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农业风险投资的正式制度约束
我国《担保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这就在法律层面上阻碍了农业科技风险投资政府担保制度的推行，从而抑制了风险投资公司对农业科技企业的投资。虽然《风险投资法》、《投资基金法》等促进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法律体系已列入国家立法规划中，但其至今尚未出台。关于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不成体系将长期制约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而这也必然会制约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顺利进行。其次，我国农业科研投资体制对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制约。我国的农业科研体制几乎全部是公营的，政府农业科研主管部门进行研究经费分配的决策程序主要是通过专家组磋商决定的，由于这种决策机制存在着信息和理性的有限性、主体行为和动机的复杂性、动机和所承担义务的不平衡性及表决制中多数票通过规则的缺陷，往往导致投资效率低下。2003年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为0.411%（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0.57%的水平。国际粮农组织报告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农业研究投资占农业总产比重的平均值约为1%，而发达国家一般为2%，发展中国家一般为0.5%~0.6%”，而我国农业科研经费只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的0.2%，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还低。我国的情况是种子、农药、化肥等一些农业生产材料本应属私人投资物品的都在由国有企业垄断，这必然会降低市场效率。而一些需要政府进行投资的公益性农业科研项目，实际投资却严重不足。玉米、水稻杂交种是有商业利润的，因此应该让企业参与，政府提供服务，让企业赚钱，政府收税。但我国现有的制度安排却抑制了企业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在许多政策法规的规定中歧视私人农业科技企业，如《种子管理条例》就明文规定禁止私人企业从事杂交玉米和杂交水稻的种子生产和经营业务，这极大地抑制了私人企业对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积极性。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加工、农业生物技术产业这些私人物品行业恰恰是农业风险投资最看好的农业产业。长此以往，势必不利于我国农业科研市场的顺利发展，必将抑制风险投资对农业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再次，我国金融政策体制对农业风险投资的制约。我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资金缺口大是制约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又一重大因素。据一项调查显示，我国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中，政府和银行资金大约占70%，民间资本所占比例很少。而农业风险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农业科技企业除了面临其他企业共同面临的风险外，还要面临自然风险、生产周期长、地域性强、推广速度慢等特有的不利因素，这使得风险投资机构对农业领域的关注很少，资金更是捉襟见肘。在2009年风险投资机构对各领域的关注度上，对新农业的关注度最少，仅为4.23%。我国现行金融体制对高新技术企业上市标准过高和指标太少的政策阻碍了风险资本的顺利退出。能否顺利退出市场是风险投资的关键，这极大地限制了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现有法律制度规定企业法人股、国有股不能流通和交易，只能进行场外协议收购，这与风险投资业通过股权转让，获取资本利益进而实现高额的投资回报的特性相背离，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农业风险投资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一是农业企业的交易习惯对农业风险投资的制约。在我国科技部、农业部、教育部、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部门联合举办的一次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上，主办单位创造了风险投资公司与农业科技创业团队对接的机会，会后很多获奖企业并没有引入风险资本。分析其原因：一是这些农业科技企业大部分是家族企业，大部分公司的股权由家族掌握，他们认为把企业的股份低价卖给风险投资公司是对企业的一种贱卖行为，同时也会削弱家族权利；二是在农业科技企业看来，创业投资机构对企业的要求太高，引入风险投资的程序过于复杂：风险投资公司对企业进行实地考察，详细了解企业实际情况，亲自审查企业的财务账目，签订一系列协议条款；三是农业科技企业偏重对科技创新的执着，风险投资公司顺应市场需求，追求利益最大化等等方面使二者意见偏差。通过这次活动可以看出，农业科技企业对风险投资公司的运作模式缺乏认识，对资本的市场化运作不是很了解，没有认识到资本运作能够给企业和股东带来的价值，这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也不利于风险投资在农业企业的发展与传播。二是人才的培训管理惯例对农业风险投资的制约。中国风险投资业最紧迫的问题是人才缺乏问题。我国在农业科研及科技人才培养方面投入的资金长期不足，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公司在运作过程中，一般会出现两种倾向：一是管理者偏好技术研发而不重视企业管理，技术偏好就是管理者的素质结构中技术研发能力强而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比较差，当企业经营受阻时，只是一味的倾向于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二是传统管理思想构成企业成长障碍，这是指相对于技术创新偏好，企业管理者往往被传统管理思想所束缚，忽略了风险企业中的高风险、高成长性使其管理方式特殊性，容易在管理思想、管理方式上简单化，将风险企业同一般的传统企业不加区别，用同样方法进行管理。这与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有关，即应试教育思想根深蒂固，我国大学专业设置过细，不利于综合人才的培养，加之缺乏有效的人才市场、经理市场，所以缺乏这种具备战略性眼光、能够自觉的为所投企业的发展献计献策的跨领域的通才，难以寻觅到合适的管理者。而我国农业科技企业的人才匮乏问题更是严重，根据一项最新调研结果显示，农业科技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比对资金的需求更加紧迫。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就会遇到自身的管理模式渐渐不能适应市场的急速扩张、需求的急剧膨胀的情况，甚至有时会出现由于管理环节的滞后从而影响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状况。风险投资公司与农业科技企业人才均缺乏的状况从根本上限制了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发展。在人才流动方面，美国有良好的示范作用。例如美国设立专门的经理市场以便人才进行流动，如果经理经营管理业绩优秀，工作能力强，他们就有可能前往更大的公司任职。美国宽松的人才流动环境，使得人才流动频繁。而且各公司技术人员相互之间经常进行开放性交流，这不仅有利于技术人才寻找到最能发挥自己潜能的职位，充分调动每个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而且也可以促进信息的充分流动和知识的有效传播。在我国的企业中尤其是国有企业中，由于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企业职工习惯于一成不变、安稳有序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人们普遍缺乏开放的观念和敢创、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彻底改变的。近年来，由于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因人设岗，人才闲置和浪费严重，许多人才无法获得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专业不对口，怀才不遇，大材小用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问题都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风险投资的发展。三是创业文化的理念的缺乏对农业风险投资的制约。创业文化的理念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敢于承担风险。美国人的民族精神是勇于创新，敢于冒险，坦然面对失败并视之为成功的起点。这种创业精神是风险投资必不可少的精神内涵，是美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美国是风险投资发展最好的国家，其有着成熟的风险投资体制，被称为世界最大科技创新中心的硅谷，就是美国风险投资成功的标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求稳不求变、不能宽容失败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思想，这使得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厌恶风险，偏好与满足于获取稳定收益的投资，而这是与风险投资所必须的冒险、敢于失败的创业精神截然相悖的。因此，应采取长期宣传、加强教育、创造宽容失败的氛围的方式引导创业精神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创造风险投资市场机制，引导、激励优秀创业人才通过创业谋求商业利益，形成并逐步壮大创业群体。农业科技企业的创立人大部分是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的具有创新意识的农民，而我国农民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就要追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我国悠悠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就是农民的屈辱史，特殊的历史造就了我国农民忍耐力强的脾气秉性以及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农民安贫乐道的思想根深蒂固。诺斯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服务于具体的经济目标，当经济目标有所变化时，意识形态也必须随着变化。中国农民的传统思想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中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代风气的。这极大阻碍了农民融入当今高度开放、高度信息化的市场经济，对于农业科技风险投资这种新的带有冒险性质的经济形式，农民接受起来就显得更加困难。
三、加快发展我国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建议
一是加大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政府扶持的力度。从长远角度来看，在发展创业投资事业中，政府不应扮演投资主体角色，而应充分发挥其守夜人的角色，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从政策和资金投向上来引导风险投资者，为风险投资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但是短期内我们还需要加大政府的直接投资力度。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初期，农业科技企业的特征表明没有国家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短期内政府的直接投资是必要的、急需的。政府应主持设立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以少量的政府投资带动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农业科技风险投资领域，以促进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政府要为风险投资公司的健康发展、顺利运行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对于由农业科研机构转制为农业科技企业的企业，政府除兑现国家的专项扶持政策外，还可以从税收方面给予地方性的政策优惠；建立和完善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风险补偿机制，通过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等形式，对风险投资企业为支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而投资的农业科技企业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标准对待；建立由政府出资的农业科技风险投资担保体系，以政府信用为担保；实行对农业科技企业产品的政府采购制度，引导和鼓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择优购买国产农业高新技术机器设备和产品。二要尽快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法规体系。我国政府应尽快出台《风险基金法》和《风险投资法》，通过立法的形式促进对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完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完善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辅助法律制度体系，修改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使零散的农业科技税收优惠条件系统化，完善《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法》，完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在风险投资中介机构中建立专门的农业科技风险投资中介柜台。通过立法规范风险投资行为、规范中介服务行为、市场交易行为，明确风险投资者和风险企业的权益和责任，使风险投资的运作有法可依，以此保障风险投资机构在资金筹集、项目选择、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利益。由于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以《风险投资法》为主体的相关法律体系尚未建立，关于农业风险投资的相关法律条文也不是很多。缺乏法律的保驾护航，农业科技风险投资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所以要加快风险投资对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就必须加快相关法律建设。三要通过现代的多种媒体形式加大对风险投资的宣传力度。政府对风险投资的理念、运作规律、运行特点及促进科技进步的宣传力度不够，以至人们缺乏对风险投资的系统认识，这在风险投资企业与农业科技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情况不止在普通民众中广泛存在，甚至一部分政府官员、负责人也常常把风险投资等同于“投资风险”或是“有风险的投资”，这种认识上的偏差直接导致政府制定政策和企业选择投融资方式上的偏差。针对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些相关问题，我国政府应加大对风险投资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范围内更新风险投资观念，倡导学习风险投资知识，营造良好的风险投资人文环境四要创造有利于农业风险投资发展的社会服务环境。我国目前现存的为农业科技服务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建设总体水平还相对滞后，需要我们下大力气进行建设与完善。首先要规范社会服务机构，使这些机构与政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节，强化其独立的法律责任。改革中介机构的组织制度，采用无限责任的合伙人制度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约束力，制定一套完整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建立为农业科技风险投资服务的中介机构体系，明确各机构的分工，如建立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咨询公司，用来评估向农业投资者推荐的项目；建立和完善产权交易制度和市场，促进对农业科技企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股权投资，推进农业产权交易、创业农业风险资本的股权投资；建立农业信息服务渠道和客户管理网络；对农业创新技术的经营活动和融资提供服务等。五要农业科技企业转变思维方式，规范企业管理。农业科技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就一定要转变经营方式，农业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必然与其创新技术分不开。但当农业创新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其对市场的把握程度往往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时刻把握市场的需求。单纯对技术的追求往往会造成农业创新产品与市场的脱节，因此对于农业科技企业的领头人来说就必须从技术创新的核心人员转变为大型企业的管理者。农业科技企业的顺利成长必然伴随着管理方式的改革，农业科技企业可以通过风险投资公司的帮助，引进规范的企业管理模式使企业由过去简单的垂直管理方式向平行管理方式转变。所以在风险投资公司为了评估农业科技企业的各项生产与管理活动时，农业科技企业应该借助契机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引进高级管理人才，解决企业管理层人才缺乏问题。六要重视培养高素质的投资人才，注重培养新型农民。对于风险投资企业而言，高素质的投资人才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源。人才不可能从天而降，必须要在投资实践中加以锻炼与培养。培养投资管理人才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如由有丰富的投资经验的人员通过对现有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的集中培训；吸引海外投资人才加入风险投资企业，同时将有潜力的投资可塑型人才送出国进修；建立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于任何上岗之后的培训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奖励，因为只有伴随着健全的激励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投资人才潜力。对于农业风险投资来说人才方面更是捉襟见肘。农业本身具有收益时间长、投资风险大、易受自然条件影响等缺陷，对农业企业的风险投资要求投资人才不仅能充分掌握基本的风险投资运行机制，还要具有基本的农业知识。农业企业更加需要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区别于其他风险投资的特性还有需要农民的加入。因此，各级政府都应重视和积极推进对农民素质的教育培训。农民教育培训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因此政府责无旁贷。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应紧紧围绕《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关于农民教育培训的重大计划，建立面向市场、适应时代需求、全方位、全社会参与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各级政府应把培训高素质农民纳入工作日程，将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细化农民培训专项，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农民终身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作者：石冉 王秀芳 王梅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