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农村公共投资中对公共物品的投资决定主要由经济因素和农户意愿决定。农村公共投资到底应该投入哪个领域才恰当，投资多少才合适，政府对农村公共投资应该具体投资建设什么项目才能体现出投资的效果，对此，许多经济学者都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进行了研究，王利君（2013）对此总结说，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应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如果不认真对待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就盲目投资，将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也就不能完成公共产品的最优供应。朱玉春等（2011）论证说，检验政府供应的农村公共产品是不是达到了预设目的的最直接、最可行的试金石是农民对公共物品是否改善他们生活的评价。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相应的需求表达机制，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还不能实现，不能准确的实现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意愿。王蕾等人（2012）从农户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农村公共投资的问题，发现当前农村公共产品最需要的是道路、农田水利办法、农业科技推行、治疗、饮水设施、教学；而且，农村公共投资的重点应放在投资建设生产性的公共产品。
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特点
（一）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是基础性投资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性特征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充要条件。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决定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处于最基础的一环（王利君，2013）。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属于基础性投资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农业部门从事生产的基础性条件，如通信、农村道路等设施的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基础性保证;二是指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间接地为其它产业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了基础保障和便利条件，例如农业科研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还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健康优质的农副产品。
（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能够调动农民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中国农民以户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决定了其对农村公共物品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愈高，这种依赖性就愈大。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量直接影响农民的私人投资热情，并最终影响农业产出以及农民收入等三农问题的解决。此外，农业具有的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双重属性使其成为同时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倘若没有农村基础设施和政策性保险的投资支持，再加上外部性等因素，就会严重损害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使得难以产生预期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水平决定着农民进行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三、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增长关系的理论
（一）赫尔希曼的”引致决策最大化”理论
赫尔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阐述了具有代表性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即各个国家应该把资源集中用于农业某领域，并以此为基础倒逼其他产业的投资与发展，而具体投资的项目应当遵循”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即优先投资那些能够通过自身发展促进其他产业快速发展的项目。赫尔希曼认为，在相当宽的限度内，基础设施(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活动之间没有特定的技术关系"，在这些限度内，基础设施越不足，则特定产品的直接生产活动的成本就越高。可以得到两种发展模式，即”能力过剩条件下的发展”和”短缺条件下的发展”。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率先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引致决策最大化”，更好地带动直接生产活动的发展。具体到农村而言，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也能引致直接生产活动的决策最大化，带动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和农村的稳定。
（二）舒尔茨的农业经济增长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Schultz，1964)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各个国家应该重视政府对农业投资，积极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对有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20世纪50年代，当时发展中国家不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部门投资回报率低，资源配置无效率，并且盲目追求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状态，舒尔茨提出农业和工业一样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舒尔茨指出，农业的发挥首先要区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区别，并加以区分。传统观点之所以认为农业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是因为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投资率边际递减，这就造成了其对其他工业部门投资的有效刺激不足。因此改造传统农业，使其向现代农业转变就显得格外重要，而主要措施就是寻求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要转变传统农业对农业生中的物质资料如：化肥、种子、机械作物等的投资，把精力放在主对农民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尤其是农业知识以及提高他们生产技能等方面，即按照新经济学观点，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因此，现代农业的发展，如农田水利灌溉技术、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如农村电网改造能够更好地促进现代农业的腾飞，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作者：刘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