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国维开始，文学美学的专著大部分采取了类似《诗学》的模式，以清晰、逻辑的线索和科学化的语言方式重塑美学与文学理论。这一方面适应了现代大学与分科教育制度的确立，另一方面也是以美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肩负起科学与民主启蒙的重任，也更有利于知识的教授与传播。可以说，在以上种种情势下，西方美学（尤其是古典美学）作为陌生的“他者”和知识启蒙的“福音”深刻颠覆了古典美学的话语陌生和价值取向，现代性进程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主导。第一，从美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构建而言，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纷纷从西方寻求资源，以期规约、重建中国美学。比如20世纪的美学家或者具有西学经历，或者引介西方最新美学资源等，但无论是对美的本体的论争还是实践美学的调和，都没能跳出哲学式美学的窠臼。其明显特征是先验预设出美学的本质特征，随后使用演绎、分类、例证等模式进行研究，仍然以认识论层面的话语言说对美学进行规约。李泽厚就曾经指出，“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感是这一问题的中心环节。从美感开始，也就是从分析人类的美的认识的辩证法开始，就是从哲学认识论开始，也就是从分析解决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开始。”[10]对于美的存在和思维方式的追问演变成为美与美感之间认识论的话题。王国维、鲁迅、蔡元培、朱光潜、李泽厚、蔡仪、汝信、叶朗等人等纷纷引进西方美学资源，以宏大的学术眼光和学科建设的认知高度，“在当下纷繁复杂的人文知识图景中发展出一种旨在建立‘人的文学’的主导性文论价值与精神”[11]，并且以哲学认识论的视角进行系统化的美学研究。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可谓是以西方美学的火种点燃独立美学形态的文学理论，改变传统中将美学泛化成为诗性话语与人生态度的价值取向。其实，他引进的是一种西方美学意识和话语经验，主体表述依然是中国古典特质的美学术语，如“境界”“隔与不隔”“景语”“无我之境”“壮美”等等。但是这样一种古典美学词汇显然已经不同于雾里看花、淡妆浓抹的古典美学思维语境，而是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完成了西方审美主体、悲剧意志等带有西方现代个性启蒙色彩的话语言说。
比如在《红楼梦评论》和《屈子文学之精神》等著作中，“壮美”作为中国美学话语却实现了与西方古典美学“崇高”的对接。“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12]5“意志力”的彰显、生发与毁灭是西方主体论美学的“崇高”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分析《红楼梦》的生命欲求与意志力的关系，此种逻辑架构与话语方式已然体现出“现代”的特质。王国维的西学“新酒”还体现在对美学独立与审美自律原则的考察，在《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一系列论文中借鉴康德对人类心理认知模式知、情、意的区分，将“美”从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中划分出来进行考察与论述，“吾人于此桎梏世界中，竞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厉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13]这正是高扬了审美自我指涉、纯粹静观的“审美现代性”特质，如果说王国维对于古典美学还抱有无限眷恋，以“旧瓶”的形式本人的移民身份对失落的传统进行回望，那么鲁迅就以斗士的姿态直接“终结”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重建具有启蒙色彩的话语模式，“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意义的东西”[14]。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高度赞赏了类似于“酒神”般的主体性力量，并认为人是能动革命、改造社会的有机力量，美学和文学正在于激发他们带有现代性特质的启蒙与革命的精神，从而实现社会的变革，“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15]。自王国维和鲁迅以来，美学便成为思想启蒙、人性改造和意识形态规约的有力武器，而这也正是中国美学家面对西学资源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相信既然认识论主体性美学给予了西方国家社会改造以强大的理论武器，那么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模式也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添砖加瓦。于是，美学便成为理论的先导与试验场，被赋予了巨大的话语空间功能。随后，“直觉说”“移情说”“崇高”“意志”“审美距离”“内模仿”等西方美学理论话语在中国生根并生发开来，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美学的研究法》提倡科学的美学建构与美育宗旨，以期通达美学独立和审美教育的目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悲剧心理学》借鉴克罗齐、尼采、里普斯等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建构自身的美感体系，其逻辑框架和语言表述均带有现代色彩；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蔡仪的《新美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历史本体论》都引入西方的主体论、反映论、理念、判断、距离等话语，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现代美学理论话语。第二，从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说命题方面，西方美学有着较为完整的体系话语和美学原则，也出现众多的美学流派，其很多的美学体系引入中国之后无论是在方法论中，还是审美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康德、黑格尔的先验式宏大认识论美学框架体系启发了现代美学的学科化、系统化框架；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美学对王国维、鲁迅、宗白华等人的启示，并促使“启蒙”和“自由”作为美学的社会承担；移情论、精神分析美学为朱光潜所“拿来”，成为美感体验和文艺心理学建构的核心话语，在文学上也直接启发了新感觉派文学、现代诗派、朦胧诗派的崛起，给审美经验注入了崭新的活力。直至建国后意识形态规约下的美学大讨论、四大派别的论争和实践美学的张扬，都是以哲学认识论的话语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解答，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逻辑建构的美学框架显而易见，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美学影响中国美学的强大话语力量。在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20世纪以来的中西现代美学产生了明显的“交互转换”现象，西方现代美学开始从中国古典中寻求资源，考虑如何更好地介入文学经验的研究和对人本体生存意义的拷问；中国现代却走上了知识哲学化、学科化、体系化的进程。双重话语空间给予了现代美学以丰富的建构资源，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哲学美学和西化美学“众花齐放”，实现了西方几百年的美学资源积累，但同时也赋予了现代美学复杂性的特质。中国美学一方面需要打破古典资源进入启蒙的现代化社会，另一方面却又看到西方美学已经发生的非理性和现象学潮流，这又给国内学者带来了新的焦虑———是否中国古典美学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呢？于是，以“失语症”为代表的文化焦虑构成了新时期的重要一维，而其代表论点正是通过异质性比较的方式，重新发掘中国古典美学资源，放弃虚伪无根的西方话语。但是，通过对美学话语的“交互转换”分析，我们发现其内在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是：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与审美实践天然的联系，并且试图以感性的力量探寻人的本质存在问题。任何试图将美学与审美实践分离、与人类生存脱节的历时进程都会被美学以自身调整的方式进行适应，从而继续保持这种张力。当然，这也是与社会、经济、艺术、伦理、哲学等密切相关的，“美学从不拒绝任何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分析审美活动的方法，但拒绝把审美活动肢解开来的独断论的方法。美学要求有适应自己研究对象的内在的统一性方法，这种方法既是哲学的、心理的、社会学的，又不是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而是这些方法的变异和重新组合。”
西方后结构主义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存的状况促使西方现代美学的转型，因为如果美学继续保持康德式的精英意识，漠视后现代的生存状况，那么最终会走向自言自语的边缘，所以从中国古典获取了整一体验式的理论资源；而中国现代美学为了适应启蒙、政治等需要，也不得不以西方资源武装自身无奈的灵魂。所以，美学必须保持阐释审美实践和人类生存的有效性，才能不断前行。二、美学话语空间中的双重张力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构筑的“交互转换”话语空间赋予了中国现代美学以独特的多维色彩，在经历意识形态美学和“美学热”之后，新时期的美学家们对“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进行反思，一方面，重新发掘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话语资源，树立民族本土的理论自信；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的“启蒙现代性”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工业文明深刻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中国的学科体制已经构成了当前系统化、逻辑化的场景，再次回归前工业时代的古典文明语境已不复可能。所以，必须在已有的话语资源基础之上继续整合中西美学资源，使美学既有明确的学科建构与自律话语，同时又能够有效阐释审美实践与艺术经验，进而通达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全方位构建有“美”有“学”的民族化、普世性现代美学，则是每一位学者的目标。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不仅给予我们理论启示，其本身仍然也是极具张力的存在。其实我们深入探究这一空间话语之时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状况：它们当中有时间上的差距。中国在20世纪初所接受的西方美学思想更多的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认识论美学，也可称之为现代主义美学，其逻辑与思维模式主要是西方古典时期以来的学科逻辑与理性思维，从时间上来看大致是20世纪中期以前；而对于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阐释学美学以及中国后现代主义美学话语的接受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我们对于此类“非理性转向”美学似乎是采取“平行接受”的方式，因为当时我国正处在美学第二次转型和第三次转型阶段，美学方法论、主体性探讨、审美独立的讨论如火如荼，对于形象思维和“手稿”的再次发掘似乎使美学家们找到了思想解放和反观政治的文化立场。“主体性”的狂欢使得我们对西方同时期的后学资源只是进行引介，并没有将其渗入到美学体系与美学论争之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后实践美学时期，生命美学、主体间性等带有中国反思色彩的现代美学才真正消解了狂热引进的场景，真正从建构与融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美学资源。可以说，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现代美学一直处在“赶超”西方美学的尴尬处境中，从学科化、逻辑化的建构、到主体性美学的张扬，再到当代后实践美学的整合，蓦然回首，发现西方美学正在向我们曾经放弃的古典美学靠拢，这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现在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失落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和西方现代美学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恰恰是中国现代美学价值重塑和发展的机遇。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给中国当代美学带来了发展的张力，西方美学经历的过于膨胀的理性主体之后，转向了对感性生命的关注和审美经验的话语言说，并试图以此来适应学科互涉和文化研究的巍巍景观；而中国面临的同样是意识形态话语松动之后面对文化浪潮的美学有效性问题，所以，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在经历了时间上错位的“交互转换”，终于在21世纪找到了互补协调发展的双重维度。维度之一是现象直观与感兴妙悟的美学话语。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和美学思潮，发端并兴盛于20世纪中叶，“迄今已成为最有影响、在中国美学界运用最多的一种观念与思潮。”[17]无论是生命美学、生态美学、生存美学、体验美学、空间美学等等都从思维方法、美学观念和审视态度上获得资源。
现象学主要是破除二元式的思维模式，以一元式的视角进行美学研究，“这种美学的意向性活动逻辑或对象化逻辑把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实现审美的意向性、双向对象化，凸显出美学的逻辑过程的特征”[18]；其主要方法是“本质直观”，途径是“感性体验”。这些对于中国美学界而言也许并不是很稀有的理论，但是在西方二元论的基本思维模式之中确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胡塞尔就曾自豪地宣称，“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4]22本质直观是现象学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它又有“悬置”和“先验还原”两个相关理论。在胡塞尔看来，从康德和叔本华一线下来的有着先验矛盾的主体能够认知绝对必然性的世界与知识是极大的悖论，为了克服矛盾，经验的自我主体必须把已有的知识“加上括号”，进行“悬置”，“根据显现与显现物之间本质的相互关系，现象实际上叫做显现物，但首先用来表示显现本身，表示主观现象。”[4]8胡塞尔通过本质直观通达“纯粹现象”，而“现象即本质”，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由笛卡尔和康德美学奠定的“主体中心”地位。在意向性的联结下，“我”与“他者”是互为主体，共享现象世界的关系。这一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又称为“主体间性”，成为存在论美学转变的关键。“现象学的直观与纯粹的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19]胡塞尔的哲学现象学开创的思维方式和一元话语深刻影响了萨特、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杜夫海纳的美学现象学以及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等等，并随后扩展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接受美学的领域。其实，现象学的兴盛并不仅仅是哲学美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商品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类科技启蒙理性的不断膨胀引发了一系列的资源、环境、信仰和生态的问题，人性最终被“异化”成为对物的纯粹占有，人与自然的源初和谐关系也被破坏。二元对立视域中的主体膨胀忘却了本真“存在”的使命，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在海德格尔这里成为“存在”，并成为超越二元对立体系的哲学本体。人、神、天空、大地等共同构成了“诗意地栖居”的“四重性整体”，而艺术与诗意正是对存在的澄明和去蔽，诗的本性是真理的建立，真理的诗性投射把真理自身融入作品。“艺术使真理起源，在作品中，创建保藏的艺术是跃向在之者的真理的原动力。通过这种飞跃，而使某种事物诞生，并在其本质的来源处将事物引向在之中，这就是本源一词的含义。”[20]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而言，以艺术和审美介入生活，提升生命的境界，以“妙悟”的直觉观审通达美学至境则是耳熟能详。如果说“神思”还只是心与物在想象中的往复周旋，并没有达到完全合一的纯粹至境；而对于妙悟而言，则是消除心物、主客的一切界限，无物无心而又皆神皆意，通达无所不在的自由境界；一切都是主体，一切又都是复归于源初自然的状态：“无边草木悉妙药，一切禽鸟皆能言。化身八万四千臂，神通转物如乾坤；山河大地悉自说，是身口意初不喧。世间何事无妙理，悟处不独非风幡。”[21]也正如严羽所论述：“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22]所以，面对后实践美学或是新实践美学的建构，现象学和妙悟的美学路径是研究的必须。一方面新世纪的美学需要实现在“后现代”破碎颠覆的语境中实现生命本体的完整体验，另一方面美学沿着“交互转换”的路径走到当前的理论取向也是内在必然，一元式、体验式、直观式的美学话语不仅与西方存在主义、空间转向等理论相通约，更是与中国的古典美学、当代生命美学、主体间性美学、生态美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中西美学以现象学美学实现美学未来发展道路的“殊途同归”，将实现对主体内在生命的终极关怀，这也在极大程度上使美学以审美感性的力量介入当下的审美文化研究。
维度之二是美学诗性形态与文化研究的融合。西方美学经历了现象学的话语转换之后，已然将美学从哲学的话语统摄和学院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以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和存在主义的生存体验加强对当下审美文化经验的介入性；而中国现代美学历经知识化、学科化的路径之后，一方面发现美学面对当前文化转向、文化工业之时表现出阐释的无力感，美学在卸下启蒙与政治的重担之后如何面对被边缘化的现状，是当前迫切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学、艺术发展现状与审美实践也在新时期要求美学重新回归古典美学的相关话语，“走马灯”似的引入西方美学流派理论与中国当下的文学经验产生悖离。所以，“交互转换”张力所带给我们的另一条美学发展的路径正是重新回归跨学科形态的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将西方的后殖民主义诗学、女性研究、后现代主义美学、空间美学、消费文化、文化工业等着眼于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同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诗性形态有机结合起来，以审美文化的视角重新介入到艺术经验的研究当中，“随着各种新兴的研究对象和理论话语在这个领域的产生，文学美学正在成为一种跨学科知识，并引发了对学科体系之外的‘民间’知识的学科化，从而动摇了现有的学科结构。……可以预期，这种整合将在思路、方法、价值观、话语形态等方面更新对艺术审美经验的研究”[23]。审美文化和综合形态角度下的美学并不将审美经验局限于独立的文学艺术领域，也并不像主体性美学那样把审美的“质”、“量”、“关系”以及功利性、必然律、自由律进行细致的区分，而是把美学看做“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审美体验，由此我们一方面关注美学跨学科知识的可能性，比如对消费美学、艺术设计、赛博空间、广告传媒、影视图片等进行后现代美学式的全新解读；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后现代语境中，应以现象学直观的方式对美学元素进行审美体验，强调外部泛美学化与内部人生体验的互动，尤其是凸显了对女性、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其他被边缘群体的美学话语的尊重。所以说，审美文化与文化批评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无法绕开的美学发展路径，我们必须以全新的眼光和积极的视角参与到美学话语建构之中。总体看来，审美文化呈现出三个向度的特质：第一，技术化。中西古典时期的美学理论与美学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在以文学为中心的样态中发展起来的，由此形成了恒定、经典和传统的特质；而新时期以来，审美最明显的特质正是与技术化的联盟，并极大扩展了艺术的边缘形态和学科结构。技术复制时期的电影、电视、声音、图片、网络等前所未有地冲击传统凝神静观的美学体验，并且实现了美学同传媒、信息、电子技术等各个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目前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24]尤其是影像化特质更是成为当今时代的“霸权”，“从电影、电视，到广告和印刷物，从城市规划、家具装修到时尚、美容或健身，我们与图像的关系与其说是‘役物’关系，不如说是‘物役’的关系，是一种被图像所左右的关系”[25]，图像文本给予我们的是形象生动、拟真具体的感官色彩，取代了文学文本的符号化解读与能指延异的过程，所以利奥塔认为，“读”是符号解码与意义澄明的过程，而“看”则是以现象直观的方式把握意义，或许背后就是无意义，但其作为感官体验却必须存在。在此种语境下出现了“艺术终结论”，同失语症一样，作为新时期对影像霸权的美学焦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艺术终结对视觉转型的反思，有利于我们重建体验维度下的主体间性，从而实现后现代中主体的完满统一。而美学恰恰应该俯下身段，重拾文化形态的美学体验，在崭新的语境中分析现代艺术的存在价值和另类体验，增强美学自身的审美实践品格，从而进一步实现美学的复兴。第二，生态性。坏境美学、生态美学、生命美学等都以文化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跨学科视野，将美学渗入到人与自然的关节点上，重新发掘无功利的人类审美愉悦和自然的和谐统一。
面对后现代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从电子网络到居室装修，从影视传媒到广告设计，从文化遗产到文化输出，我们都可以以“体验”的美学心态发现、挖掘、重塑、分析和彰显其中的美学因素与超越情怀，进而实现美学理论生存的空间与阐释现实艺术经验的能力。比如对后现代文化地理和空间转向的分析，本身它是哲学、文化学和地理学领域的命题并不是美学话语，但是当我们以“体验”的方式进行观审，会发现空间性中蕴含了巨大的美学资源。地理与空间资源并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而是为人类实践能力所开发和运用的结果，“地理景观是人们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实践塑造出来，以符合自己文化特征的产物。”[35]27人类的文化观、价值观重塑着空间的属性与模式，城市、沿海、山区、田园等都具有不同类别的文化景观生发出了不同的审美风貌并且表现在文学中。《奥德赛》《俄狄浦斯王》作为遥远空间中对家园的诉求，经历了起点的放逐和终点的回归进程，但是总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失落在这一进程之中，凸显出回归之后的落寞与沧桑。中国的边塞文学、现代以白先勇为代表的台港小说都呈现出不同的文学空间风貌。“文学景观最好是看做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文本为反映或者歪曲外部世界的孤立的镜子。同样，文学也不仅仅是针对客观的地理知识或提供某种情感的呼应。”[35]57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了富有意蕴的空间美学，“在地缘政治学的历史里，对于地方、民族和传统，以及美学感受神话的诉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这里蕴涵了将美学和社会理论的观点融汇一起的重要意义。”[36]所以，当以审美体验的视角观照文学浪潮的种种现象，便会从给予美学以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断拓展美学的阐释效果。体验作为方法论原则针对地是个体性，不过美学最终指向是普遍性的审美经验和人生意义诉求。所以，个体的审美体验推而广之，就必须以反思的形式实现普遍的美学价值。“哲学的最高成就就是：使一个时代的文化意识到自身，并通过系统地对该文化进行阐述而增强它的力量……反思并不仅仅是对自身的反观或反省，而且是从反观与反省中寻求并确认何者具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37]审美活动是美学研究的重要一维，美学与审美自身还包含了自然与自由、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等多样性的统一，于是“体验”也不仅仅是个体的审美意义，更要以普遍的人类审美伦理和道德知性的反思寻求之中获得意义。康德的“先验反思”正是以心灵先验的功能系统体察不同知识的起源与关系，使得建立在先验基础上的综合判断成为可能。如果说体验使得美学的审美价值得以彰显，那么反思则使普世道德伦理性质的意义通达澄明。由此，美学完成了“体验———反思”崭新方法论的建构。中西美学“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路径和理论源泉，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理论自信进行下一步的美学建设。其实比起西方，我们现在所占据的资源更为丰富，一方面是已有的科学化、自律化的美学学科样态，另一方面是丰富的古典美学资源和西学资源，在审美文化和现象学美学发展的路径中，中国美学获得了更为宽广的阐释空间，这也给未来美学的民族化、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抹上了一道亮色。“行到荆门上三峡，莫将孤月对猿愁”，也许美学应该以现象直观的方式回归美学自身，在“静观”中不断适应艺术现实与审美实践的需要，探索出“道法自然”的美学前景。
作者：裴萱 单位：武汉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