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众哲学》的理论贡献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大众哲学》的出版发行，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而且也是第一本针对人民群众所关注的现实问题写作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范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探索。通读全文，不难看出，《大众哲学》从始至终是以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及大众化、平民化的语言风格简明生动的表达艰涩难懂的哲学道理。１．艾思奇非常了解并善于迎合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他的《大众哲学》行文以中国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一般来讲，东方人的圆型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人的线型思维方式，他们的文章通常采用“起、承、转、合”的方式，避免直接切入主题，从而使问题论述从开篇到结尾能够很好的相互映照，艾思奇在写作《大众哲学》的过程中也不例外。美国密执安大学专攻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系教授泰瑞·博登赫恩认为这种写法迎合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指出：“《大众哲学》的章节一般遵循一个固定的结构：艾先提出一个根据普通常识提出的哲学问题或提法，然后很快他就将这问题改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然后他从日常生活中提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命题；然后又再次说明他最初提出来的提法。或回答他最初提出来的问题，他的结论一般是过渡性的，以便过渡到下一个章节里去”。［３］（Ｐ３６２）２．艾思奇准确的把握了国人的情感心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１９３５年前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很多人都存在的一种沮丧和悲观的情绪，艾思奇精准的把握了当时国人的心理与情感，可以说，《大众哲学》的魅力主要在于它从情感上和心理上迎合了大多数中国人的需求。因此，泰瑞教授认为《大众哲学》成功的深层原因在于：“艾的论证的确是有道理、合乎逻辑的，然而他所传达的范围广泛的信息之所以有影响却是由于它的情感因素”。［３］Ｐ３７３“在他叙述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时，同时贬低了西方并提出中国人有能力胜过西方人。他认为中国人不但能知道西方过去在哪里在，今后将走向哪里，而且中国人能够更快地到达那里”。［３］（Ｐ３７４）在这里泰瑞认为艾思奇想传达一种精神鼓励与民族自信给国人，而这也恰恰是当时国人迫切需要得到的一种社会心理支持。同时，作者对艾思奇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魅力打动读者也有深入的描述。在第四章（焦虑时期的身份和力量）中，作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艾思奇如何准确的把握民众的社会心理做了较为深入地剖析。“艾利用人们对经济（生活）的恐惧和对日本人（或其他外国人）的怨恨，从而引起读者对他们的注意。……他描述中国人被外来力量不公正地对待时，他是利用的怨恨心理”。［１］（Ｐ３７２）“虽然他将中国社会分成进步与反动两部分有使社会分裂的，但这种分类法确有着强烈的感染力”。［３］（Ｐ３７２）他说：“采取这种‘新哲学’，人们就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生活，他们会成为历史的合作者而不是奴隶。在一个痛苦、失落的朝代，这种观念在感情上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３］（Ｐ３７０）从《大众哲学》中可以看到，艾思奇总是力求用哲学来说明人们所关心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在写作方法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有机的结合起来，回答了国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提高了广大群众对祖国的前途和民族命运的认识。因此，《大众哲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初步尝试的成功范例。
（二）在认识论等方面为毛泽东的《实践论》提供了借鉴
在艾思奇的理论研究生涯中，他不仅是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而且在致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上也属前列。这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推进。李公朴先生曾指出：“《大众哲学》的作者对于新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有时解释得比其他的著作更明确。虽然是通俗化的著作，但也有许多深化了的地方，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解释。”［１］（Ｐ５９０）他进一步指出，作者对于新哲学的理论系统，也不是完全照抄外国的著作的，除了认识论以外，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它方面如唯物论、辩证法等也都有一定的丰富和发展。只是在认识论方面特别突出一些。１．《大众哲学》认识论部分富有创新性的结构特点，对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艾思奇对《大众哲学》认识论部分的阐述非常有特色，它没有像其它著作一样大篇幅介绍认识形式、思维方式。而是从反映论入手，自然延伸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然后对认识的本质进行归纳，阐明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最后由此引出了对真理的论述。这种结构从逻辑体系上来讲更合理，便于人们理解与接受。这对毛泽东后来写作有《实践论》很大的启发。２．《大众哲学》关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对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艾思奇主要对实践的含义作了说明。同时对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从几个方面做出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实践是人类的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同时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提出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一观点与后来毛泽东的《实践论》中的论述完全一致。可见，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写作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３．《大众哲学》对人类认识的总规律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在列宁之前，马恩等经典作家并未对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做出说明，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曾讲到：“人的认识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充分调动此一时、认识客观世界的辩证的过程”。艾思奇对列宁的这一论述进行了首次的概括和发挥。他指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不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更丰富，所以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循环，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它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滞在原来的圈子里”。［１］（Ｐ４９５）接下来，他进一步指出：“认识的过程是由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又再由理性的认识走向实践，在实践中，又再开始新的进一步的认识，这样不断地像螺旋一般的循环下去，每循环一次，我们所晓得的东西就进步一次。这就是认识的运动过程”。［１］（Ｐ５１０）显然，在这里，艾思奇对人类认识的总规律已做了较为准确全面的概括。此基础上，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艾思奇上述的论述作了更为准确、科学的提炼。“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４］（Ｐ２９６－２９７）由此可见，毛泽东这一概括是借鉴了艾思奇的对这一问题的相关论述，并有了一定的精练和提升。
二、《大众哲学》的社会影响
（一）《大众哲学》是中国思想史上“新启蒙运动”的前驱
目前，从学界来看，对《大众哲学》贡献的研究大多都是从学术史和哲学史的角度进行的，很少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去分析和挖掘《大众哲学》的历史价值。因此，很难突破以往研究的一般性结论。除了上述我们分析的几方面重要贡献以外，笔者认为，《大众哲学》从思想启蒙的意义来讲具有更深刻和广泛的价值。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两个方面是，一是，《大众哲学》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一种哲学理论体系的创新，而是在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的特定历史产物。从这点来看，研究它的思想史价值比起它在哲学史上和学术史上的价值更为重要。二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各种西方文化思潮蜂拥而来的时代，是各种新文化涌动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思想启蒙运动更为深入、更为复杂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哲学》成为当时很多进步青年走向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它的威力和作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蒋介石曾说过：“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５］（Ｐ４４９）因此，它的成功显然代表着人民群众对文化取向的一种自觉选择。海德格尔也曾说过：“伟大思想家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倾听其他‘伟大人物’的著作中那最伟大的东西，并且能够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将它加以转换”。１．艾思奇创作《大众哲学》的时代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２０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思想上的启蒙得到了一大批爱国青年的热烈响应。这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巨大变动，此时年轻的艾思奇也融入到这场思想大变革中去，他积极参加各类报纸、刊物的编撰工作，并开始论著一些小篇幅的哲学文章。这些都为《大众哲学》的出版发行创造了社会条件。当然，面对那个时代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传播，艾思奇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过长期的认知学习和比较的。他曾讲到：“我总想从这里（欧洲哲学中的培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找到一种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感到豁然开朗，对整个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６］（Ｐ２７）由此可见，艾思奇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决不是一时冲动和偶然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期比较研究和深思熟虑的结果。２．从《大众哲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来看，它不仅成功的宣传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场启迪广大青年觉醒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学界开始自觉的认识和反思这场思想启蒙运动。这一意识在艾思奇身上体现的很明显。１９３３年他撰写了《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欧洲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在中国而为五六年的五四文化运动，各种各样的新思潮辐辏而来，时期太短，不容有任何精深的创造的贡献，系统的大著都是以翻译为主，”［１］（Ｐ１１６）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大众哲学》作为中国新启蒙运动的前驱，对中国人产生的思想启蒙作用可以说是当时任何其他哲学著作都无法比拟的。是公认的对当时民众影响最大的一本哲学启蒙著作。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处于所谓的“后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让所有良知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增加了一份社会责任感，艾思奇和其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关注文化问题和学术研究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面对着内忧外患、千疮百孔的祖国，如何能把学术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启发国人自觉自强的动力，以此来推动广大民众救亡图存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因此，《大众哲学》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哲学著作不仅为在中国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也是将启蒙国人和救亡图存两者自觉统一起来的重大思想成果。３．《大众哲学》思想启蒙具有双重性质：即它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启蒙又是一种科学意识启蒙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处于迷茫、彷徨、困惑中的中国人来讲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前提下传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从一传入中国就被当作是一种“科学”真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哲学》不仅是一场哲学思想启蒙，而且是一场科学意识启蒙。在那个特定年代它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也是与这点分不开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洗礼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那个年代的哲学思想启蒙不能全归功于《大众哲学》，但不能否认《大众哲学》是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哲学著作，对广大民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二）《大众哲学》为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范本
在艾思奇之前，也曾有人做过哲学大众化的探索，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一直到《大众哲学》出版发行后，才使哲学大众化的尝试有了新的突破。１．从《大众哲学》的研究方法来看，对读者群体的深入研究是《大众哲学》成功的基础艾思奇在写《大众哲学》时坚持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路。可以说，前面讲到，艾思奇在写作《大众哲学》之前，曾大量阅读各类读者的来信，他不仅为读者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有时也会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艾思奇还把读者和读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分类归纳。美国学者泰瑞指出：“艾和他在《读书生活》的同事们努力想弄清他们的读者是哪些人，并根据读者的能力去写作”。［３］（Ｐ３６３）泰瑞还列举了相关事例说明艾思奇当时为了研究目标读者，曾阅读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和提出的问题。通过信件衡量出读者的水平和需求。“我认为，艾思奇努力以他的目标读者能懂的声音说话，这使他的书籍有一定的可读性和权威性。换句话说，他努力于大众化，使他有向读者说话的能力”。［３］（Ｐ３６４）同时，他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来说明艾是如何打败他在思想意识上的对手的。“相比之下，在国民党或自由阵营里的许多中国作家却明显地不愿意向评议习惯不同于自己的人讲话：他们不说‘当地的方言’，因而也就削弱了他们自己要传达的信息的力量”。［３］（Ｐ３６６）二是坚持以事例引入和说明为中心来阐明哲学道理。艾思奇在《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一文中讲到：“通俗读物要求从头到尾都有明白具体的解释，因此每一篇都把一件具体的事例做中心，而每一篇所定的题目也就不用哲学的题目”。［１］（Ｐ６０４）三是利用人类记忆的特点对一些事例进行重复性的解说。从人类的记忆特征来讲，重复性记忆对加深理解和记忆是非常有帮助的。艾思奇充分的了解人类记忆的特点，他在《大众哲学》的创作过程中每一章运用的事例主要以一个典型例子为主，会有多次的重复。通过运用前面的事例从前一个问题引入到下一个问题，这样，不仅可以充分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逻辑关系，而且多次的重复也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２．从《大众哲学》的结构体系和理论内容看，是“全是站在目前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１］（Ｐ５９０）《大众哲学》全书由绪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四大部分组成，这种结构体系，简明且系统，并且每一部分的结构体系，都包含着创新的内容。这种结构的创新设置，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且也是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需要。泰瑞也认为《大众哲学》相比同年代的哲学类著作而言，具有独特的外形设计、新颖的内容结构、别具一格的写作方法及语言风格。在第三章（传媒、语言与胜任能力）中泰瑞指出：“对阅读技巧不高或时间有限的读者来讲，该书的外形不像哲学书的外形那样令人害怕。相反，《大众哲学》的外形是简短、精练，便于间断地阅读”。［３］（Ｐ３６１）“这本书的结构形式就不如它的外形那样有新意了，然而，它也对艾的这本书受欢迎起了作用”。［３］（Ｐ３６２）另外，从理论内容上看，作为通俗读物的《大众哲学》创新之处也是很明显的。李公朴在《大众哲学》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大众哲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虽然是通俗化的著作，但也有许多深化的地方。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的解释”。［１］（Ｐ５９０）３．从语言风格上看，《大众哲学》采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由于语言上的通俗化、大众化，拉近了哲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使哲学亲近大众，也使《大众哲学》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欢迎。对此，泰瑞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评价到：“几乎所有写到艾思奇的人都对他语言的简洁作过评论。不幸的是，对这种简洁并未予以研究和解释”。［３］（Ｐ３６３）同时，他认为，艾思奇在语言上准确的把握了一条规律，一方面，“艾所使用的比喻方法，在中国是传统方法。……他举的例子，虽然是教诲性的，一般都缺乏儒家说教中的伦理语气”。［３］（Ｐ３６３）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艾用的词汇是新的。他很少使用中国传统哲学论述中常见的词，……艾使用的许多叙述词都是与新的、进步的、与现代有关的”。［３］（Ｐ３７７）这使他的语言读起来既简洁明快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最后，他得出结论：“我认为，他的著作所以能说服人，就在于他能将新的和永恒结合在一起”。［１］（Ｐ３８０）总而言之，《大众哲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是举世瞩目的。它在研究方法、理论内容、结构体系及语言风格上都有独特的创新性，不仅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现实化的道路，而且对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作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新启蒙运动”的前驱之作，对启发国人思想、引领时代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大。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对当前我国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王红梅 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