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勒政治哲学产生的背景和理论基础
康德哲学极其重视人的主体性，深入研究了人的道德意志，将道德律令作为人生的准则。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深度剖析了美，认为“美是德性的象征”，审美是连接自然与道德的桥梁。在他看来，人的认识仅限于现象界，是有限的，难以认识自在之物，若想从自然过渡到自由，只能假借判断力。判断力是连接感性和理性的纽带。由此，审美判断是自然—审美—道德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康德的这些关于人性、道德、审美、自由等诸多方面的深度思考深深地影响了席勒。席勒继承并改造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完满的人性和自由的审美成为其美学的显赫特征。此外，席勒用“美是现象中的自由”代替了康德的“美是道德的象征”，用游戏冲动代替了康德的“主观合目的性”，用感性和理性的和谐代替了感性和理性的对立。席勒对理性的弊端保持足够的警惕。他反对往往以强势姿态出现的理性王国，反对打着理性的旗号窒息人性的基本欲求，反对以抽象的形式消灭人性的丰富多彩。他推崇一种自由的审美游戏，把一切问题的出路押在人性上。
二、席勒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
席勒利用审美对分裂的人性进行修复和调节，使其达到和谐状态，从而通过主体意识革命来寻求政治问题的解决。席勒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人性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冲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理性冲动）。感性冲动“由人的物质存在或者是由人的感性天性而产生的，它的职责是把人放在时间的限制之内，使人变成物质，而不是给人物质。”[2]96而形式冲动则“竭力使人得以自由，使人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得以和谐”。[2]98在席勒看来，只有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和谐相处、协调一致、共同作用，人性才能达到完满的状态。任何单方、孤立、不和谐的冲动都会导致人性的“碎片化”。而实际上，感性冲动追求变化，形式冲动则喜好不变。由此，人性的一体性很难达到。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势在必行。席勒认为，“要维持人身内的一体性，除了使感性冲动从属于理性冲动以外，自然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只能是单调，而不是和谐，人仍然是永远继续分裂。”[2]103他指出，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矛盾对立关系“只是理性的一个任务，人只有在他的生存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才能完全解决这个任务。因此，这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人的人性观念。”[2]112那么人的生存如何才能达到尽善尽美呢？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如何才能达到统一呢？席勒的答案掷地有声：游戏冲动。席勒所提到的游戏并非我们日常的娱乐游戏，并非“现实生活中进行的、通常只是以非常物质性的对象为目标的那些游戏。”[2]122而是审美所激发的自由的不受羁绊的生存活动，是“实在和形式的统一、偶然与必然的统一、受动与自由的统一”[2]119。游戏冲动不是单独发力的，它作用于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对它们进行合理限制，有效调节，从而使它们和谐相处。“当两个冲动在游戏冲动中结合在一起活动时，游戏冲动就同时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强制人心，而起因为游戏冲动扬弃了一切偶然性，因而也扬弃了强制，使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得到自由”。[2]115单独的感性冲动或者形式冲动都无法产生游戏冲动，只有二者协同作用才能产生游戏冲动，从而使人性达到完满，人达到自由状态，人的双重天性得以发挥。游戏冲动的对象被称为活的形象“，这个概念用以表示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一言以蔽之，因此表示最广义的美”。[2]119实际上，活的形象就是具有完满人性的人的生活形象，伴随着游戏冲动的产生而产生。它既有感性内容，又有理性形式；既有生活，又有形象。“当我们因美而感到赏心悦目时，……在这里反思与情感完全交织在一起，以至使我们以为直接感觉到了形式。……因此，美固然是形式，因为我们观赏它，但它同时又是生活，因为我们感觉它。”[2]207如此，活的形象将客观和主观、对象和主体、感性和理性统一起来。席勒指出，“在现象中可能出现的一切事物，可以处在四种不同的关系之中。一件事可能与我们的感性状态有关，这是它的物质性质；或者它可能与我们的知性有关，给我们以认识，这是它的逻辑性质；或者它可能与我们的意志有关，是理性的人进行选择的一种对象，这是它的道德性质，最后，或者它可能与我们各种力的整体有关，而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单独立的一种特定的对象，这是它的审美性质。”[2]162这种事物就是活的形象。我们可以真实而自由地感知到这一形象。这种形象本身也没有任何目的性，不受任何羁绊，可以自由地表现自我。随着活的形象的形成，人也就从“感性的人”变成“审美的人”，即不受自然力量支配的自由的人。
三、席勒政治哲学的现实意义
席勒独辟蹊径，用审美来解决政治问题，将完满人性的实现作为终极目标，将美与自由，通过以活的形象为对象的游戏冲动，与人性联系起来，通过人性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席勒政治哲学构设的政治蓝图并非空想，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蓝图充满信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此外，席勒的政治哲学观和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观是不谋而合的。如果不提高个人的素质，达不到人性的和谐和完满，无论是革命抑或改革，无论集权暴政抑或民主政治，都无法实现社会和谐。和谐关键在于人心，只有人的素质提上去了，才能达到自由，很多政治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注意对人性的引导和提升，以人为本，在全社会范围内积极开展审美教育和道德教育，逐步实现全社会的科学发展，共创和谐美好的新生活，最终实现人人自由的共产主义。
作者：赵静静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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