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哲学的视野从文化本质论、文化主体论、文化功能论、文化特征论、文化发展论几个维度来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以实践为根基的文化本质论
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文化这一“普照的光”。然而,对于文化本质的揭示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萦绕在人类心头的梦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超越了以往对文化的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解释,在实践根基上科学地阐释了文化的产生及其本质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的本质就在于人的智慧和实践创造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对象化。对文化的考察就必须同一定历史时期的实践方式相联系。马克思曾经非常尖锐地批评过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对立起来的观点,特别强调要从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来考察特定时期的文化。他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1〕。正是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揭示文化本质的科学思维方式,澄清了一直以来关于文化本质的种种错误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实践文化观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根据人类实践的不同类型,创造性地提出了分析文化本质的社会结构分析法,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典范。毛泽东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把文化作为和经济、政治相并列的独立领域,并在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结构关系中阐发了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将文化和经济、政治并列作为社会领域的基本结构,更有利于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和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本质的科学阐发,坚持文化的唯物主义实践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动态社会结构系统中考察文化的建设规律。邓小平在深入考察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论断,他认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江泽民吸收了邓小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4〕胡锦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的地位、方向、动力、思路、格局和目的的认识,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机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5〕由此可见,对于实践文化观的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石。这种文化理论认为,任何文化都是同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相联系的,对文化本质内涵的探求必须深入到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去,文化建设也必须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相协调。如果离开文化主体的实践活动,抽象掉文化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文化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建设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以人为本的文化主体论
文化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因而人是文化的主体,是他所创造的文化世界的支配者。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劳动领域发生了异化,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人无法占有(或全面占有)他所创造的文化产品,相反,“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6〕,这里,“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7〕,“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8〕。这跟人的本质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如何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从而最终获得文化解放,建立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体论承诺,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所独具的鲜明特色。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包括文化理论)就是围绕着如何使人摆脱剥削、压迫和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来展开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毛泽东也非常重视人在文化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认为文化建设的主体问题是旗帜性、方向性问题。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文学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10〕。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演讲中,他又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11〕文化建议必须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原则。这是由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规律,但这种规律是抽象的,它必须通过历史主体的社会实践实现出来,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在文化领域内也是如此。同时,文化必须以人为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就是让文化走出少数人的垄断,让以往被少部分人独占的技术和文化成果重新成为人民大众的财产,让人民自觉地实现自己的文化创造、支配自己的文化创造成果,从而使得文化的公共性得到充分的实现。为此,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祝词》中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12〕江泽民也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13〕胡锦涛则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文本的新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4〕,为今后的文化建设明确了方向。这是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主体的思想在文化领域内的应用和深化,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高度理论自觉。由此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视野中,人既是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努力将文化创造的权利和文化支配的权利完全回归社会实践主体,从而推动文化向符合自身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实现文化创造主体、文化享用主体、文化建设主体的和谐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高价值追求。
三、“软”“硬”兼具的文化功能论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它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着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关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过诸多论述。在标志着唯物史观诞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5〕在确定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结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6〕具体来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力作用。马克思曾提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他把艺术、科学等文化因素都包括在精神生产力中。另一方面,文化还具有教化的功能。马克思非常注重文化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他说:“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17〕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既科学地阐明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又明确地界定了这种作用的限度和范围,同文化决定论区分开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文化不仅具有生产力的“硬实力”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教化人、塑造人的“软实力”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双重作用的描述越来越显示出真理的光辉。当今时代,随着科学理性在现代发展中困境的显现,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和存在价值,而精神生产和文化实践由于更能突出地反映人类作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存在物的本质,因而备受瞩目,于是以文化创造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生产已经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物质生产的一个从属性因素迅速地上升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生产实践形态,它不仅创造出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产品,而且直接地参与到生产力形态中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18〕文化软硬兼备的功能在当代更加凸显。
就文化的软实力作用而言,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文化是人类精神创造的产物,具有极强的群体性特征,任何文化一经形成,便对其成员构成一种客观的社会文化环境。凡生活在同一民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受到该社会文化环境的浸染和熏陶而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正是这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成为沟通和联系特定民族全体成员心灵的纽带,从而维持着该社会的同一性和稳定性,使该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凝聚力和向心力渗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动员、调动、组织国力或者离心离德、涣散国力的作用,成为社会成员之间凝聚力、激发力、创造力和源泉。在当今文化和经济、政治日益交融的时代,文化在民族认同中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它不仅为民族成员的生存价值作了“意义”的阐释,而且蕴涵了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无限可能。
就文化的硬实力作用而言,文化的产业化使文化成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参与力量。当代的文化生产已经不完全是个体性的生产方式,而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先进生产技术和现代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环顾世界现代化浪潮,文化产业已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在产业化过程中,功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教化功能减弱,而生产力功能增强,这表明文化作为“软权力”正部分地向“硬权力”转化,并由经济发展的内驱力向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转化,由经济发展的渗透因素直接跻身于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者行列。“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9〕因此,对于文化在现时代所具有的上述新特征的概括和阐发无疑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四、现代性———民族性的文化特征论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创造物,总是和一定的群体相联系的。从最初由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到氏族之间的联合形成部落,最后到发展为民族,并最终在民族中得到固定。文化以民族为前提,通过民族这一载体存在和发展,民族又因为依托了文化这一坚实根基而愈益牢固和紧密。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贯穿于各个时代的、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的作为传统而保持下来的个性特征,这就是文化民族性。文化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特色、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等心理结构在文化中的综合体现,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东西在民族成员的意识或潜意识中的表现,是一种文化之所以成为某种文化而区别于其它文化的东西。民族性是文化的生命,为该文化体维系的人群提供生存的依据和意义的支撑。一种文化民族性的丧失,也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死亡,又将意味着被这种文化维系着的庞大人群从此步入黑暗。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说,民族性是其首要特征,它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在文化上的反映,是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价值和精神家园的合理性所在。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0〕。人们所面临的文化世界同样也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为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是我们今天文化交往和文化创造的理论根据。只有牢牢地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个根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同。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文化。只有真正植根于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文化,才能生动地反映当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并从这一伟大实践中汲取前进的动力,才能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表达中华民族的丰富的精神创造并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才能彻底克服抽象理论和生活世界脱节的难题。现代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另一核心特征。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现代性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是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其核心就是理性。理性审视自然,其结果就是科学;理性审视社会,其结果就是民主和秩序;理性审视历史,其结果就是历史进化论;理性审视自我,其结果就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凸显。因此,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范畴,它既指科学、民主、进步、人道的价值取向,又指对包含着这种价值取向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秩序的实践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延续,饱含了对现代性的追求。
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这一追求更具有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所谓全球化,简单地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在全球过程的扩张。现代性构成全球化的内在规定,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表现形式。中国文化应抓住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契机,以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来广泛吸纳现代性为我所用,同时,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只有在现代性和民族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地获得先进性。
五、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并重的文化发展论
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一个领域,具有双重的属性。它既具有意识形态性又具有商品性。从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来看,文化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因而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从与生产实践的关系来看,文化生产是与物质生产相对应的生产形态,因而作为文化生产结果的文化又和物质生产的产品一样具有商品性。〔21〕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商品性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文化的一体(体现和促进人的发展)两面的结构。对于文化的这两重属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有所揭示。关于文化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曾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它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22〕。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同该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一样,都是适应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未巩固和维护其经济基础服务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打上经济基础的烙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关于文化的商品性,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有所提及。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3〕。“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4〕。这里,我们能够明显看出,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区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大领域,其中精神生产是生产的“特殊的方式”,受物质生产的制约。而且马克思还强调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具有发展不平衡性的特殊规律。他以艺术为例,“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25〕。
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商品性的辩证把握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论前提。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体现。发展文化生产力,利用文化手段来展示和宣传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增强国家的文化渗透力,提高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文化发展战略。特别是以美国为首所采用的文化殖民政策,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带来重要影响。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逐渐呈现出多样化态势,这就必然带来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的多样化。特别是大众文化(主体是商品性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实践行动。面对这种空前复杂的思想文化状况,如何既有效地维护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又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使文化成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无疑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大难点。而文化的双重属性给我们提供了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即既注重文化事业的建设,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功能;又注重文化产业的发展,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综上所述,文化本质论、文化主体论、文化功能论、文化特征论、文化发展论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其中,以实践为根基的文化本质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石,以人为本的文化主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软”“硬”兼具的文化功能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内容,现代性———民族性的文化特征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价值取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重的文化发展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现实构建的基本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