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优秀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根脉所系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文化产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２０年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但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却常常踟蹰徘徊。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产业无论发展样态如何，都必须坚守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这既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世界各国尤其是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传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石，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脉所系，也是一个民族现实存在的因由和走向未来的支撑点。传统是曾经的现代，现代也将成为未来的传统，历史在传统与现代交互更替中不断地发展。德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指出：“我们的本性表现在继承中，我们的历史表现在传统中。在继承中，人拥有一点实际的能力，那是不可摧毁的东西；在传统中，则拥有一点绝对的东西，那是不会遗失的。”［２］５５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对国土、同胞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对亵渎民族感情行为的厌恶、仇视等，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积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积淀愈是深厚，该民族的独立性和凝聚力就愈是强大。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３］４７０－４７１当代中国只有立足于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资源，才能创造出蕴涵丰富、特色鲜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文化的产业化。事实上，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国际性并不必然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关系。处理得当，张弛有度，则二者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产业化不是摒弃传统，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必然要抛弃民族特色。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文化的民族特色是文化走向国际化、实现产业化的持久生命力所系。毫无疑问，文化产业既要实现现代化，也要走向国际化。但文化产业的现代化不是海市蜃楼，必须以优秀民族文化为坚实根基，同时要将民族文化特色发扬光大。走向国际化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但国际化不能以牺牲民族特色为代价，而必须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前提。民族是国际的民族，国际也是民族的国际。离开民族化谈国际化，是缘木求鱼，多形式、多样态的民族化融合的“和而不同”才是真正的国际化。为此，当今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就要充分发掘、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优秀资源，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更鲜明的特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近些年来，中国传统京剧、民歌以及旗袍、唐装等传统文化内容在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并得到广泛赞誉，正是因为我们把文化产业发展与传承民族文化传统有机地统一了起来。纵观当今世界各国，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无不珍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美国作为世界上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尽管其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即经济利益至上的渗透性霸权［４］，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传统仍是其文化产业发展壮大的根基。相形之下，日、韩、英和法、德、加等国文化产业的基本价值取向属于传统型。前者传统而外溢，后者则传统而内敛。在日本，文化产业一般被称为“内容产业”。日本的物质资源十分匮乏，但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源却十分丰富，因而自视为“文化资源大国”。２００７年５月正式通过的《日本文化产业战略》认为，作为“文化资源大国”，日本的流行文化及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好评，日本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传统文化、艺术和工艺等，都是培育文化产品的土壤。必须将文化资源与产业相联系，与最新的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联系，才有可能维持文化产业的活力。“如果培育得当，文化资源就是永不枯竭的资源。”［５］在韩国，文化产业被政府赋予极高地位，被称为知识经济新产业、知识经济核心产业或国家核心战略产业。韩国政府注意通过重大的国际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世界杯等，宣传推销本土特色文化，树立“文化韩国”的形象。英国则以英语教学为纽带，通过语言文化教育传播英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理念，对受教育者进行英国思想和价值观的灌输［６］。与上述三国相比，法、德、加三国的文化产业具有传统而内敛的价值取向。法国政府并不信赖市场的作用，而更相信国家的扶持和庇护。在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法国特别强调政府理性规划的作用，其目的就在于“保护和发展人类遗产的各个层面，鼓励艺术创造，支持艺术教育和艺术活动”（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５日颁布的法令Ａｒｔ．１）。法国在文化发展产业中实施的“文化例外”政策一直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这一政策的根本点正在于保护本国文化传统之根脉。德国政府在掌控文化发展中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小到街头雕塑，大至文化设施、文物古迹和博物馆藏，无不体现着德国政府对本国文化传统塑造民众之价值和力量的崇尚及运营上的良苦用心。加拿大奉行“多元文化政策”。１９８８年，《加拿大多元文化法》（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ｃｔ）在联邦议会上获得通过。承认文化多元性、维护并享受文化传统成为加拿大公民权的重要内容。而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目的，则是让本国公民认识自身丰富多样性的文化传统，认识这一传统对社会的贡献。加拿大对世界文化产业巨无霸美国加倍提防，对美国文化产品进入加拿大以及美国对加拿大文化企业的投资，加拿大有保护性规定［７］。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产业的立业统领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则是一种“硬实力”。与其他物质产品相比，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兼备有形性与无形性两种形态。所谓有形性是指文化产品表现出的物质形态，如电影、电视、图书、雕塑等，无形性则指文化产品中的文化信息、观念、意象、价值等的蕴含和存在。无论承认与否，文化产品都具有一定的价值诉求。在文化产业发达国家，更具有强烈的核心价值诉求。由于文化传播具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功能，当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大量输出时，必然伴随着其核心价值观的宣扬和传播。而在长期、大量输入他国文化产品的国家，被国外“文化意识流”裹挟的国民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对国外核心价值观形成认同和内化。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张与膨胀必然相应地伴随着价值观的输出，美国在这方面有着惊人的能力和最为出彩的表现。伴随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成长，美国以强大的文化及其产业实现其全球霸权，这种模式被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正如詹姆斯•彼得拉斯（Ｊａｍｅｓ Ｐｅｔｒａｓ）所说：“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文化干涉（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点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的重要性。”［８］美国强大的经济力和自由化的文化市场战略使其价值观得以有效渗透。曾几何时，“美国之音”成为“全球之音”，有４２种语言对世界各地广播；美联社在国外设的分社和记者站有１００多个，将每天的稿件翻译成１００多种文字对世界各国发布；合众国际社拥有遍及全球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多达７０００多家的客户；《读者文摘》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以１６种语言出版了４０个版本［９］；迪斯尼主题公园在诸如巴黎、东京、香港等国际大都市安营扎寨。虽然经济利益至上是美国文化产业的首要追求，但更深层的则是文化上无所不及的渗透，其实质是美国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在全球的宣示与兜售。同时，高新科技的优势则成为价值观渗透的加速利器。全球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给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载体与空间，“互联网是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１０］。当今世界，由于经济的决定性影响，英语获得了主导语言的强势地位。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中，英语的语言地位举足轻重，英文信息占互联网信息的９０％以上，非英语国家的民族文化往往被淹没在海量的英文信息之中。因而所谓的文化交流实质上变成了强势的西方文化对其他弱势文化的一种浇灌和渗透。美国学者詹姆斯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以把自身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１１］。饮食文化是一种快捷易用的价值传播方式。民以食为天。“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都昭示着饮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则深刻指出：“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１２］１７３“吃”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最基本和最直接生动的表现方式。“吃”虽只形于外，但内里实际上却自觉不自觉地蕴含着个体和群体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诉求。由此，饮食也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气质与内核的重要切入点。随着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以麦当劳、肯德基为代表的快餐连锁餐厅在全球呈“星火燎燃”之势，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知名品牌，其影响力不可小觑。这些知名快餐大举挺进他国，消费者鱼贯而入大饱口福时，实际上是在享用和体验着美国的文化。当这种身临其境得到口腹之欲的满足能愉悦身心时，体验就逐渐变成为对该文化的体认。无怪乎美国文化学者托马斯•英奇曾得意地说：“美国大众文化传遍了全世界，它默默地起到了我国一位无声大使的作用。我们应该知道美国的大众文化是怎样向全世界宣传美国的。”［１３］价值观是文化的根脉。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延续，从根本上说就是其价值观的延续。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应时而动。在文化产业化势不可挡的大潮之下，必须顺势而为、及时正确地应对。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资本投入踊跃，文化产品丰富多元，文化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日益提升，文化市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冷静思考，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产业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这不仅表现为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的份额上，更体现在从战略层面有效建塑和传播核心价值观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之魂，也是中国文化产业之魂。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现阶段高速度、规模化的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的缺失，甚至是背离和扭曲。“文化价值理念传播不足”以及“文化传播工具、传播手段和技巧相对落后，运用传播工具的能力有待加强”［１４］是当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最核心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四个关键词，应该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心骨和必备的精气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今中国的一项固本强基工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进步性，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包含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和共同结晶，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传承了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中国要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新路，必须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与引导作用，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坐标，提高大众的文化审美趣味。
三、以人为本：中国文化产业的本质追求
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和化人。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了人。创造与塑造，互补增益，人类文明由此得以不断演进。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是文化产业的先行探路者，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也是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文化产业是指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概括来说就是以文化为资源，以创意为媒介，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把文化转化为商品和财富的产业化的过程。文化产业的资源来自于人的创造，人是文化创意的主体；文化产业以人为受众和服务对象，以此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始终都离不开人。由此，以人为本是文化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和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目标追求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文化产业本质上是服从和服务于少数资产阶级，以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为核心追求的。与之相反，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价值追求，本质上则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实现文化强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１５］。这里的“实际”，就是当今的世情和国情。贴近实际，就是要与当今世界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相适应，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步，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现实要求合拍；“生活”是指火热生动的现实生活、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贴近生活，就是要深入到火热生动的现实生活之中，走入人民群众之中，畅怀呼吸大地的气息，关切不同群体和社会阶层的生活信息，体味社会生活生态；贴近群众，就是要坚信并践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问需于民，求智于民，问计于民，表现和赞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和理想追求。文化建设的“三贴近”精神，其中心指向就是人民群众。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特别强调要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作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环节，同样反映了我们在文化建设上的这一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在当代中国，其着眼点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人民在内的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中国的文化产业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为核心追求。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应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产业坚持以人为本要避免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文化贵族化。人类历史上，文化曾经只是精英的、少数贵族的专利品，其生产制作和服务享用均具有专属性。文化产品首先在贵族的小圈子中鉴别、筛选。被小圈子选中、接受、享用并逐渐完善的东西，缓慢地从小圈子中流溢出来，走向社会［１６］。随着文化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文化贵族化理应退出历史舞台。但文化的顽固性遗传使文化贵族化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并常常袭扰着文化产业。一些文化产品以“阳春白雪”为荣，不屑与“下里巴人”为伍，拒普通群众于消费门外；某些文化产业“唯我独尊、唯我独高、唯我独艺”，如此等等。长此以往，文化产业将会走进死胡同。二是文化低俗化与恶俗化。文化产业是文化走入大众生活、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毋庸置疑，文化产业应该面向大众，服务民生。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具有市场视野，把握市场规律。文化产品要走向大众，必须接通地气和人气。但对大众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不是无条件的。大众的审美趣味有高低之分，有积极健康与消极不良之分。对积极的、健康的、高级趣味的、高尚的精神需求，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条件，使其得到充分满足。而对消极不良的精神需求，不仅不能简单地去迎合满足，更要以健康的文化产品传递的正能量去予以化解和消解，引导大众追求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市场鱼龙混杂，一些不良文化企业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提供的劣质的文化消费和文化服务，极大地侵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对此，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勇于面对，严肃回应。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聚合的正能量为导向，生产出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文化产品。
四、社会效益优先：中国文化产业必须秉持的效益观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其关系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一般产业而言，追求经济效益是其核心和关键。但文化产业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一项产业必然具有经济属性，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济利益的追求必然也必须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文化产业又不只是经济化的一般产业。文化产业具有文化属性，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一般的物质性商品，而是特殊的文化精神产品。社会效益是文化在产业化后实现其“化人”的重要职能。由此，文化产业兼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功能。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是指文化产品生产中资金占用、成本支出与有用生产成果之间的比较。经济效益好，意味着资金占用少，成本支出少，有用成果多。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是指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促进社会的进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何在两种效益之间保持良好的必要张力，是决策者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考量指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１７］，是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方针。文化产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两个效益一起抓、重点突出的效益观，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价值导向。首先，“两点论”效益观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就是追求剩余价值，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和最终目标。文化产业是文化经济化的典型形式。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文化产业追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企业已不能仅仅是一般经济学意义上单纯的“经济人”。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有社会担当，文化产业更应如此。与其他商品相比，文化产业的产品具有特殊性。文化产品与其消费者之间，不只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文化产品不只是简单地供给输送，消费者也不只是简单地购买消费。文化产品的产销，更深层地体现着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作为商品的文化产品往往会反过来影响和钳制人们的心理、行为和社会生活。文化产品的“异化”特性，要求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次，两个效益不能等量齐观，必须将社会效益置于首位。当代中国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我们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必须把准的几个关键词。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实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根本出路。由此，社会效益必须置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首要地位。当然，在把握两个效益的关系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注意克服过去那种借口社会效益而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等、靠、要”的思想和观念。实际上，社会效益置于首位并不意味着经济效益的必然衰减，二者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零和博弈的关系。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完全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经济效益必须通过广大的消费群体才能实现，即是说，文化产品要通过社会的、大众的需求的充分满足才能实现其市场价值。文化产业是从文化内涵中挖掘其商业价值。文化内涵要实现商品化和商业化，获取经济效益，必须走向社会，面对市场，面对广大的消费者。如果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没有被人们认可和接受，没有实现从产品到商品的“惊险的跳跃”［１８］１２７，就不会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社会效益也内在地蕴含于文化产业之中，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立。当然，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不同国家对两者的关系权重的把握有不同侧重。从长远看，最大限度地提供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最大化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同层面的精神生活需求，文化产业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也必将是可期并持久的。再次，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凸显了社会效益优先之必要。如前所述，文化工业曾因其屈服于商品规则，而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激烈抨击。即便如此，其发展势头也并未就此停顿。此后，仰仗着市场经济的狂飙突进，文化工业的理论与实践逐渐被文化产业所取代，并在批判、反思中努力矫正、无畏前行。而近２０多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也正如当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所指，市场化和经济效益有时被抬高到不恰当的地位。一些文化企业和组织置社会责任于不顾，把文化简单地看成获取经济利益和市场效益的工具，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为此，不惜生产一些庸俗化、色情、暴力、迷信的文化产品，不惜用一些低俗的表演吸引观众眼球，获取经济效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常常被解读为仅仅是文化对经济的隶属和服从。在一些地区，文化只是经济的附属物，是经济借以发展的名头和幌子。譬如，在当今中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的旅游产业广受关注。部分文化企业就借着保护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名，行追求经济效益之实。在这种如火如荼、大张旗鼓的巨大声势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被弄得“失魂落魄”。对中国文化产业而言，把守文化之魂魄是生命线和保障线，不“失魂落魄”是底线。对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加以区分，强调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基本原则，既凸显出社会效益对中国文化产业的至关重要性，也是党和政府应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困境的有效之策。在文化事业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公益文化与市场文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同舟共济、互利双赢。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大众与文化之间的“创造—塑造—同构—共进”的有机统一。这样，社会主义主流价值文化将会得到更为生动深刻的阐释与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会更好地走进大众、融于大众并深刻地影响大众，真正形成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五、结语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价值取向构建文化产业正确的价值取向，是世界各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对这一难题的破解也考量着各国政府的智慧。面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如潮势头，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各国政府应对之策大相径庭———有因势而动主动而为者，有力不从心无所作为者，有得过且过随波逐流者，也有自甘沉沦碌碌无为者。虽然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卷入文化产业大潮之中，但正确认识和把握其发展的价值取向，却是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软肋。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已成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共同的清醒认知。在此过程中，确立中国文化产业正确的价值取向无疑具有关键性意义。就中国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上述四个方面而言，文化传统是命脉和根基，核心价值观是统帅和抓手，以人为本是目标和主体，社会效益是延展和体现。上述四个方面交相呼应，构成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成为中国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统领。文化产业无论其形式如何翻新变化、内容如何扩展深化、技术如何变革创新，最终都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是核心价值观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文化产业不能不关注中国文化传统；以人为本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个层面，是其明确的主体目标指向；社会效益则是核心价值观的比较利益在人“类”层面上的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引的正方向和提供的正能量，将可导航中国文化产业的价值走向。相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融传统文化、人本追求和社会效益为一体，张弛有湖北职称度、继往开来的正确价值取向，必将助力中国文化产业在世界舞台上大展拳脚，大放异彩。
作者：谢传仓 单位：南方医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