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流动性相结合，其结果比劳动力和资本“双低”流动性更糟糕。这是因为在危机到来之时，资本迅速流出，而劳动力不流动，从而导致失业率迅速上升。2009-2010年区内FDI的总流量分别只有1542.78亿和1300多亿欧元，比2007年减少约53％和60％。“欧猪五国”区内FDI规模更是大幅度下降，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出现资本净流出，这极大地提高了加入货币联盟的稳定性成本。此外，资本自由流动导致利率趋同，而过低的利率刺激了希腊、意大利等国过度负债，将人们麻痹在统一货币带来的低风险幻觉中，进而推迟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这一切都为未来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三)经济周期的相似性与外部冲击的非对称性
除了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外，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产业体系比较完整，抵御冲击的能力较强。而边缘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且为易受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业，受到冲击后恢复的过程艰难而漫长。如希腊的主导产业是旅游业和造船业，西班牙的支柱产业主要是房地产和旅游业，爱尔兰的支柱产业之一是房地产，危机发生后它们难以摆脱负增长、高失业率的困境。
这一切导致欧元区各国经济周期不完全同步。新成员国在危机爆发前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速，但受危机的冲击也最大。“欧猪五国”和核心成员国的经济在危机的冲击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核心成员国的恢复能力明显较强，到2010年经济增速已经回升到了2％以上的水平。而“欧猪五国”在经历了衰退后，到2010年GDP仍然是负增长，且预计2011年增速将再次下滑。这说明外部冲击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导致加入欧元区的稳定性成本远远高于预期。
三、财政与政治联盟缺失挫伤投资者对欧元的市场信心
单一货币能够较好地运行，根本原因在于拥有统一的财政政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3期策，不仅可以通过汇率和利率的变化来调节需求，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转移支付手段来缩小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而减轻非对称性冲击带来的影响。可见，当成员国不满足OCA的条件时，财政联盟成为成员国应对非对称冲击的重要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财政联盟背后的政治联盟更是恢复金融市场信心、维护欧元国际地位的唯一途径。
(一)财政联盟缺失难以应对非对称冲击
欧元区统一货币和分散财政政策的制度设计使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危机面前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方案，从而导致危机的蔓延。
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欧元区各国均出现了物价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但是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爱尔兰、西班牙、爱沙尼亚和葡萄牙CPI出现负增长，失业率超过或者接近9.6％的区内均值，而荷兰、德国、芬兰、奥地利和卢森堡等国的CPI仍保持小幅增长，失业率也低于欧元区均值。因此，前者需要强有力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而后者适度扩张的政策即可达到目的。
毫无疑问，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针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实施差别化的调控。对于那些因高额的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危机而无力进一步刺激经济的成员国来说，此时成员国内部的转移支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以转移支付方式进行差别化调控的财政政策都是政府应对非对称冲击的主要手段，这种“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有助于消除加入货币联盟的经济稳定性成本。统一的货币政策只能作为统一财政政策的补充，用于增强统一财政政策的效果。近期欧洲央行再次降息，但欧猪国家的政府债券利率仍然居高不下，这再次证明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调节区内不同成员国的流动性差异。
(二)政治联盟缺失引发市场对欧元解体的担忧
货币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取决于货币发行国或成员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整体宏观经济状况。欧债危机能否顺利度过不仅关系到区内的整体经济，更是欧元能否保持其国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如前所述，当成员国不满足OCA的条件时，财政联盟成为应对欧元区非对称冲击的重要手段。可见，要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维护欧元的国际地位，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是不可能办到的。
在当前金融市场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财政联盟背后的政治联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财政联盟不仅意味着更高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体现了成员国强烈的政治意愿，它可以向市场传递明显的政治联合的意图，反映成员国领导人克服困难、度过危机的决心和能力。这种政治意愿对于欧元区经济的恢复和欧元市场信心的提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实际上，欧债危机的演变过程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每当欧元区成员国囿于自身利益，在危机关头对于是否救援和如何救援等关键问题争论不休时，全球金融市场就会剧烈动荡，引起市场投资者对欧元解体的担忧。
此外，部分“欧猪国家”以大幅度消减财政开支为核心的紧缩政策是直接针对高福利制度的改革，通过强化区内财政纪律的统一财政政策可以为各成员国的制度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尽管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形成短期利空，但如果财政联盟能够向市场传递欧元区的利好信息，促进市场形成对未来经济的良好预期，它将抵消紧缩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有助于经济尽快走出危机。而欧元区整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良好表现无疑是欧元国际地位的基石。
(三)当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是否能够形成上下一致的政治意愿
欧盟一体化再往前一步，就是单一财政体系，这就要求欧盟从形式上的经济联盟走向实质上的政治联邦。但为了区内的整体利益而放弃更多的国家主权绝非易事。这与美国债务危机不同，尽管美国两党也为财政预算而争论，但在国家利益面前，党派利益常常退居次要地位。而欧元区在面临同样问题时，市场的悲观情绪更甚，因为成员国各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四、几点启示
由于法律、文化、历史等诸多障碍，修改欧盟条约面临诸多不确定性，财政和政治联盟的推进必定极其艰难。但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不进则退，只有各国齐心协力才可能度过危机，否则，一旦欧元解体，无论对欧盟或者世界经济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欧元的困境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应正确看待货币联盟的内生性。货币联盟的内生性是有前提条件的，经济稳定时，货币联盟的内生性明显增强，而遭受外部冲击时，内生性会急剧下降。因此，组织或者加入最优货币区时需要认真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不可夸大货币联盟的收益、低估稳定性成本。更不应为了增强内生性而扩大成员国数量，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差异更大的国家拉到货币联盟中来，这样做只会增加货币联盟的稳定性成本。
第二、如果成员国要素无法自由流动，那么，财政与政治联盟就成为货币联盟的先决条件。欧元的设计者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货币联盟的内生性，忽略了财政和政治联盟的重要性，致使其无力应对非对称冲击。而没有财政和政治联盟支持的货币联盟是十分脆弱和难以持久的。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避免货币联盟的方式。在探讨人民区域化和国际化的途径时，曾经有学者提出建立类似欧元区的亚洲货币联盟，发行类似“欧元”的“亚元”。这种建议值得商榷。亚洲各国经济一体化程度更低、经济发展差异更大，根本就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还需要让渡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权，甚至牺牲部分国家利益，必须十分慎重。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时应借鉴美元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更有利于实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李超：欧盟建设最优货币区的现实和前景，《金融纵横》2011年第7期。
刘元春、蔡彤娟：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与救助机制，《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6期。
相关专题：企业品牌策略研究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