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宫廷音乐机构设置的建立及发展
1“.教坊”，唐代最大的俗乐机构。教坊是唐代最大的俗乐机构，由皇帝专门派人进行管理，其云集了当时最为著名的乐工及乐伎，且其地位高于太常寺。教坊这一音乐机构的设立是唐代音乐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很大一部分是从太常寺分离而来的，其意为“教乐之坊”。唐代的教坊主要有内、外教坊及“宜春院”这几种类型，所谓的内教坊并不是相对于外教坊而言的，即所谓的“内教”之坊，主要是培训宫女的机构。根据史料记载，唐代的内教坊主要包括武德年间的内教坊，专门负责雅乐的管理；另一处为开元年间的内教坊，该机构与音乐歌舞成百戏不相关，而是教习有儒学者的宫人。同时，内教坊的艺人只能在宫内演出。外坊指的是左、右教坊，唐玄宗以“太常礼乐之司，乃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大唐新语》中提到“：开元中期，天下无事，玄宗从禽自娱，便于蓬莱两侧立教坊，以倡百戏。”[2]31这便与操练、演出等内容为主的雅乐有着明显的不同。崔令钦在其《教坊记》指出设立教坊的原因：由于太常乐人自负技艺精湛，并与宁王带领的王府乐进行比赛，令玄宗很是不悦，便决定礼乐太常寺不应有俳优杂伎，这便是改革教坊的重要原因。2.设有梨园，专为宫廷培训歌舞人员。梨园早在唐高宗时期便设有一个属于太常寺的俗乐机构“，梨园”原为皇帝禁苑中的果蔬苗圃，并设有亭台、球场专供皇帝游乐。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唐代的梨园有多处，其最出名的还是长安太常寺的“太常梨园别教院”，其主要功能就是专门教授新人以供奉新曲。在洛阳有一处“梨园新苑”，其有艺人数千人，多以演奏俗乐。在骊山华清宫东门外也有一处梨园，专门为皇帝游玩巡幸之所。根据《唐会要》中记载“：太常梨园教法乐曲章等”，由此可知，梨园中乐工的教习多为太常寺负责。唐玄宗时期，在设立左右教坊的同时，又设立“梨园”，并将原来人员不固定的梨园分为三百固定人员以专习法曲，最终成为一个特殊的乐舞机构。安史之乱后，梨园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当时代宗下诏“停梨园，留着皆隶太常”，从此梨园乐舞机构正式解散。3“.妇人巧者入掖庭”的管理及“议乐”机构。掖庭局是唐代乐伎的来源之一，主要负责宫女的管理及官员家属的后宫事务。其内设有习艺馆，主要是音乐歌舞的培训，且多属于业余培训，并不是培训专业的舞蹈演员。掖庭局中的女乐人较多，《唐六典》中记载“：唐顺宗出掖庭教坊六百于安国寺之外，令其亲属各自领回家中。”由此可知，唐代掖庭局有着一定的音乐教育方面的活动内容。详校所是唐玄宗时期设立的一种议乐机构，属于一种临时讨论音乐的机构，又被称作“详定所”，负责讨论宫廷音乐的技术及演出规范等事宜。中晚唐时期，宫廷中仍保留详定所这一机构，《全唐文》中记载“：唐昭宗令大举纲目，并宜详定所掌，明征典故。”[3]77这一机构还影响着唐代以后的音乐管理机构。如宋代便沿袭该机构，有详定所审乐，并制定礼乐之制。
二、唐代音乐管理制度的内容及特征
1.唐代的音乐管理制度。唐代的音乐管理制度是唐代音乐机构相互关联的各种制度的总和。在正史中记载的唐代音乐管理制度有乐官、轮值轮训、考核制度等，深刻影响着中古以来中古传统音乐教育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初唐时期，官署供养的乐人数量庞大，太常寺管理的就有一万多人，梨园子弟上千人，即便是社会动乱的中晚唐时期，太常寺也有近五千人的音乐队伍。太常寺中的乐人多以轮值的方式供奉于朝廷，即每年有近三个月的时间服务于太常寺，其余时间便返回原籍居住或生活，轮值期间每日米二升，且每年都有赏赐的秋冬服饰等。梨园及教坊的高级乐官主要由宦官担任，低级乐官则有具备较高音乐才华的人担任，梨园及教坊的一般乐官地位并不高。教坊制度中，外教坊乐人不但能在宫中演出，而且也能在宫外表演，其人员编制主要有博士、乐伎及乐工等。同时，教坊中胡人乐工的存在说明了其对外来音乐的重视。教坊乐伎的生活范围非常有限，内人们与亲人相会时的时间及地点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若违背与宫外私下联系的规定，其后果不堪设想。例如，在唐高宗时期，一宋某乐工因为宫人传递消息，即被处死。从演奏及表演角度分析，太常寺的音乐管理最为复杂，其不但有郊祀之乐，也有用于礼仪及各种仪式的鼓吹乐。另外，太常寺还负责管理俗乐及散乐等。梨园乐人主要有坐部伎乐人、宫女、小部音声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民间音乐技艺高超者。2.唐代音乐管理制度的继承性及创新性。音乐制度与音乐类似，都有一定的继承性。唐代太常寺在功能上就继承了前代，同时其还继承了前代不少的曲目，而唐代也有不少创新。如唐代对隋朝的七部伎进行了增加与修改，最终发展成为唐代的九部伎。由于多部伎必须从头至尾进行演出，而唐代的二部伎就不受此限制，可以演出部分或单独的某一曲目。唐代的音乐管理制度有着很强的创新性，其新设置的教坊及梨园规模非常庞大，代表着唐代音乐的最高水准，并对后世音乐有着重要影响。梨园乐工及教坊子弟在宫廷音乐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王昌龄的《殿前曲二首》中便有“：胡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此正反映唐玄宗时期对梨园弟子的喜爱及欣赏。唐代的音乐管理机构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其吸收了大量的外来音乐。在唐代宫廷演奏的曲目中有不少属于胡乐，例如著名的《圣明乐》其实就是胡乐。3.唐代社会变迁及经济繁荣对宫廷音乐管理制度影响巨大。在安史之乱之前，唐代社会基本保持着统一的局面，其音乐管理制度不断发展及完善，而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对国家的控制力减弱，梨园及教坊制度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安史叛军攻入宫城之后“，梨园子弟散如烟”，极少数随玄宗入蜀。太常寺在安史之乱后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文献统考》中记载“：天宝之乱，肃宗克复两京，唯正旦含元殿受朝贺，但有登歌，无庭中乐舞矣。”这说的是，虽然太常寺在收复京都后也得以重建，但朝廷的礼乐与盛唐相比已经简化得很多。同时，唐代音乐机构及管理制度与君主的爱好有着很大的关系，唐代的梨园及教坊是前代所未设置的音乐管理机构，其与唐玄宗的音乐爱好有着很大的关系。到了中晚唐时期，梨园及教坊演出的规模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顺宗时，因其多病并思有所作为，在其登基初期便逐放大量乐工出宫。宪宗时便对教坊进行了限制，同时由于准备对藩镇的战争，朝廷还下诏禁止私乐演出等。由此可知，皇帝对音乐的喜好及其对音乐机构的影响是巨大的。4.政治经济繁荣为音乐机构、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的政治制度继承隋制，实行了均田制及租庸调法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动了手工业及商业的繁荣。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也为音乐机构的设置及完善提供了条件，如太常寺主持国家礼乐，其开销位居诸司之首。唐代还沿袭隋朝的分部管理音乐形式，有着组织规范及有系统器物的音乐组织形式。唐代宫廷燕乐发展，其乐部就包括七部、九部、雅乐部等，其乐部的设置如果没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依托是很难实现的。同时，唐代多元意识形态也推动着宫廷音乐文化的发展，而繁盛的音乐文化需要音乐机构作为载体，这样唐代音乐机构的完善便成为音乐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由此可知，唐代宫廷音乐机构及制度的完善并不是偶然的，其政治经济的稳定为其繁荣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封建音乐文化的积淀及统治阶级的偏好使其达到了历史最完善的程度，而盛世之后的宫廷音乐机构开始走向衰亡，并延伸出新的音乐文化。
作者：梁婷子 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