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赣南苏区红色艺术中蕴含的人文价值体现
赣南苏区红色艺术活动的价值是对人精神的重建和塑造。人文是一个具有历史属性的文化词汇，每一个历史阶段和文化社会都具有其特定的人文特征和价值，如处于“人性解放”的文艺复兴时期、大革命启蒙运动时期和工业革命运动时期都有相应的人文属性。赣南苏区形成的革命时期是红色革命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也是具有非常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区根据地的开辟形成对我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印证了把瑞金作为“共和国的摇篮”的缘由。苏区红色艺术是真正的革命文艺，为革命人创造了无限的革命激情，尤其是给20世纪初广袤的旧社会带来了新的思想与希望。一方面苏区利用文艺活动积极宣传革命，如在舞台话剧《年关斗争》中歌颂农民暴动而获得自由与丰收，《欢送哥哥上前方》中也生动反映了扩大红军运动苏区百姓踊跃参加红军的感人情景。另一方面是对旧社会和反对派的无情鞭打，通过文艺作品让广大群众认清旧社会制度和黑暗势力的真面目，瓦解敌对势力集团。再次，赣南苏区红色艺术虽然洋溢着革命的热情，但也有着丰富的情感叙述，是对人的延伸发展，是对新社会新价值的践行，如《绵水清》、《一定多打反动派》中所倾诉的那种悠长浪漫、大胆而又坚定的爱情。针对苏区红色艺术的特殊性，有学者甚至大胆提出苏区红色艺术的起源及发展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发展有某些历史的相似，尤其是在人性解放和人的发展方面。赣南苏区红色艺术表现的主题内容主要是围绕塑“新人格”、“立国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进行。早在毛泽东同志1929年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6]从现有的苏区红色艺术作品目录记载，我们也看出当时的文艺作品的核心主题是“红色革命”，见表2。瞿秋白更为明确地指出，苏区文艺工作的实质就是革命活动。在赣南苏区期间，由他主持制订的《俱乐部纲要》、《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工农剧社简章》等重要文件中，多次强调苏区文艺必须“以提高工农劳苦群众政治文化水平，宣传鼓动和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为宗旨”，“以发扬革命情绪，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从事文化革命为目的”。汪木兰先生在《苏区文艺是战斗的号角》一文中说“在苏区的文艺作品中没有不和军事斗争发生关系的，不过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4]。因此，苏区文艺的革命和革命文艺也是对鲁迅先生“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7]的积极响应。
此外，赣南苏区红色艺术表现的题材也传达出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甚至洋溢着外来艺术文化的时尚。如从遂川民歌《翻身谣》中“红旗飘飘打先锋，大队人马齐出动，清算斗争打土豪，穷人今日闹翻身”，到取材于国外名著的话剧《最后的晚餐》、《农奴》等都无不体现了浓郁的人文艺术精神。然而，苏区红色艺术作为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始终需归集到物质文化的主线上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8]。赣南苏区红色艺术诞生于国家危难之际，正生发于穷苦大众的心声和呼声，作为实时政势的晴雨表的艺术现象也正印证着此种艺术的革命性特征。但从整体上回顾赣南苏区时期（1927-1934）的艺术发展历程和它的历史意义，赣南苏区红色艺术始终站在人性的角度去思考无产阶级个体的精神与自身解放，并以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为人生追逐目标。如许多学者所言，赣南苏区艺术是对人的重新发现，它构建了新社会体系的最大人文关怀。因而，从艺术本体的创作背景、创作题材及艺术活动范畴中考究，赣南苏区红色艺术紧紧围绕着特色年代中革命者和底层老百姓的自身发展、价值实现以及人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构建艺术，倡导以人与社会自由发展为理想目标的艺术体现，其蕴藏的核心理念必然是社会形态意义上的人文价值，符合东西方传统人文精神的中心内容——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张扬人的理性、主张人性自由的思想。
二、赣南苏区红色艺术的现实教育价值表现
艺术教育是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在培养个人实践创造力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激发作用，同时对个人良好品格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艺术对人的情感的陶冶,对创造力的激发,对感觉力的滋养等,在现代教育理论中从来都占有突出的位置”[9]。赣南苏区的红色艺术是历史留给后人极为宝贵的艺术财富。在这些艺术资源中蕴含着不屈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人格精神。所以，从历史角度和生命层面来纵观赣南苏区红色艺术的整个过程，也就可以理解这种意志与艺术精神赋予后人独特的现实教育价值了。首先是赣南苏区中敢为人先的“人与精神的独立”。“个人独立与精神独立”是赣南苏区时期人的内在与外在的自觉表达，也是对革命的忠心与国土热爱的独立。在艺术之外，我们从参加革命队伍的年龄上可考，苏区时期是我党历史中最困难时期之一，在围剿与反围剿时期参军大多以青年为主。据记载“苏区各县16岁至45岁的全部青年80%参加红军；赣南的瑞金非常突出，1933年组成瑞金师，11天内9000多青年入伍”[10]，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苏区红军中的“少共国际师”亦称“少儿师”，全师平均年龄约18岁，最小的为14岁，时任师政委的肖华也仅17岁。不仅仅是赣南，其他地区参加革命的人群中也绝大多数大都是抱着“打土豪，分田地”、“做主人”的革命信念而过早的离开父母在革命中独立生活。从艺术上来说，诸多赣南苏区的红色艺术是围绕革命中“人与精神的独立”的主旨进行创作和表达，如话剧《堡垒中的士兵》、《非人生活》、《你教我打枪》和歌舞《采茶灯》、《麻雀与小孩》等等都是真切地表述个体人的成长和对革命的积极、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赣南苏区红色艺术的素材来源也是完全革命生活的真实写照，如《二七惨案》、《活捉肖家璧》、《妻送夫》等等。这些红色艺术无疑是赣南苏区时期革命的斗争记忆和表达，如张闻天用“洛甫”的笔名在1933年所写的那样：“在苏维埃革命中，我们有着数不尽的群众的英勇的与光荣的壮烈的事实，我们有着新社会创造中切伟大的设施与工作。”[11]其次，赣南苏区红色艺术中孕育的“巍巍之革命品格”。品格是伦理道德、品行人格、做事风格等综合的形成特征。
在地域相同情况下，不同时期的环境因素和历史事件造就个体人不近相同的品格定论。苏区红色艺术中所蕴藏的革命品格理应是巍巍之上，是最真实、最可爱的品格。这种“巍巍之品格”体现在国难当头责任为先的担当精神、艰苦为乐的向上精神、真诚朴实的实干精神。担当精神是苏区红色艺术所表现和蕴藏的一贯主线。在1934年《红色中华》第三版以《八弟兄一齐报名当红军》为题报道和采茶戏剧《八子参军》的演出都是以在五次“反围剿”期间，瑞金普通农民杨荣显先后将八个儿子全部送上了前线并先后都牺牲在“反围”战场上的真实事迹。苏区歌舞《送郎当红军》中表现的是新婚燕尔的妇女在红火革命历程中，舍小家保大家支持爱郎踊跃参红军的题材。甚至有史料记载“1933年在苏区中央政府发出扩大百万红军的号召下，各进步剧团纷纷演出歌舞《送郎当红军》。剧团演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一片参军热潮”[12]。另外，从艺术情感特征考查可知，赣南苏区红色艺术对内在“真”、“善”、“爱”的直白表达是极具真诚和朴实。如戏剧作品《打到漳州去》，它从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是直接传达着革命同志来自内心最真实的呼唤；在《十送红军》中“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绵水清》里“水清水浅我的哥，你去从军莫忘我”等歌谣的内容更是直接明了地表达了当地女性对红军及心上人的爱意和对革命的强烈支持。并且，艺术作品中对敌对势力和旧社会的控诉和怨恨表达也是一针见血、酣畅淋漓，如《告白军士兵歌》、《非人生活》、《不要脸》、《豪绅末路》等等。因此，赣南苏区红色艺术中孕育着的这份责任与担当、朴实和真诚是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内在精神价值，是红色革命丰碑中璀璨的精髓。结语赣南苏区红色艺术是苏区时期人们对艰苦和困难不屈的申诉，是文艺工作者智慧和鲜活人生的璀璨结晶。如果说红色艺术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话，这里更愿意强调它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和提倡的现实教育价值。对于苏区红色艺术的现在与未来，我们则需更多的艺术工作者从不同的高度对它进行发扬和传承，而不是将它放进历史的博古架中。这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13]赣南苏区的红色艺术魅力和价值也正是源自于人与艺术的这种关系。
作者：王志强 黄凡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