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必要的标识规制是各国立法的普遍安排，具体标识规制措施则取决于其生物技术的发展水平、市场监管体制乃至文化信仰等。在国际法层面，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贸易立法采取了有别于国际环境立法的态度。借鉴上述经验，有必要从立法模式、管理体制、立法层次和具体规则等方面完善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制度。
1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的由来
转基因技术是人类有计划的在最基础的遗传物质层面改造生物，这一巨大的力量及其伴随的各种风险，使其自诞生之日就备受争议，转基因食品自然不能幸免。转基因食品是指以转基因生物直接作为食品，或者将转基因生物作为食品原料加工而成的食品。转基因食品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可以直接用来吃的转基因生物或者是包括了转基因生物的食品；第二类是将转基因生物加工而成的转基因食品，但在最后的食品中不再包含活的转基因生物体。第一类转基因食品中的转基因生物依然存活，危害生态系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第二类转基因食品中由于不再存有活的改性生物，通常只会影响人类健康，而不会危害环境。为防范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上述风险、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维护不同食品提供商之间的公平竞争、尊重特定社会的文化和信仰，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加注标识，从而使其有别于普通食品，成为很多国家的立法选择。必要的标识规制政策也被国际自由贸易法律体系所容许，并成为环境保护国际立法所极力追求的目标和要求。因而，从国外立法、国际立法两个层面对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制度进行比较探讨，对于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制度的完善可以提供有益参考。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政策可以有不同分类，比如强制标识和自愿标识、全部标识和部分标识。每一种分类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基于标识管制的范围、强度和程序的不同而形成的。完全采用一种标识政策的情形比较少见，比如美国被认为是采用自愿标识制度的典型，但这种自愿标识的自由并不具有绝对性，符合要求的产品也必须按规定加注标识。下面部分标识与全部标识为分类标准，以说明典型国家之间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差异。
2典型国家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之比较
（1）部分标识政策。即只要求对部分转基因食品加注标识。该政策又可分为三小类：第一，如果某一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则不要求加注标识，若其与传统食品实质不等同才要求加注标识。判断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是否实质等同的依据包括构成、营养作用、使用、过敏性等。采用这一标识政策的典型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加拿大。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认为，只有与食品的自身性质相关的信息才是实质性信息，转基因技术导致食品在功效、储存和管理条件等方面的改变，能够影响食品安全或品质等情况，即属于实质性信息，应当予以标识。依照美国《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的相关规定，除了其包装标注没有反映实质性的相关信息，才可能被认为具有误导性。这种部分标识政策在美国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因为其要求标识的字样为“来源于生物工程技术的”或“生物工程改造过的”等，这与直接标识为转基因食品，还是有很大不同。由于该政策认为转基因技术与杂交等传统的普通生物工程方式相比没有什么特别区别，因而对于与传统食品实质不等同的转基因食品标注为“来源于生物工程技术”或“生物工程改造过的”即可。第二，以食品中转基因成分所占的百分比为标准确定是否加注标识。各国根据各自情况，结合标识管理的其他制度，规定具体的成分标准和标识要求。第三，规定需要强制标识的转基因食品范围，不在强制标识范围的转基因食品则不要求加注标识。（2）全部标识政策。即不论转基因食品的种类和范围，所有转基因食品都要加注标识。这一政策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某一食品中转基因成分达到一定含量才被要求加注标识。例如欧盟1997年的《新食品管理条例（258/97）》要求在欧盟范围内所有的转基因产品只要转基因成分在产品中的比例达到1%才要求加注标识。2002年欧盟修改了上述标准，规定所有转基因植物衍生的食品和饲料均要加以标识，并且将转基因成分含量的最低标准降为0.9%，未超过上述标准的转基因产品才无需标识。第二，没有规定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比例，只要在最终产品中检测到有转基因成分都要求加注标识。采用这一方法的典型国家有捷克、巴西、马来西亚、沙特等。较之部分标识政策，全部标识政策体现了更广的规制范围和较高的规制强度。一些实行部分标识政策的国家，其标识政策甚至体现或接近于自由或自愿标识制度。此外，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制度需要与转基因食品其他相关管理制度互相衔接。依照欧盟相关立法，欧盟成员国要采取措施保证转基因食品在市场的各个阶段的可跟踪性、检测性，转基因食品生产商需要经申请审批其产品才能够上市，并要求确保转基因食品在被确认对健康存在危害的时候能够及时从市场上撤回。上述规定与标识规制规定相互配合，确保了欧盟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处于更为严格的法律控制之下。
3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的国际立法
相较于各国法律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具体安排，国际立法中直接与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相关的内容要少许多。不过，不同国家转基因食品管理方面的差异，包含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政策的不同选择，都有可能演化为国际（贸易）冲突，并成为国际法关照的对象。转基因食品国际规范间冲突的核心问题是贸易自由最大化与环保健康最大化的冲突，换言之，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肯定会强调贸易自由和减少干预，为了保障环境和人类安全则必须对贸易自由进行必要限制。由此，以环保健康为中心的转基因食品国际规范与以贸易自由为中心的转基因食品国际标准之间必然存在诸多冲突，这一冲突在标识制度上的表现非常典型。以贸易自由最大化为中心的WTO协议缺乏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有力规则或直接规则。按照WTO规定，产品能否等同的标准是最终产品的功效、用处和物理化学性质等方面，而不是生产加工过程或方法，只要没有科学研究证明转基因食品有危害，就应该将其和传统食品同等对待，也就不需要加注标识。然而，以《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卡塔赫那生物安全议定书》为代表的涉及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国际规范则认为，转基因食品有别于传统食品，有必要予以专门规范，以预防其可能发生的、现有科学无法证明或预测的危害，这其中就包括采取标识措施。对于任何转基因生物的越境转移问题，上述国际立法对其标识规制提出了很高的标准，要求可能直接作为食品加工用的转基因生物附有单据，阐明其中可能包括转基因生物成分，并且无意将其引入社会环境，并要附上供提取资料的联系方式或者地点；对于有意引入进口缔约方环境的转基因生物应该附有单据，标明其为转基因生物，并详细说明其称号、个性，以及自身性质对于安全储存、运输和使用的任何要求。缔约国发出通知所需提供的资料应包括转基因生物的名称和标志，如果出口国有转基因生物的生物安全程度分类制度，应当列出其所属类别。
4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政策的完善
我国有关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主要有2015年4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2011年修正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部门规章主要由农业部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制定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食品标识管理规定》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出台的《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以及原卫生部出台的《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已作废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和《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学界对于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已有较多研讨，结合这些研究，特别是域外经验，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政策。（1）立法模式选择与管理体制的重构。现行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法律文件分布零散，一度存在着部门间规定不一致、管理体系不合理（比如承担主要监管职责的农业部并无足够执法力量对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实行管理，质监部门主要是生产环节而非流通环节的监管）等缺陷，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借助制定综合性的标识管理制度加以解决，从而形成职权相对统一集中、部门间职责分工合理、符合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要求的标识管理体制。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将此职能依法授权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承担，但旧有立法清理、配套制度完善、相关部门配合的问题仍待继续解决。（2）立法层次提升。《食品安全法》第151条规定“转基因食品和食盐的食品安全管理，本法未作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该法第153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作出调整”。因而，制定专门的、综合性的行政法规提升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的立法层次，显得很有必要。这既合乎《食品安全法》的相关立法精神，推动监管体制改革，也有助于增强立法的正当性，防止发生贸易争端时陷于不必要的被动。（3）具体规则的细化和完善。具体而言，重点细化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则：①扩大强制标识范围。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制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尚未有科学定论的前提下所采取的必要举措。依此初衷，只要某一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都应加以标识。目前国内强制标识的品种范围较小、目录更新迟缓，为了加强监管，应及时更新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名录，添加将来一定时段内可能出现的转基因食品类别。②完善强制标识的起点标准和检测标准等标准体系。尽管各国对于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阀值并无统一规定，但我国若无比例规定或比例规定不合理，显然不利于国际竞争和市场监管。此外，与起点标准相配套的检测标准体系也需同步完善，形成既符合当前国情又尊重国际经验的转基因食品标准体系。③细化、明确强制标识内容和形式。在标识内容上，对于利用含有转基因生物加工制作而成的食品，且在销售过程中也检测不出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也应作出类似“本食品加工原料中有转基因，然而本食品中没有含有转基因成分”的提示说明。在标识形式上，应该采用能够让普通消费者也能一目了然的标识设计。④强化标识监管力度。目前，我国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采用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管方式，依照《食品安全法》第125条之规定，处罚金额已较高，但非政府力量的作用微乎其微。消费者协会、行业组织、环保组织、各类媒体特别是消费者自身，与市场接触更多，较之政府监管更具灵活性，可以鼓励支持他们通过公益诉讼、社会调解等方式参与监管，以强化标识监管力度。
参考文献
[1]毛新志.转基因食品生态安全的伦理探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美国农业论文
宁夏职称[2]朱俊林.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伦理思考[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作者：刘绍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