者和事件之间人为设定的界线”。梅勒将上下两卷分别称为“作为历史的小说”和“作为小说的历史”，指出自己身兼两任，写小说的同时也是在记录历史。梅勒解释了这两部分的有机联系，“第一卷显然是披着小说伪装或外衣的历史，或者是表现为小说的历史，而第二卷则是一部用史书风格写出的货真价实的小说”[7]272。可以说，上卷突出个人经历，下卷强调以个人视角对现实事件的解读，以这种方式建构出的历史充满了个人色彩与见解，是一种主观历史。叙述者为什么要创造关于反越战游行的主观历史？换言之，他讲述的主观故事与“客观”的官方记录有何区别？梅勒认为“历史与文学之间不存在清晰的边界”[5]98，因此，关于反越战游行的客观历史并不存在，主流报纸和电视等新闻媒体作为五角大楼的喉舌，它们的报道必然维护当权者宣扬的战争伦理；它们创造出的客观历史是对读者的“洗脑”，导致整个国家的道德伦理缺失。与之相反，梅勒讲述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并根据这段经历对可能的事件真相作出合理的推断，所以这种主观历史是对反战游行更真实的记录。在梅勒看来，游行并非单纯的外在历史事件，更是美国民众伦理感受的表露，“是内心世界的历史”。梅勒认为，“只要我们所描写的经历是情感和精神方面的，或是心理和道德方面的，甚至是有关哲理和宗教方面的，我们就必须用小说取代历史”[7]273。所以，主观历史成为唯一能够记录内心活动的叙事形式。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6]17。小说将抗议民众与美国内战中英勇冲锋的“联邦军”相提并论，这一类比凸显出反战游行是一场实现社会救赎的“伟大、正义和英雄的事业”[7]102，正如联邦军将黑人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救出来，抗议者也在拯救陷入五角大楼暴政统治的国家。梅勒通过还原反越战游行的历史真相来表达自己本真的道德观点，在对“抗议”的叙事中建构出“救赎”的视野，“抗议-救赎”成为《夜幕下的大军》的伦理主线。尽管向五角大楼进军的队伍鱼龙混杂，叙述者梅勒却并未认同其中任何一派的社会文化观点。对他而言，既定的立场常常意味着教条和束缚，限制个人精神的张扬。梅勒称自己为“左翼保守主义者”，他的保守在于希望维护“国家的国计民生”，而他的激进在于“相信为了挽救根本，有时必须采取激进主义措施”[7]195。可见，他是一个将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行动者，认为必须用激进的行动去实现切实的社会目标。他的伦理思想建立在个人行为之上，是务实的，并不依靠乌托邦式的既定前景，也不指向虚无缥缈的幻梦。
因此，这一伦理观念充满了存在主义色彩，强调个人维护国家正义的责任，是一种具体的、境遇式的社会道德。在梅勒看来，美国的立国之本就在于自由与民主的精神，反战游行正是以公开抗议的形式践行着这一美国信念：抗议者坚持个人的伦理选择，而非屈从战争发动者的错误决策。个体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热爱，是美国文学自诞生伊始就形成的悠久传统，从爱默生的散文《美国学者》和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到惠特曼的诗歌《民主之歌》，再到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美国作家传承着文学对国家身份和民族精神的建构功用。《夜幕下的大军》正是对这一传统的拓展，从道德方面探讨个人伦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意义，重新阐释了爱国主义的真实意蕴。梅勒提醒读者注意一种虚假的爱国主义，它是“程式化了的概念”，“包括英勇的战士、无畏的警察、巨大的力量以及体现爱国精神的无情手腕等等”[7]270。在这种爱国主义中，人们丧失了对个人良知的把握，成为五角大楼的战争口号的附庸者。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个人本真情感的流露，正如梅勒把祖国比拟为自己的妻子，将美国形象化为一具血肉之躯，可以用感觉去把握，他对妻子的亲密感情象征着他对美国的挚爱。在向五角大楼的进军中，游行民众持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社会文化观点，然而正是真正爱国之情把他们凝聚成一支抗议大军，解救陷入越战泥潭的祖国。在《为自己做广告》中，梅勒指出文学的救赎意义，它担负着“在我们时代的意识深处掀起一场革命”的伟大使命[12]，这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文学的伦理教化旨归的重视相契合。《夜幕下的大军》既是梅勒的自我之歌，记述了他在游行中的道德成长经历，也是美国的民族之歌，见证着美国民众拯救国家的壮举。梅勒通过对反越战游行的个性化的记录，将“抗议”转变为“救赎”，建构出了一种追求自由、民主和强调公民责任的社会伦理，实现对困境之中的美国社会的道德拯救。《夜幕下的大军》以一个形象的比喻结尾：美国成为伤痕累累、即将分娩的巨人，是产出“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可怕的极权主义政权”，抑或“智勇双全、既刚强又多情的孩子”[7]314？这一比喻道出了梅勒对美国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暗示着每个人作出的伦理选择都将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走向，从而引发读者对美国社会道德作出深刻的反思，深化了作品关注个体国内医学期刊行为、追求社会救赎的伦理思想。
作者：杜鹏 单位：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