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在思想路线上,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马克思就曾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毛泽东同志也强调:“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并经由实践检验,“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也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指出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就确定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政党必须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基本原则。
一、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要统一,或者说“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这包括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两个方面。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却往往容易只强调“实践第一”的方面,而只重一个方面,这就又容易陷入“实践哲学”或“实用主义”中。这时还是要运用辩证法这个黑格尔所称的“约略于上帝的力量”加以分析。实际上,不仅是马克思,像道教的“阴阳”、佛教的“色空”、儒家的“中庸”等也都含有辩证法的意蕴,当然他们还有朴素辩证法、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的区别。而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法的另一面,就是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际上,事实是过往所有人类所认知的所有现象的总合,不能以个别、片面的现象否定事实共相,同样,实践是过往所有人类过往所有社会活动的总合,不能以个体、片面的活动否定实践一般。而从这实践一般基础上总结、升华出来的理论就不仅对过往既成实践具有解释力,也对未来实践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不能一切都要试过再说。否则,理论就成了跟在实践后头的仆人或跟班,只能起起总结、解释的作用,如何能稍稍高于实践来指引实践呢,马克思说过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就是针对这一倾向提出批评的。
中国哲学既然偏爱形象思维,就打些比喻来说明。比如,多数人依据杀人者必受到惩处的过往实践或间接经验会得出不能杀人的认识,非有人不信就要去试一把,结果不过是又用实践重复验证了一回而已。还有吸毒有害的认识,也是不信别人的间接经验,非要自己亲自实践,结果仍不过是重复验证。再比如,因为我们没有亲自见过孔子、释迦牟尼,就无法通过解读《论语》或《佛经》正确理解其思想吗,尽管不同的解构性解读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不一定都正确,但各种哪怕是对立的解读经过正反合,合起来综合看,还是有可能愈加接近正解的,何况即使亲自见到他们,如果“子不语”或“佛拈花微笑不发一言”呢?又比如,“落后就要挨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论”这样的认识或理论,是经由无数过往实践总结得来,如果不用这个理论去指导未来实践,非要等再实践试错后再改,那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同样的,依据数学模型和电脑推演得出的“核冬天”和“全球变暖”将加速人类毁灭的理论,有没有人敢去实践一次核大战验证一下呢?
二、理论具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把握和可预测力
在量子力学的“几率说”或“或然率”出现以前,以往理论多是按照“因果决定论”来把握规律或预测趋势,比较强调必然性。如《圣经》是通过神启或先验预测未来(实际也是知史鉴今,以过去因知未来果,东方朔也是以前知500年来后知500年的),《易经》是通过建立某种数学模型预测未来,马克思主义则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等。但在“几率说”或“或然率”出现后,偶然性的成分增加了,一些人就认为,理论对过往既成实践具有解释力,但还能指导和预测未来人类实践吗?何况科学突飞猛进,:“相对论”、“量子力学”、“多普勒频移”、“哈勃定律”、“宇宙大爆炸”、“宇称不守恒”、“暗物质”、“波光两重性”、“测不准原理”、“混沌理论”、爱因斯坦的“能量场”、“蠕虫洞”、以及道家的“经络”、“气”等新事实还在不断被发现或验证。此种情况下,如果不讲辩证法,不认同或然性中蕴含着必然性,就会走向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相对主义”、或近代休谟的“不可知论”、或现代德里达的“结构主义”,就会认为“一切不可知”、“一切不可测”、“一切皆可能”,而马克思的“两个必然”,人类终将走向共产主义的规律把握或趋势预测就会被消解。就会回到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论调之中,就会回到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发展“无序”的绝望之中,列宁不是在《怎么办》中针对这一问题指出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吗,怎么又“新瓶装旧酒”地“旧话重提”,仿佛“历史轮回”了呢。
此外,还有学者曾提出,即使按照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任何一个人在社会实践中增加了一个活动点,就会改变历史合力的方向,因而社会发展无规律、无方向。但这可能是没有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在某一个时间段如人类的青铜时代,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加上蒸汽机或宇宙飞船的点,社会还是要在生产力水平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加上某个点后的质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否则,我们不用等宇宙飞船,也不用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理解为要有社会上其他人的电、飞机的发明之后,才有宇宙飞船的发明,直接就用UFO或“嫦娥奔月”了。而即使以“几率说”来论,按照“测不准原理”,不可能有50%对50%的绝对准确的几率对比,则那怕49.9999……%的差别,也会导致几率的有所偏向而带有某个倾向。波普曾经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将会导致一个集权的、专制的“封闭社会”,而按照“几率说”、“或然说”,正如“自发的市场并不必然导致好市场”、“不预设立场的学问并不必然导致纯粹的学问”一样,“原初开放的社会并不必然导致好社会”,希特勒不也是在民主的、自由的、多元的“开放社会”下走向了“封闭社会”吗,这恰恰说明了理论对实践的“改变世界”意义,为什么不用人的有目的、合规律的实践确保不论原初的社会是“开放”还是“封闭”的,最终都能走向好的“开放社会”,而不是又放任自流或“或然”到“封闭社会”去了呢,这正如发挥人的良善的主体意识对“水结晶”的影响是能够改变“水结晶”的表现状态的。因此,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辩证法而不是静止的、形而上的辩证法)应该还是有效的,并不能就此以偶然性否定理论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
三、理论都是有期效的,但在特定时间段内相对稳定,不能轻言过时
德国诗人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曾借由魔鬼的话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6]列宁在《论策略书》也曾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既然实践常常在变,理论总是跟不上还有何意义呢,岂不是时时落后、时时得变?但是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具体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从不标榜自己是永恒真理,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乃至消亡都是必然的。列宁也曾指出:“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8]按照质量互变规律,这里说的“一小步”,指的是超出了度的一小步。真理性的理论认识也是有度的,如果具体地、历史地条件中去审视,超出这个度,就会变成谬误了。正如日心说证明之后,地心说就过时了,宇宙说证明之后,日心说又过时了一样。但是,在新的、能够影响理论变化的重大科学革命、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总水平发生质的变化之前,这中间会有一个量变积累的时间段,这期间一般地说某些成熟理论体系的内核或基本原理应当是稳定的,对人类社会此段时间内的实践也是有指导和预测作用的。同样如同在日心说证明之前,人类只能按照地心说理论指导自己的言行一样。何况日心说、包括现在的宇宙说也不能说永远是正确的,但在新的实践验证新理论之前,人类也只能按照日心说或宇宙说理论指导自己的言行。《佛经》《圣经》2000多年了还有未过时之处,而马克思主义才150多年也不能轻言过时,至少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之内还看不到过时的理由,正如马克思一方面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但另一方面也强调:“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过时与否与时间长短无关,还是与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总体发展水平以及重大实践活动的状况发生变化有关,如果“自由人联合体”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然就失去意义了;如果“人类肉身是物质、灵魂是暗物质”被验证,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也要做出调整。同样的,如果“第一推动力”或某种“绝对存在”找到了,“上帝说”就要做调整;如果“火星上有生命痕迹,人由火星坐诺亚方舟移民而来”被证明,“进化论”就要做调整;如果“黑洞那边另有多个平行宇宙”被证明之后,“现世说”就要做调整;等等。这些也是要具体地、历史地看问题。否则,按照历史虚无主义的视角,岳飞、孙中山岂不成了抗拒民族融合、制造满汉对立的顽固分子,汪精卫岂不成了促进中日共荣、推动全球化人类融合大潮的先驱了?也许1000年后人类无阶级、无民族、无国家,地球人四海一家共同对付外星人是可能的,但现在没有那个条件,也没到那个状态,还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历史地看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导实践,就因为它是科学。马克思曾经指出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力:“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这种指导力如何实现呢?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导实践,就因为它是科学,之所以它是科学的,就因为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探究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而这又是迄今为止不断被实践所证明了的。
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不仅要在解释力和解释方式上更加贴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还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理论不能只是跟在实践后边“解释”世界,还要像“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那样,站在比实践高一点的地方,才能指导人类社会既有目的、又合规律的向真善美的社会去做“改变”。诚然,在人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改变”世界也只能是在尊重自然、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不能不顾客观条件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造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不良后果。但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几乎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就好比既然人都是要死的,那就不吃不喝坐那等死好了,还有什么必要在那瞎折腾这100多年呢?这种人的存在意义的深层哲学思考难以争论出明确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实践中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几乎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不管个人或社会是有目的的还是盲目的、合规律还是不合规律地进行着社会实践运动,在相对静止的一点时间内,“历史的合力”是可以在理论指导下有目的的运动的。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这就是列宁所要求的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
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需要一定的“灌输”和“引领”。在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形成之前,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通过“灌输”理论来指导实践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在《我们运动中的迫切任务》中,就曾强调过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就是“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然而,当前在西方流行一种“真理的市场自然选择理论”,认为可以任由思想多元发展,群众自由选择、优胜劣汰。这实质上是“市场万能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哲学上的表现。实际上,恰恰是资本主义根治不了的顽疾——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必然扩大的实践反复证明,“自发的市场并不必然导致好市场”,如今已经没有人单纯“迷信”市场、鼓吹市场“神话”了。同样的,“不预设立场也并不必然导致纯粹的学问”,在“头脑里的思想不会空缺”、“信息就是选择”的时代,做学问想做“纯粹的学问”、想“价值中立”、想“不预设立场”、想研究成果“不被利用”也是不太可能的。就好比菜刀没有立场,被谁用就有了立场;原子弹没有立场,怎么用就有了立场;科学没有国别,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由于不可能存在不是人所开发、人所利用的成果,因而不同的人必然将成果立场化,中日交战之时,研究成果能够中立共享吗。何况即便按照市场规律,理论的也有个推广和营销方法问题,不能不加引导,比如对吸毒、赌博的言论听之任之,自由选择,过去的实践不足为鉴,即使未来造成危害也是他自己的事,不必事先引导干预,这也是有违公众依据实践和社会契约达成的共识的。经过无数实践验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样要经过教育、引导乃至灌输,才能从自发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升为自觉的阶级意识,这既是实践试错、自由选择的过程,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服务实践、引导实践作用的过程。
当然,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并不能就此否认各个具体学科研究的特殊方法和技术手段。即便对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指导,也不是要教条式的理解和照搬照抄的。1884年,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1887年,他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种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具体而言,就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的立场,关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基本观点,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等等。没有这种立场、观点、方法,就会将《红楼梦》的解读局限在吟诗作画、风花雪月的言情小说之中,而看不到社会变迁的大历史;就无法把握对岳飞、洪秀全、孙中山、汪精卫等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而陷入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就会否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把握和能动作用,而造成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埋头于务实的、庸俗的、无目的发展的实用主义等错误。
总之,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归根到底还是要以实践为依托,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同经验主义、修正主义一样,走到另一个极端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也是不可取的。以实践性为显著特点和本质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决不企图建立某种最后的体系而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的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正因为它任何时候都不停止随着时代洪流前进的步伐,时时注意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始终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永葆着生机与活力。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础上,立足各自国情、面向各自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普遍性真理与本国的特殊性相结合才探索成功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发展必须“坚持以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加强和改进理论研究”。在当代中国,实践反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复杂局面,无论遇到什么风险考验,我们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实践的指导作用。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坚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用这一理论体系服务和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方向才能更好地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