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歌唱家已经在舞台上驰骋了半个多世纪，为观众奉献了大量音乐经典，堪称我国声乐界的一棵常青树。虽然不同时期歌唱家的声乐演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在整体上还是透射出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具体如下：
第一，鲜明的时代气息。歌唱家之所以能够在我国民族乐坛长盛不衰半个多世纪，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作品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自从1945年加入八路军文工团以后，她的作品就显现出高度的时代敏感性。在土地改革时期，她演唱的《翻身道情》就像一部时代奏鸣曲，不仅深刻痛斥了旧社会的种种弊端，而且明确地描绘了新社会的美好，从而呼吁大家团结起来闹翻身；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歌唱家演唱了反映妇女解放的《妇女自由歌》，既是对共和国的献礼，更是对妇女解放新时代的赞颂和渴望；在抗美援朝时期，出于对和平时代的期盼，歌唱家演唱了歌曲《王大妈要和平》，很好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同时也有力支持了志愿行动；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国家建设时期，歌唱家一曲《我的祖国》唱遍南北大地，既回忆了创建新中国的峥嵘岁月，又描绘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从而很好鼓舞了当时全力奋战于祖国建设的劳动人民；尤其在祖国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国家组织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歌唱家重新演唱的革命歌曲《南泥湾》，再次把人们带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可以说，歌唱家在不同时期都保持着高度的时代敏感性，时时刻刻打动着国人的内心，这也是其在民族乐坛“青春永驻”的精髓。
第二，鲜明的戏曲色彩。由于早年的学戏经历，歌唱家掌握了多种戏曲唱法，这对她后来的声乐演唱产生了深远影响。歌唱家在演唱中充分借鉴了戏曲唱腔，特别是对润腔的使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润腔技术是中国传统声乐艺术的宝贵资源，它是传统音乐表演艺术家们借助倚音、嗖音、波音、滑音、颤音等技巧对乐曲基本曲调的各种装饰和润色，从而使作品的色彩更丰富、立体感更强、韵味更浓。在《恨似高山仇似海》唱段中，歌唱家几乎用尽了润腔的所有技巧，如在唱“我又来”时，为了让语言清晰，达到字正腔圆的效果，特意对“又”字进行了倚音处理，从而突出“四声”效果；在唱到“老天爷睁眼”时，为了增强感染力，体现艺术色彩，歌唱家对“爷”字进行了嗖音处理，而嗖音在曲谱上是无法标明的，完全依靠艺术家的发挥，这充分体现了歌唱家的二度创作能力；而在“白了头”“天天盼”中则通过波音的连续使用，把喜儿心中的苦楚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动情地表现出来。除了对字音进行润腔装饰外，歌唱家也对节拍、节奏、力度、声音造型等进行装饰，如在唱到“恨似高山”时，就通过“重音重复”技巧对“高山”进行了相应的处理，深刻表达了喜儿的仇恨情感。可以说，在声乐演唱中，歌唱家不仅仅局限于融入润腔技巧，更在舞台表演、情感处理等方面积极借鉴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精华，从而让自己的声乐演唱艺术呈现出极高的民族神韵。
第三，浓郁的乡土风情。歌唱家的声乐演唱能够征服万千观众的另一“法宝”在于她时时刻刻不忘音乐艺术的“群众性”，即非常注重普通民众的感受和对地方民歌的吸收，从而让作品在优雅中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比如，在演唱歌剧《白毛女》时，她就吸收了河北、山西民歌《借麦穗》《青阳传》等音乐素材，在《王贵与李香香》中吸收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音乐素材，而《小二黑结婚》与《刘胡兰》则充分借鉴了山西民歌与山西梆子。除了在形式上运用地方音乐之外，歌唱家在声乐演唱中，还非常强调角色的扮演与生活体验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她多次深入到农村体验生活，着力于从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和生活实践中去挖掘、提炼丰富的情感体验，深入到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去领悟、探究在不同情境下，人物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无怪乎在饰演“喜儿”时，引起台下观众纷纷振臂高呼：“打倒恶霸黄世仁”“严厉镇压恶霸地主”的现象。从这里可以看出她的演唱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就是“乡土气息”的魅力。
在歌唱家的艺术生涯中，不仅为人们奉献了诸多经典作品，而且其长期不断的艺术创新精神同样令人钦佩之至，其推广民族音乐、提携后辈的举动更是令人赞叹。我们在研究歌唱家高超唱法的同时，一定要积极学习其继承发扬民族传统音乐的态度和实践，从而为民族传统音乐的推广进献微薄之力。
作者：薛瑞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