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的缘由
20纪初，中国的教会大学广泛开展农业教育是基督教差会内部和国际国内外部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是中国农业教育史上由仿效日本转向以学习美国为主的西方教育模式的开端。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传教士传播福音的需要。由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保守的思想观念，给传教士们传播福音造成了困难，因此传教士认为借助医药事业和教育是最有利于接近百姓传播福音的途径，而在中国这样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知识是传教士与农民沟通的纽带，他们需要教会大学提供一个学习农业知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且当时的中国还面临着严重的温饱问题，当百姓还在担心下一顿饭能否吃饱的时候，没有人会对圣经的教理感兴趣。相反，如果在这个时候传教士帮助他们提高农业技术、改善生活条件，不仅可以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使他们有条件参与宗教信仰活动，还可以获取他们的信任便于传教。此外，对于传教士来说，传授农业知识以及帮助农民改良农业本来就是基督徒的一种善行。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教会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中国的教会大学主要是由外国各差会建立的，并且直接套用了西方的教育模式，导致学校与当时的中国社会脱节，洋化色彩严重，致使人们认为教会大学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武力入侵的延伸，大多持排斥态度。在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具有农业专业知识背景的传教士，另一方面通过展览、演讲、印发科技书籍、参与农业指导等方法不仅拉近了学校与社会的距离，而且使基督教和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紧密联系起来，利用学校的服务功能消除社会偏见，为学校的发展争取更广阔的空间。此外，农业教育作为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具有农业专业背景的传教士在中国教会大学中切实感到设置农业课程的必要，于是许多教会大学在这些教授的号召下开办了农业教育。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的扩张表现在商品输出和文化输出2个方面，教会大学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文化入侵的工具，自然具备文化输出的属性，在中国教会大学里开设农业教育不仅输出了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且输出了西方的文化观念，在潜意识里可以起到麻痹中国百姓的作用，以便他们瓜分中国。这些教会大学毕业的学生以后很有可能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农科的设置就是在为未来影响中国农村奠定基础，就像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说:“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军校，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1］。
此外，在教会大学里开设农业教育也是争夺农村势力范围的手段，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眼中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拉近与农民阶级的关系，不仅可以倾销相关产品，而且可以取得农民阶级的好感，用非暴力的手段抢夺农村势力范围。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需要。20世纪初，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战乱不断和自然灾害使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乡村遭受重大损失，农业生产发展缓慢。教会大学中的许多传教士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在基督教大会上呼吁给予中国农村更多的帮助，例如1920年北京美以美会百周庆典程序会议上的决定:“不但要为城市教会训练牧师，而且要做出特别努力来为乡村教会训练牧师。我们极力主张每个神学院都应有1个生产、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并主张要使学生时时牢记这几门功课与实际布道的密切关系”［2］。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教会大学的本土化不断发展以及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兴起，教会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加强，对农村的责任意识也随之增加，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发展。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立学校中的农业教育兴起，但由于经费不足，缺乏教师以及学校教育落后等原因，发展极为缓慢，迫切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解决发展瓶颈。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促使教会大学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教育模式开办农业教育，继而培养大批合格的农业专业教师，同时也为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1920年基督教教育调查团在考察农业宣教会时发现，“不仅传教士和差会对农业宣教会感兴趣，需要为这项工作而教育出中国传教士，而且还发现国立学校和试验站不但调查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的毕业生，而且还确实从这些学校聘用工作人员”［2］。此外，20世纪初是中国教育由效仿日本向学习美国转变的时期，教会大学作为美国在中国的文化窗口，当国内出现对现代农业教育的需要时，教会大学势必会把美国的现代农业教育模式带入中国，这就需要通过教会大学首先在本学校内开设相关专业，然后作为模仿对象传播至其他学校。
二、中国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历史作用
中国教会大学作为基督教传播福音的途径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入侵的工具，这是由建立动机所决定的，但是中国的教会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世俗化”和“本土化”，逐渐成为以教育为主的教育机构，这是教育工作者和中国社会进步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教会大学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一部分。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在中国农业教育史上虽然不是最早设立的，但其教育方法之先进和效果之显著，是同时期其他学校模仿学习的典范，对中国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教会大学自身的局限以及西方农业教育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不适应，也对我国的农业教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第一，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发展。中国教会大学开设农业教育对中国基督教事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培养了一批具有农业知识背景的传教士，促进了中国农村地区基督教传播工作的发展。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作为基督教差会农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通过农民最能了解的方式对农民宣传基督教福音，并用最有效的方法帮助农民过一种收支平衡的基督徒生活”［3］。农业教育通过农业相关事务把传教士和农民联系起来，不仅加强了二者的联系，而且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使他们有条件参与到宗教活动中来。其次，增强了中国基督教教会的自立。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起初所有中国的教会都受到外国差会或外国传教士的控制，随着中国基督徒人数不断增加，以及中国教会“自养、自治、自传”运动的开展，许多本土传教士要求洗去中国教会洋化的色彩，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通过培训中国传教士的农业技能，使他们学会了农业生产，这无疑从财政上促进了中国教会的自立。最后，促进了中国基督教农业宣教会的发展。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一方面直接为农业宣教会输送人才，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扩大了农业宣教会的社会影响力，例如许多教会大学的农业实验场地是由学校和相关农业宣教会联合开办的，通过教学实践活动把学校、农业宣教会和农民联系了起来，从而促进了中国基督教农业宣教会的发展。第二，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农业人才。中国教会大学培养的农业人才不仅包括农业技术指导者，还包括农作物科研者，不仅包括农业教育者，还包括农业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中国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农科专业学生，虽然大多漂洋过海继续自己的学业深造，但是最终大部分回到了祖国，奉献于中国的农业事业。例如金陵大学农学院从开设高等农业教育到抗战爆发，共培养1200余人，约占当时所有教会大学农科学生的三分之一，根据后来调查统计，这些人中95%都在中国从事农业科研或教育工作。教会大学培养的农科毕业生虽然极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他们对中国近代农业的贡献是不容小觑的，例如岭南大学毕业的卢永根和郑儒永2位中科院院士，他们对中国的农作物遗传学和系统真菌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另据《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农学篇》统计，在《植物保护卷1》中约45%、《作物卷1》中约30%以及《土壤卷1》中约20%的科学家都来自于金陵大学［4］;除了这些农业教育者和农业科技工作者之外，还有许多如原农业部粮食生产司司长王绶等农业官员，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贡献着力量。第三，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农业教育的发展。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为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学制改革提供了样板，促进了现代农业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清末时期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国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一些开眼看世界的改良者希望通过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学习西方的措施，改变中国长时间欺压受辱的局面。作为具有相似社会文化背景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的使国家走向富强，于是政府广泛派遣官员和留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并带回了日本的教育学制，因此民国前期的高等农业教育学制也还是学习日本时形成的“癸卯学制”。随着中华民国成立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逐渐由学习日本转向学习美国，这时中国教会大学开设的农业教育成为中国学习美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学制的窗口，事实也证明了1922年11月1日颁布的“壬戌学制”是以美国为模板确立的“六、三、三、四”学制体系，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至此中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学制最终确立。此外，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还促进了教学模式的改变。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高等农业教育因地制宜设置课程，不仅学科建设不全，而且教学时间短，如按规定除农学是4年毕业外，森林、兽医、土木等专业都是3年毕业，外加实践教师的严重缺乏，学生几乎没有实践课程。而美国农业教育模式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特别强调教育、研究和推广相结合，中国的教会大学完全引入了这一教育模式，不仅建立了许多大型实践场所，而且以乡村建设为己任，在农村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这种教育、研究、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给中国农业教育提供了示范，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农业教学模式的改变。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只存在了半个世纪，但是它为新中国农业教育奠定了基础，是我国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金陵大学的农学院现今成为像南京农业大学等许多农业专门大学的一部分，岭南大学农学院成为华南农业大学前期基本的组成部分，还有许多其他教会大学的农业教学院系在1952年高等院系大调整后都被并入其他大学，并继续延续和发展着，这些农业教育院系所依托的教会大学虽然都消亡了，但是他们为我国农业教育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第四，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提供了实践教学的示范，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教育、研究、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其根本的动因在于学以致用，在实践中教学，在教学中实践。而当时中国的国立学校基本上还属于经院式教学，理论与实践得不到很好的联系，这种“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为其他学校提供了学习的范例，为加强中国农业教育的实践教学起到了促进作用。另外教会大学的农业推广还使学校与农村、师生与农民零距离接触，不仅消除了中国社会和百姓对教会大学的隔阂，而且为教学科研提供了素材，“开辟了通向社会并为社会所认同的道路，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5］。第五，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帮助农民改善了生活条件。教会大学认为“农业推广乃一种具有教育性之工作，旨在服务及教导农民及其家庭经营农业，并协助解决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之一切问题。……是以凡有关农业推广之设施，须以改善农民生活为基本原则”［6］。他们利用演讲、展览、演示等方法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改良的种子分发给农民，提高了农民的种植技术和作物产量，通过农业推广间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如金陵大学农林科每年通过农业推广受惠的农民人数多达10余万，在蚕桑方面每年分发优良桑苗10余万株，无毒蚕种3万余张，极大提高了蚕农的收益［7］。除了帮助农民在生活物质上的改善，教会大学的师生来到农村通过传播福音以及先进思想观念，在心灵上也改变着农民。在看到中国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历史贡献外，还应该看到它的弊端，这是由教会大学的建立动因以及特殊属性决定的。教会大学归根到底是为基督教服务的，农业教育拉近了传教士与农民的距离，方便了基督教势力的渗透，而且从国家层面来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入侵的重要途径，培养了一大批亲美份子。从教会大学自身来看，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长期游离于国家掌控之外，而且与中国社会实际相距较远，其农业教育模式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如中国农民识字率和人平均土地要远低于美国，造成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无法在中国广泛使用。
三、中国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当代启示
从1914年在金陵大学开设农业教育到现在已近百年，虽然教会大学已经在中国大陆消失半个多世纪，但是其农业教育理念和办学方式等，都对当前农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启示作用。首先，理论联系实际，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农业教育是一门高度强调实践的学科，但据研究表明，如今我国许多农业高校的课堂教学与运用实践相脱节，科研成果大部分不能在农村推广，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也远远落后于国外，仅有30%多一点，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利用率都比较低［8］。中国的教会大学在开设农业教育之初，就把教学、科研和推广紧密联系起来，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毕业生，并积极投身于农业科技研究中，提高了农业种植的成功率，更加重要的是师生不仅在实践教学中帮助农民改良生产方式，而且通过展览、演讲、发放教育宣传册等方式把科研成果推广到农村中去，使大量的农民受惠。因此，当代的农业高效不仅要有好的教学和研究成果，更要把科技成果转化成实际生产力，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其次，优化专业结构，提升教育质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一产业规模逐步缩小，这影响到了农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规模，传统农科专业学生占全国高校在校人数不到3%，这就需要学校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提升教育的质量。中国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在开设之初都只设置了最基本的农科专业，随着与农民交往的深入，从农民需求中发现课题，并随之调整专业设置。此外，教会大学的农业教育还以严格著称，不仅严格筛选入学者而且在学习过程中采用淘汰制，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教会大学的农业毕业生人数较少但成功者居多的原因。最后，培养创新思维，提高适应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教育对我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如今的高等农业教育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这就需要强大的创新思维，根据实际不断调整和改变教育策略，以便于适应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教会大学生长于中国动荡的历史时期，农业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也饱受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仍可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得益于它具有创新的思维，使其适应历史的潮流。如农业教育成立之初，面对中国学生基础知识薄弱等问题，建立了1～2年的预科学习语言和基础知识，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
作者：王聪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