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表现
与传统农业教育相比较，清末农业教育近代化主要表现为:多元化的农业教育机构，近代化的教育理念和学制，课程设置近代化和师资队伍专业化。
(一)多元化的教育格局
近代农业教育机构呈现多元化格局，既有官办各级农务学堂、农业留学教育、大学堂农科教育，也有教会学校中的农业教育和民间农业教育机构。
1．各级农务学堂
各级农务学堂是清末农业教育的主要形式。早在维新变法之前各省就出现了农务学堂，创立于1896年的江西高安蚕桑学堂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开端。戊戌变法期间，时人认为中国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民务农，而不知农之有学。”[5](上册P135)张之洞上奏光绪:“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6](外篇《农工商学第九》P156)改变之法只有开办新式农业教育学堂，“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外县士人，各考其乡之物产，以告于学堂，堂中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县乡绅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试办以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从之。”[7](第一章P41)光绪颁布上谕，要求各省“以农为体，以工为用……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有能创新法者，必特立予优奖……所有颁行农学章程，及制造新器新艺，专利给奖”，并且要求各省仿效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的做法设立农务学堂。在政府推动下，各地出现了设立农务学堂的高潮。1898年杭州蚕学馆、湖北农务学堂先后成立，1901年江西蚕桑学堂设立，1902年山西农林学堂、直隶农务学堂先后设立，1903年湖南农务工艺学堂设立。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规范地方农业教育办学，冀鄂两省先后把当地农务学堂改为高等农务学堂，鲁晋苏浙省份也纷纷开办高等农务学堂。除此之外，各省还设有大量的初、中等农务学堂和专门性讲习所。至1908年全国共开设高等农务学堂4所，中等农务学堂25所，初等农务学堂22所，1909年时又新增加高等农务学堂1所，中等农务学堂6所，初等农务学堂37所。兴办新式农业教育成效比较显著的有鄂湘冀鲁桂晋等省份，学堂数量最多当属湖北省，到1910时，湖北各级新式农业教育机构共48所，其中高等农务学堂1所，中等农务学堂6所，初等农务学堂40所，农业教员讲习所1所。
2．农业留学教育
清政府在兴办新式农务学堂的同时还向西方国家派遣农科留学生，学习农业技术教育和农业管理以缩短与西方差距。早在1889年，浙江就向法国派出留学生专门学习养蚕技术。甲午之后，留学西方习农科受到政府的重视。对于留学生的派遣目的地，朝中大多数官员倾向于日本，张之洞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谴;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一、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6](外篇《游学第二》P96)因此，甲午之后，中国以日本为学习对象，不仅开设新式农务学堂，而且从学堂中选拔优秀学员派往日本官款留学。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留学生13人，其中1人学习农科，学成归国后被授予农科进士;1897年浙江先后官派3人赴日留学农科;1903年31名留日学生中有2人学习农科;1905年更是派出40人去日本专门学习农科。据不完全统计到民国成立前清政府共向日本派出200多名农科留学生。庚款留学施行后，清政府又开始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学习农业教育，到民国成立前，清政府先后派出28人留美学习农科，13人赴欧洲习农科。[8]他们留学归来后，为中国农业科学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就有竺可桢、邹秉文等人。尽管清政府被推翻之前派出的农科留学生数量不多，但这些留学生在外开阔了视野，归国后大都成为近代中国农业科技的中流砥柱。
3．大学堂农科教育
大学堂农科教育和农科大学是清末农业教育的最高形式。1898年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实现国强民富。光绪帝诏令开农工总商局、设农会、刊印农报、译西方农学书籍，并开设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成立后，遵循“中体西用”原则，强调“中西并重”，二者“会通”，缺一不可。课程设置分普通学科(类似必修课)和专门学科(类似选修课)，普通学科为经学、理学、诸子、格致、初等算学等10科，专门学科包括农矿、工程、商学、卫生学、高等算学、地理等科目。1902年张百熙制定《钦定大学堂章程》对京师大学堂进行改革，章程强调大学堂师生必须遵圣谕广训，“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章程把大学堂分为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预科分政、艺两科，其中艺科设有农学，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并给予农科举人出身资格。专门分科开设农业学科，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深造，并给予农科进士出身。[9](第二章《壬寅癸卯学制的酝酿、制定和修订》P235－252)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对钦定大学堂章程作出修订，制定出新的奏定学堂章程，新章程继续遵圣谕广训，命各省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开设农工商实业学堂，如“富于海错之区，宜设水产学堂”。新章程把大学堂分为经学、政法、农科等八科，其中农科又分为农学门、林学门、农艺化学门、兽医学门。[9](第二章《壬寅癸卯学制的酝酿、制定和修订》P328－339)1905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开始筹建，1910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正式成立，这是清末农业教育规格最高，课程设置最全，教学方法、教材选用和师资队伍最专业的农业教育机构，是为中国现代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的发源。
4．教会学校农业教育和民间教育机构
基督教诞生于巴勒斯坦，唐朝时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此后一千多年中，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大多受到官方打压和民众冷遇，发展形势不容乐观。直至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允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基督教才在中国获得历史机遇，欧洲传教士纷纷派遣前往中国传播“福音”。传教士最初在中国往往开办慈善机构传教，如行医、开设孤儿院等。在传教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中国大约80%，而且农民多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因此，要想基督化中国，必须先基督化占中国人口80%比例的农民，占领农村这个根据地。所以对农民进行近代农业教育、传播农业生产技术成为了西方传教士的首选。1904年，美国传教士琼斯在上海开办文纪女塾，教授园艺技术。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农业教育，它开启了西方近代农学通过教育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先河。清末时期，教会学校农业教育成绩最突出的当属后来的岭南学堂。1908年美国农业硕士高鲁甫任职于岭南学堂，他召集一些对农业感兴趣的学生到学校农场劳动，给每人平分一块田地种植蔬菜，并亲自教授他们如何播种、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他带领学生反复在农田进行化肥实验，研究适合土壤的化肥。1912年高鲁甫在岭南学堂开设初级农业课程，并引进西方农作物品种在校进行选育和改良，为后来的岭南大学的高等农业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除了政府开办农务学堂，西方教会开设农业教育外，民间也举办农业培训机构。1904年张謇在上海兴办水产学堂，1907年山东渔业公司在烟台举办初等水产小学堂，宣统元年广东农林试验场开设农林讲习所，次年天津直隶水产讲习所开设。这些民间农业教育机构层次不一，是为政府农务学堂外的农业教育形式。
(二)近代化的教育方式
1．教育理念和学制规范化
与传统的农业教育不同的是，清末农业教育有了明确清晰的办学层次和学习年限规定。1898年，浙江蚕学馆成立，年招生30人，学制三年，专门传授蚕桑养殖技术。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举办直隶农务学堂，分速成科、预备科，速成科学习一年，预备科学习五年。是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统一全国学制，规定京师大学堂分为预科、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其中预科、专门的农科教育学习期限各为三年，大学堂学习期限不限。次年清政府修订章程，明确规定农业学堂分为初、中、高等与大学四级。其中初等农业学堂学制三年，学生在校学习最基本的农业知识技能，卒业后能从事简单农事;中等农业学堂学制预科两年，本科三年，学生在校学习农业生产中必备的知识技能，卒业后能胜任农业生产;高等农业学堂学习期限为预科一年，森林、兽医各为三年，本科农学四年，以培养近代农业管理人才和各学堂师资人才为目标。农科大学三年卒业。[7]((乙编《清末学堂》P24)此外，新章程还对讲习所、补习所学习年限和理念进行了统一规定，讲习所学制两年，以培养普通补习所师资力量为宗旨，补习所学制学制三年，以学习简易农业知识技能和小学普通教育知识为目标。不难看出，清末农业教育理念和学制规定逐渐由地方性参差不齐走向全国的统一化、规范化。
2．学科和课程设置系统化
庚子国变后，清政府大兴农学。1902年，张百熙在钦定学堂章程中对学科和课程设置进行了详细规定。章程中设农科，下设农艺学、兽医学、森林学、农业化学等，后又完善。同时在课程设置上，全面合理且实践性强。全部课程设置可以划分为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以专业为例，高等农业学堂农艺学基础文化课有国文、修身、算学、格致等;专业课程有农学、园艺学、昆虫学、土壤学、气象学、地质学、岩石学、肥料学、水产学、植物病理学、农业工程学、农艺化学等，实践课主要有农具使用法、耕牛使役法、干草法、家畜饲养法、农具构造、排水及开垦法、农用手工、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法等各种实用技术。[10]以学校为例，山东高等农务学堂中除设置国文、伦理、外语体操外，农艺学设置专业课20门，实习课20门，森林学专业课25门，实习课4门，兽医学23门，实习课8门。[11]总体上看，清末农业教育专业科目设置详细，实习技术科目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显示出对农业教育的重视。与传统农业教育相比，清末农业教育既有专业学理，又有实践技能操作，融理论性、实践性、社会性于一体。
3．师资队伍专业化业生、农科归国留学生、传统教育出身者、外教。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任用教员章程。章程明确规定，高等农务学堂教员须有本国大学堂毕业文凭，中等农务学堂由实业教育优秀毕业生暂时充任，初等农务学堂教员由农务讲习所和中等农务学堂毕业生担任。其中新式农务学堂毕业生是清末农业教育师资力量的主力军，且在师资队伍比例上逐年增加。以湖北高等农务学堂为例，该校先后有11人在此教育体制下毕业后留校担任农林桑等副教员。农科归国留学毕业生也是清末农务学堂师资主要来源，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凡是官派留学归国者须做专门教员五年，且期内不得调为其他差役。因此，官派农科留学者归国后多从事农业科研教学任务，为中国农业教育近代化做出了贡献。由于清末农业近代教育处于发轫期，因此，师资力量不足成为了制约农务学堂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为缓解这一难题，多数农务学堂只得招聘接受传统教育且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农业技师担负教学任务，如张之洞多次从浙江招聘经验丰富的技师到湖北高等农务学堂传授蚕桑技艺。福建蚕桑公学也“雇浙江桑工，料理桑园，并教授接桑等事。”聘请外国教习也是清政府为缓解师资力量不足采取的主要措施。1903年，清政府在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高等实业学堂正教员……暂时除延访有各科学程度相当之华员充选外，余均择聘外国教师充选。”[9](第二章《壬寅癸卯学制的酝酿、制定和修订》P434)1904年之前，多延请欧美教习人员，之后多为日本教习。外来教习在学堂一般担任外语人才和农业专门技术传授，在清末农业教育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中国近代农业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清末农业教育的影响
清末农业近代化教育使中国农业逐步走向了近代化，对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清末农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熟悉近代农业科技的人才，促进了近代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推广。多元化的农业教育机构培养出了不同层次的农业生产技术人才，直接满足了近代农业生产。据1909元年清学部总务司统计，是年全国各级农务学堂在校生人数达到6028人。民国成立前各级农务学堂在校生增加到了15379人。这些在校生直接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毕业后大多从事近代农业生产，把近代农业生产技术直接带到了农村和农民中间。与此同时，各级农业学堂还发行农业报刊传播农业生产技术，如直隶农务学堂创办的《北直农话报》和《农务官报》。《北直农话报》在创办时就以“振兴农业，开通民智”为宣传宗旨，话报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推广近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使当地农民的农业技术得到了提高。第二，清末近代农业教育促进了农作物品种改良化。清末农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注重从西方直接引进先进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改良试种，然后全国推广。1902年，武汉地区由于天气恶劣导致蚕桑业大受影响，但采用了近代先进技术的农务学堂却产量颇丰，引得不少蚕农纷纷采用新技术。光绪1906年，工商部从国外引进玉米新品种，并采用先进农业技术试种，亩产玉米产量比传统玉米品种多出43公斤，新式优良品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很快在全国推广种植。直隶农务学堂直接从日本学习近代蚕桑养殖技术，引进先进品种进行试种改良并加以推广，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蚕桑生产的升级。不仅如此，农务学堂还教习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近代农具和化肥材料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第三，清末农业教育近代化为现代农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末兴办农业教育虽然时间短促，但是它毕竟标志着中国农业近代农业教育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其深远影响一直到今天。今天各地农业大学大多从清末农务学堂演变而来，如河北农业大学从直隶农务学堂演变而来，北京林业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农林科演变而来，四川农业大学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而来。其他各地的很多农业大学，追根溯源从清末农务学堂发展而来。
作者：刘孝阳 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