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教育的社会个体行为也发生了转变，成为了当下的由国家主导的全社会都参与其中的一种行为。教育管理的内容包括确立教育发展规划、制定教育政策和法规、确定教育产品生产模式、管理教育活动运行过程、提供咨询服务、保障教育督导评论、引导舆论导向等。当前，改革与完善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是一项迫切的重要任务。
一、新时代下的我国基础教育改革
（一）知识经济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挑战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日新月异的知识创新，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互相激荡，能否掌握不断推陈出新的能力，是否拥有大批的高素质人才资源，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否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屹立不倒。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经济蓬勃发展，GDP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这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一个奇迹。但是，取得这样的成绩所依靠的却是廉价的劳动力，没有任何一个一流的国家是仅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就成就的，比如中国与印度相比较，印度以相当高的软件业成就，成为了“世界办公室”，而中国却是“世界制造工厂”。在这些不容忽视的实际情况下，我国的基础教育在价值取向、制度建设、知识教学等方面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学生思想的启蒙、创新意识的萌发和创造性思维方式的形成等都与基础教育不可分割，在这个充斥着个性化的时代，在这个呼吁中小学基础教育走向生命、回归本真的时代，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与变革。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对战略性发展基础教育的思考
在21世纪这样一个必须创新的世纪，谁具备创新型人才，谁就能独占知识经济的鳌头。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新就是其本质，是一个民族、国家永葆生机活力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一个国家组成综合实力的重要部分。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下，知识经济提倡创新教育，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坚持以教育为本，增强国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及科技实力的能力，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质，将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加速国家繁荣昌盛的实现。集中历史智慧，提出科教兴国，反应当下广大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从中小学儿童、青少年抓起，坚实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战略性发展思考。
（三）新时代转换，对当下基础教育现实的启迪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将基础教育的思路转变，如在德育教育方面应该如何进行、如何改编。有一种看法认为只要服务于市场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常说有三只手，政府和道德，那第三只手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市场经济体制均是绩效体制，市场经济带来了许多进步的观念，如：合作、公平、时间、效率等。此外，日渐强大的网络信息时代让人目不暇接，种类繁杂多样的网络、媒体，有害无害的、有用无用的什么信息都有，很多时候，即便是成年人都难辨其真伪，更何况是还在接受基础教育的中小学生。在这样的的社会现实面前，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包括我们自己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不稳定，导致学校基础教育考虑的问题、行为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与基础教育突出的发展不平衡矛盾有着间接或直接的重要联系，必须从各个方面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深化，为时代新人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二、当下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问题有所改变
教育的政策问题是关系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各级政府列入议事日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一定的教育政策问题，必然要求要有一定的教育政策过程与之相匹配。在我国以往的教育政策当中，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放在“放权”的问题上。同时，还存在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如何有效履行其职责、成功提升其服务水平的统筹管理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新形势下，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要在进一步厘清“谁来管”界限的基础上重视解决“如何管”、“管什么”，进而实现“管好、管出效率”的目标。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在要求对中央与地方、地方不同部门的教育管理权力配置要清晰的同时还要将各级教育管理中应该怎样用权尽责进行明确，怎样使得服务水平和能力得以提升，怎样将其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因此，如何充分发挥管理体制的功能就成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必然成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在政策设计上必须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政策的运行过程当中，政策问题有所改变是必然的。而教育政策调整的逻辑起点就是政策问题的变革，这必然会引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政策发生调整行为。
（二）政策目标发生变化
教育政策问题的改变势必会导致教育政策目标的调整，二者的改变是协调一致的。面对当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新的政策问题，国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明确了新的目标体系。《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当下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工作中心是“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一方面，要形成“政事分开、规范有序、统筹协调、权责明确”的基础教育管理新体制。另一方面，《教育规划纲要》还提出了“提高服务水平”的目标。
从根本上来说，政策的制定者在对所有政策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时，找寻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都是其主要目标。政策的调整其实是对当下教育政策问题解决的可能性、方法和途径进行选择的过程，是教育政策的“再制定”过程。政策调整的指导方针、政策方案设计和优选的基础以及政策落实的基本参照都是政策目标。因此，政策目标的改变势必要求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政策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它是政策调整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三）政策内容有所欠缺
经过最近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关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体系。但就其政策体系本身而言，国家层面上的教育政策、法律法规都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规定仍有“笼统”之嫌，对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家政策文本相对比较宏观，还存在较为突出的“不充实、不完善”问题。而地方各级的基础教育政策则明显“单薄”：省市县政策在层级上的显示还明显不够，省级统筹制度也依旧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地方各级在制定、形成地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政策时，缺乏政策上的创新，鲜有与地方政策突破成功的适合案例出现。
从政策的内容上看，在对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划分以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职责问题上，国家教育政策还缺乏清晰的界定，必要的法律依据也不够完善。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规范的改革，更偏重在招生考试制度上。在侧重办学体制的政策设计中，又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宏观领域上，对学校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规定长期以来都是比较少的等等。此外，对政府职能的变革进程也还没有做出具体的安排。
整体而言，当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在政策文本上无论从具体内容还是体系，都凸显出“不完善、不具体、不丰富”等主要问题，政策体系中对于“上与下”等关系也还没完全理顺，满足制度化要求的简政高效机构也还没有形成。
（四）政策“执行不力”
政策的执行是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不容否定，教育管理体制政策本身不清晰、不完善的内容都会造成地方曲解国家政策，造成“执行乱”的现象出现。与此同时，当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分级管理”政策的实施，在引导地方积极性得到极大程度提高的同时，地方政策在执行中造成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利益问题矛盾突出。所以，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的各种博弈行为均是不可避免的，政策“执行难、执行不具体不到位”的情况也就普遍存在。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政策实施中的“执行不力”问题，给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也造成了反面效应。
以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例，对下，它往往直接干预学校的内部管理、学校教育教学过程，把学校作为其下属的行政单位。在普遍情况下，造成基础教育管理机构的工作杂乱无章，机构设置庞大；也致使学校缺乏活力。对上，把“区域利益法定化”、违反上级政策指导精神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这主要表现在有选择性地对应上级的政策要求，甚至还制定出了一些与国家法律法规指导精神背道而驰的“土政策”。这不仅导致政策“执行不力”恶性循环，还极大地制约着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进程。
三、新时代下，对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实践探索
（一）三级管理体制日趋成熟
国务院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对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明确提出了“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在这次改革中，原来的基础教育由分级管理、地方负责的省、市、县、乡四级管理体制改革为由分级管理、地方负责的省、市、县三级管理体制，以县为主。至此，我国基础教育三级管理体制已基本发育成熟。
（二）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的确立
“社会本位论”色彩在以往的基础教育政策中相对较弱，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成了基础教育改革价值观的主导。人的发展公平性、人的发展质量成为本阶段新基础教育政策的核心问题，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成为本阶段教育发展、改革的核心目标。教育公平、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开始被关注。
“省级统筹，以县为主”的管理模式被新的义务教育法提出，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中，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已基本理顺。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进一步提出：健全统筹有理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加快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的实现，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形成政事分开、统筹协调、权责明确、规范有序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四、新时代下，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使命
（一）建立创造型的育人导向制度
关于思想教育，要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以国民素质的提升作为其根本宗旨，以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其重点，造就有理想、有纪律、有文化、有道德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经济严重脱节，所谓的基础教育实质上就是指相对封闭的应试教育。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行各业对劳动者的智能要求发生了质的变化，强调劳动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学校也必须根据时代需求，转变应试教育的发展模式，建立创造型教育，以全面素质教育为基础。
（二）可持续发展与基础教育的功能定位
在全国率先颁布实施的《中小学实施可持续发展实施纲要》中，对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以及教育途径等问题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上，要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其出发点就是要“以人为本”。21世纪是学习型社会，只有具备自主发展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人才才能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并创造未来。素质教育着重于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着眼于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
教育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人类再生产，它有着无限的发展潜能，而基础教育更应当如此。作为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奠基工作，基础教育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发展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其质量、规模关系到整个民族素质的高低。
（三）教育的优先地位
在我国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不管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发展纲要》，还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都明确提出，对教育要“保障权利，优先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保障公民依法享有的受教育权利就是其中的“保障权利”，而发展的规划定位问题则是其中的“优先发展”。所谓的优先发展，就是必须要在编制长期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将教育放在优先地位考虑，进行优先规划、优先扶持。
目前，伴随着中小学生对健康成长基础设施的要求以及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更新应用，都要求必须在发展教育时坚持适度的超前原则。只有当我们能用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滞后的思维去办教育，我国的基础教育才能体现出优先与超前，才能将使人民对教育满意的标准达到，才能使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教育的要求更为符合。
（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基础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会带来地区之间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择性。从教育发展均衡、公平的角度去审视，教育事业应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进一步抢抓机遇，解放思想，统筹各类教育，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统筹发展，在协调发展中加快发展。
1、要强化对农村中小学生的教育。在“十一五”期间，中央对于教育的投入达到了21亿元。基础义务教育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继续强化政府调控，加大对农村中小学生学籍的动态管理；做好农村中小学生布局调整的后续工作，整合学校资源，撤、并农村小学教学点和力量薄弱的初中，推动各种教育要素聚集，力争向优质教育资源发展、推进；大力促进教育发展的均衡、公平，妥善解决贫困家庭子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残疾儿童等弱势群体在接受义务教育基础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建立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残疾生读书绿色通道等，真正为困难学生提供实效帮助。
2、教育的特色办学理念。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之下，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积极面向社会培植教育新的增长点。把教育教学与社会服务、生产实践、技术推广相结合，形成产、学、研的初级合作，促进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五、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以上四个方面制度的安排，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能够使政府与学校、政府与公众、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四种关系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寻求更有效的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集权、分权平衡的调适机制，建立优质、高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