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2001~2012年中国大陆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不包含西藏自治区），其中，2001~2011年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12年的数据来源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2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的结果显示，模型1~8均适合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其中，模型1、3、5、7是引入全部控制变量的面板模型；模型2、4、6、8是剔除不显著控制变量后的优化模型。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一，从模型1到模型2的优化过程中，随着控制变量FSR的剔除，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提高。主要解释变量LFRS、LFRT和LFRM的系数均为正，其中，LFRS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可以通过检验，其余二者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可以通过检验；控制变量中，FAIG、LIND、LOPEN的系数均为正，LURB的系数为负，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第二，从模型3到模型4的优化过程中，随着控制变量LURB的剔除，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提高。主要解释变量LFRS、LFRT和LFRM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可以通过检验；控制变量FSR、FAIG、LIND和LOPEN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第三，从模型5到模型6的优化过程中，随着控制变量LOPEN的剔除，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提高。主要解释变量LFRS、LFRT和LFRM的系数均为正，三者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控制变量FSR、FAIG、LIND的系数均为正，LURB的系数为负，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第四，从模型7到模型8的优化过程中，随着控制变量LIND和LURB的剔除，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提高。主要解释变量LFRS、LFRT、LFRM的系数均为正，前二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后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控制变量FRS、FAIG、LOPEN的系数均为正，其中，FRS的系数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后二者的系数能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结论：（1）控制变量方面。从全国层面来看，首先，控制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FAIG）、工业化水平（LIND）和对外开放水平（LOPEN）对地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其共同作用下，不同形式的土地财政收入也与地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现行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对方开放水平的提高不仅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同时也是导致土地财政和城投债的相继扩张，并影响其作用发挥的关键因素。其次，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LURB）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微弱的负面影响，究其缘由，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投资拉动型”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土地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获得公共投资，要比直接开发土地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更为奏效。从地区层面来看，第一，由于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城镇化进程起步早、发展快，可开拓的空间相对有限，所以城镇化水平（LURB）对地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影响；第二，由于中部地区多处我国内陆，对外贸易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对外开放水平（LOPEN）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第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产业结构失衡，基础设施建设不尽完善，所以其工业化水平（LIND）和城镇化水平（LURB）两项指标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但是由于一些边境省区可以通过“边境口岸”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因此，对外开放水平（LOPEN）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仍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2）主要解释变量方面。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如果将置信水平控制在90%，不同形式的土地财政收入对地方经济增长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从全国层面看：土地直接税收收入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最为强烈，其后依次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土地抵押收入（城投债）。其次，从地区层面来看：中部地区与全国的整体情况基本类似，但各项土地财政收入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全国水平。东部地区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可直接用于出让创收的土地资源较为有限，因此，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土地抵押收入（城投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略低于全国水平，土地直接税收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强烈。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房地产经济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土地直接税收收入对地方经济增长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和东、中部地区；同时，由于西部地区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资本流通渠道不畅，致使其土地抵押收入（城投债）虽已形成一定规模，但对地方经济增长正向激励的显著性偏弱；此外，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可用于开发的土地资源储备丰富，因此土地出让金收入对地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3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定量与实证分析，我们在肯定土地财政和城投债对地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激励的同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其规模的不断扩张对地方经济、社会稳定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和冲击。在为了更好地实现土地财政和城投债的有效监管，并充分发挥二者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1）完善地方税系建设，增加财政自主创收。无论是在全国整体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各地区，土地直接税收收入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正向激励最为显著。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土地直接税收的征管工作，充分体现其在地方税系中的主体地位；并考虑适时开征“物业税”，通过税收手段加强财政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创收。（2）赋予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自主发债权。为了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管控工作，有效化解“城投债”不断扩增所可能诱发的债务风险，建议赋予条件成熟的地方政府适度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主发债权。首先，要修改《预算法》和《担保法》中的相应条款，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权限、规模、方式、用途和管理要求；其次，建立和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体系，构建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的逐级监控与预警机制，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发行、使用和偿还实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3）堵住土地财政漏洞，培育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财源。在土地财政的管控方面，必须以法律形式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予以明确保障，限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权力，科学计算征地补偿标准，将土地使用权补偿收益与土地开发所产生的级差收益直接挂钩，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根本利益。在新财源的培育方面，一方面要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通过对传统产业的省级改造，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能耗低、吸纳劳动力强的服务性产业的转型升级，强化科技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延伸力度，充分挖掘地方产业的税收潜力。（4）完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遏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为了有效遏制地方官员在其任期内“透支建设”的投资冲动，中央政府应及时调整我国现行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彻底扭转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单维度政绩考核指标，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由“全能型”向“服务型”、由“无限型”向“有限型”的根本转变。
作者：张超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