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蔡元培的相对主义哲学观
蔡元培的哲学思想内容涵括甚广，既有中国传统哲学的质素，又有西方哲学的色彩；既包含古代哲学的古老智慧，又体现了近代哲学的精神。但目前在学术界形成共识的一点是，蔡元培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以相对主义理论为基础的。
1.关键词：对待
蔡元培的哲学思想中并没有“相对主义”这一明确的提法，蔡元培用的是“对待”这个词。从总体上看，他是用“对待”一词来表达世间万有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吾人所处之世界，对待的世界也……教育之发展也亦然”2。他说：“我等所生活的世界，是相对的，而我人恒取其平衡点”3。实际上，将这种“对待”与“相对”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剖析，蔡元培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抽象的理论或是精神，都是相生相成或是相生相克的，特别是在精神和思想层面，没有一种学说能够永远正确或是永远错误，即认为世界无绝对真理，而绝对的真理只有现实世界具象的存在。在大学的思想现实中，由于绝对标准的缺失，各种思想都应该有其存在的理由，这就为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包”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
2.二元合一的世界观和执中主义的方法论
蔡元培的相对主义哲学具体表现为一种二元合一的世界观和执中主义的方法论[4，5]。在世界观中，蔡元培引入了康德哲学中关于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二元分立的观点，认为现象世界是相对的、经验的，它受因果律的支配，现象世界以追逐现世幸福为鹄的，而现世的幸福是临死而消灭的，因此它不是人的最高追求；在蔡元培看来，人类的希望在于实体世界中，实体世界才是绝对的、直观的。个人的精神世界不断调整以期与现实世界契合，反而能够愈发地逃脱现实世界的痛苦，而达到精神的自由与独立。在此基础上，人的精神境界也就摆脱了因果律的制约，使人趋近于完全的自由。这种二元分立观点的另一面是蔡元培二元合一的世界观，当然这二者并不矛盾。这种“不矛盾”，甚至是“契合”正是源于他引入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将意志作为世界的本性。将人的意志论作为现象世界同实体世界连接点，最终形成了他二元合一的独特世界观。这种对立与统一的二元世界主要是来自他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和意志决定主义的深入研究与融合，并加入个人的哲学思想，在唯心主义中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的二元统一加入了意志决定理论，寻找到了二元世界之间的连接点，从而达到对立与统一。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在一千多年前提出了“兼陈中衡”的折中主义理论，主张广泛学习，将多种观点或是理论（相互之间可能甚至是对立的）进行糅合提炼，荀子的这一学习观点被蔡元培完全移植到了他“执中主义”的哲学观中。本质上“执中主义”哲学观是在“兼陈中衡”的选择方法与“二元合一”的世界观中诞生的。蔡元培提出，广泛学习，无分中外，无分新旧，只要是能够为我所用的一些方法、理论或是观点都能够通过自身思想的消化进行糅合，这种“利用”并不是拿来主义的全面利用，也不局限其本义，而是重点强调个人意志和个人思维的加工作用。在这一背景下，蔡元培的“执中主义”甚至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溯源，即为经典儒家思想之一的中庸之道。由此可从中发现，中庸之道的理论架构来自天人合一，而中国古典的“天人合一”又与“二元合一”几乎存在着难以言喻的关系。也是在这种“二元合一”世界观和“执中主义”方法论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蔡元培始终以“相对主义”的哲学观以北大为实践阵地进行了广泛的革新，在依据现实世界的同时，广泛学习，灵活利用，构建了北大“学术”与“自由”之风。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北京大学的改革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是保证北京大学改革成功的广泛的现实基础。
二、蔡元培相对主义哲学在北京大学的致用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即为北京大学确立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这也是蔡元培的相对主义哲学观的直接体现。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革中所提出的思想涉及众多方面，包括学术兴国、研究至上等，其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则的确立，更具有基础性地位。
1.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则
在蔡元培看来，大学是以学术为志业的机构。而学术研究意味着一种不断反复、深入的探讨，即还未形成甚至不会形成一个最终的、人人都能够接受的完美结论，这也就意味着必然会存在异见，绝对真理在学术研究中不是轻易就能够达到的。因此，相对真理往往成了学术研究的常态。有鉴于此，蔡元培主张：各种思想学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那就应该在大学占有一席之地。蔡元培进而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的实现作为大学之所以为大的评判标准。学术自由与兼容并包是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对各种不同学说的兼容并包保证了学术自由的空间，而切实的学术自由则有利于催生各种不同的学说，进而为学术繁荣培根。此外，蔡元培从其二元合一的世界观出发，提出了大学独立及保障措施。在蔡元培看来，政治是隶属于现象世界的，而教育并不完全属于现象世界，甚至是超轶于政治的，尤其是对于世界观的教育更是全属于实体世界的。因此，现象世界的政治不能也不应该去规定、干涉超出其能力之外的部分属于实体世界的教育，即教育高于政治。所以，蔡元培在1922年明确提出了教育独立的倡议。同时，蔡元培还提出了具体的各种保障教育独立的措施：借鉴法国的大学区制，将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总理教育事务；援用德国学术制度，在大学中成立教授评议会；采用美国财政制度，抽教育税，保证教育经费来源……这一具体举措不仅是他实用主义的体现，更加是相对主义哲学的最佳实践。这一教育独立理念的提出与各种保障措施的建立本质上表达了蔡元培不以政治（包括政体）为教育的指导者或是干预者，而是以唯我所用的实用主义选择观点，广泛吸收现象世界与现实世界中一切“有用”的具象和抽象事物。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原则的实施使得北京大学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各种学说的共存和各种学术流派的争论都在客观上造就了北京大学的学术在整体上的领先地位。大学本就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地方，在这种“鸣”与“放”的过程中，凸显了大学作为一个非功利的学术探讨之地的根本意义。
2.沟通文理、形成圆融的大学知识观
蔡元培的相对主义哲学观对北京大学的另一重大影响是形成一种沟通文理、圆融的大学知识观。蔡元培将所有的知识划分为学与术。他的大学知识观实际上可以当作将自己哲学理论以实用主义具化到现实的教育理论中，即意志决定论作为二元世界连接点的哲学理论，与哲学作为文理沟通的连接点，而另一方面，哲学与文理本身也是来自于不同的现象世界和现实世界。从这一点上来说，哲学在教育中占领了绝对的领导地位，而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这是以哲学理论为基础，用以完成实用文理的衔接。后来他又否决了傅斯年关于分设文、哲、理三科的建议，认为要合组为大学本科，进行通识教育。蔡元培对北京大学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实行一种文理贯通的大学通识教育。蔡元培还着重借鉴了德国大学重视哲学的传统，把哲学作为大学的优势与特色，这种观念是与其二元合一的世界观紧密相联的。在北大任职校长期间，蔡元培以哲学为大学教育之根本，以期通过哲学实现教育的全面性。此外，他还严格地将大学教育的“学”与“术”进行了界定，学即实用科学，能够直接转化为社会实践与生产力，术即理论研究或是真理研究，对人类社会具有间接贡献。但他认为“学”与“术”之间虽有性质之别，但无程度之差。蔡元培对北京大学改革的志向是要创建中国式的柏林大学，以学理探究为核心任务，从而成为柏林大学式的综合研究型大学。
三、蔡元培相对主义哲学观的影响及评价
蔡元培秉持其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将高远的哲学追求与切近的现实路径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则，使得北京大学不仅海纳了各派学说、各种学问，而且吸引了各类学者贤哲，诠释了大学之所以为大的根本，从而成就了北京大学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地位。当然，蔡元培的相对主义哲学观其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这种权宜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契合了他的“执中主义”方法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传统文化仍然根基深厚，而西方新思想尚未与当时的现实世界完全融合，这种“执中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权宜折中。蔡元培在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开发与开展的相对主义哲学观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取精去粕，同时也是对外来先进思想的大力引进，通过这种执中开展的教育工作，本质上是为了唤醒国人，而又不至于同现实世界过度对立，而北京大学也正是在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焕发了强劲的生命力，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之首。因此，蔡元培的相对主义哲学没有成为绝响，它在其后的西南联大的现实发展中得以再次完美体现。在当代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的品格与追求尚难自明，人们的大学论说更趋多元化，蔡元培的相对主义哲学对于试图从源头上寻求精神资源、求解现实大学根本出路问题的人们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