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历史解读
如果说公共艺术存在的基础“公共性”是伴随着市民社会成长的民主需求而存在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自从孙中山提出民权、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想到“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中国就已具有公共艺术存在的温床。然而遗憾的是，民主精神在当代的中国并未有真正得到发展[5]。20世纪上半叶，在南京、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出现的一批公共建筑和公共陵墓已经具备了公共性的萌芽。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文革”期间遭到了破坏，所以也就很难谈什么“公共性”或公共艺术。1978年8月中国美协筹办小组召开了专门的雕塑会议，探讨了雕塑如何配合城市建设问题，揭开了艺术装点城市的序幕。1979年建国30周年前夕，具有国家窗口作用的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壁画落成，成为现代中国公共艺术的剪影[6]。尽管当时评论家认为它没有走出“纯绘画”的概念，甚至还带有一种大型展览的痕迹，但它的意义在于把这种大型作品安放在公共空间后所引起的连带效应。除壁画之外，雕塑和建筑界人士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一系列的国外参观考察，回国后掀起了一股城市雕塑热潮。1982年中国美协提交的《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的报告，不久得到了中央的批示，同时中央每年划拨专项资金来支持雕塑在城市中的推广[7]。于是雕塑这种公共视觉艺术开始朝着城市的空间兴起，“城市雕塑”也成为了城市公共空间的主体。对中国而言，这种兴起是雕塑离开“架上”，走向“公共”的第一次萌芽，而且这种萌芽还带着浓厚的精英的主观色彩和“国家”意志，这就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市民社会”和“公共性”的问题。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所特有的，而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坚持的确实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如果在雕塑中只突出政治、国家的意识，而忽略市民社会诉求，那么雕塑的公共性就很难体现，这是中国雕塑在走向城市之初所带有的先天性机制性缺憾。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环境意识的逐步提高，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及中国美术新潮观念的冲击等，中国公共艺术从90年代开始了向环境艺术的初步转型。在这个阶段，思想观念的反思与变革，艺术形式的多元化趋势，以及环境空间的关系等都渐渐进入了公共艺术的视野，艺术家们试图把雕塑、壁画、建筑、街道、园林等整合成一个更加相互关联的统一的空间环境，这就涉及到公共艺术中不同专业协调合作的重要问题[8]。进入到9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城市建设步伐加速，公共的空间的商业化趋势明显增强，人们的市民意识也不断的提升，公共空间的社会属性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设破坏了原有的城市宁静和协调，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去思考新时期城市形象与城市特色的打造。于是城市规划逐渐吸纳了城市设计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正是这种大拆大建对于城市文脉与特色的破坏，才会有强烈的反弹力量去寻求城市的个性。同时，市民意识的加强，公共空间社会化属性的变化，尤其是与这种变化相呼应的艺术大众化倾向，是公共空间的设计强化了世俗化和平民价值观的理念，区域更加多元的发展方向，这种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艺术与设计内涵的扩大化及其互相融合的趋势。首先，设计被赋予更多的环境意识，这种环境意识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的尊重上，也表现在人们在设计中逐步加大了对文化环境的考量。同时艺术在经过观念上的沉寂、反思之后，逐渐出现了一股从宏大叙事转入大众化、从只可远观的架上作品走向空间体验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我们可以从极简、波普、大地艺术以及装置艺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上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9]。同时当代艺术对新媒介的探索以及对“公共性”的追求，是公共艺术初步得到发展。随着世纪末互联网传播力的增强，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的转型，新千年之后的中国公共艺术逐步进入到一种全面开花的阶段。包括交流、讲座、出版、研讨、教学、展览等，给人以发现新大陆的欣喜。正是这种发现引发了更多对于公共艺术的反思，这必然有利于公共艺术的成长。
二、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的转型与发展
具有中国当代意义的公共艺术研究主要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90年代以前开始的壁画热，城市雕塑热大多配合城市美化的“填空”方式局部进入公共空间，对公共艺术的研究也常常局限在“城市雕塑”和“城市比划”的狭小范围[10]。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冲击使人们的环境艺术不断提高，90年代后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步入从规模化到质量的转型期，而在90年代以后的公共艺术研究与实践，也逐步进入了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然而，这一时期的公共艺术总体上仍常常局限在狭窄的概念上。就在公共艺术被有意无意误读之间，随着中国台湾《文化艺术奖助条例》的出台以及大量台湾学者研究公共艺术的书记在内地相继出版，内地的相关研究出现了探求公共艺术核心观念的潮流，而这种潮流又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互联网等媒体信息加大，尤其是当代艺术对公共性的追求以及中国城市建设的需求等等，是中国公共艺术的研究在经过了世纪末的热潮之后，以逐渐升温的趋势跨入新的世纪。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申办给本已高温的公共艺术研究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一个连续的过程中，图书市场出现了一些颇有分量的公共艺术理论书籍，包括一些翻译的图书。一些大型当代艺术展甚至直接把公共艺术定位为展览主题。公共艺术研究的热潮甚至超越了纯艺术的领域，而直达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和景观等领域，不同诉求重点的公共艺术研讨会和活动则进一步促进了公共艺术的研究与发展。然而，发端于欧美的公共艺术在20世纪70年代后也经历了动态发展的转型期，影响到国内不同时期有着不同诉求重点的研究呈现出强烈的跳跃性。此外，由于我国的公共艺术空间模式与文化管理模式相较于国外有更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加上新旧模式转换所表现的不适应性，是站在不同立场的研究者，也发出了许多不同的声音。这种不同一方面是由于观念之间的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公共艺术设计的范围之广、内涵之深是各种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目前国内公共艺术的研究方向大概有三个层面，一是系统分析国内外公共艺术，二是综合剖析中国现状，三十全面结合当代艺术和社会理论的成果进行研究。这种多视角的研究促进了公共艺术走向更富活力的艺术生态领域。成长中的中国公共艺术既遇到了温室花朵的超标准待遇，又遭到了不同权利空间的宰制。无论是温室待遇还是权利宰制，从根本上都远离了公共艺术的精神追求，远离了公共艺术所要促成人与世界的相遇。然而反思的结果，往往令人悲哀的发现，公共艺术面临的温柔与权利的双重打压，其根本原因却是制度的非参与性以及“精英专制”和“视觉专制”造成的。所谓温柔是指管理体制和资金的官方支持以及这种支持所附带的政治意思和国家意识，所谓“权力”是指“制度的非参与性”。这种“温柔”与“权利”的结果，虽然在历史重要很大成都上推动了雕塑、壁画等艺术形式在公共空间的介入，但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条件下却在某种程度阻碍了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这种新时代、新条件主要是城市化进程和空间的转型，尤其是2005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的发表，揭开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而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公共艺术也必严要求相应的、更加民主的管理模式。
作者：蒋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