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构并改建名校，育才中枢铸砥柱
1907年，洋务老臣张之洞入阁掌握实权。他历来被视为清廷“通晓学务第一重臣”，因而在统管晚清政务之余还负责兼管学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开启了学部划分的改革计划。张之洞对此持完全赞同态度。他还专门致函京师大学堂，特意点名京师译学馆，希望译学馆日后能并入文科学部。为了准备学部划分改革和并入文科学部，京师译学馆于该年完成招生任务之后便停止了此后的招生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京师译学馆的丁级与戊级学生刚好已经毕业，作为清廷御用教育机构的京师译学馆随着清廷的关门而成为历史。自1905年起，京师译学馆就系统开展了同学录的编订工作，并留下了相关档案资料。因此在民国建立后，已经走上各个工作岗位的译学馆校友们根据数年来的同学录档案和大家共同的回忆，十分热衷于校友录的编辑，20年间共编辑修订了六次。至1931年由京师译学馆校友陈初修订编辑的校友录面世，才最终确定了校友录版本。陈初的这部校友录基本厘清了自1902年至1911年京师译学馆所有师生的在校和离校状况。该校友录显示：京师译学馆最多时曾有教职员工140余人；共毕业了五个年级，毕业生总计410人。
二、中西并举此一家，英语教育重衔接
按照前文所提《奏定译学馆章程》的规定，京师译学馆以五年为一学制，课程设置分为三大类，即外语、专门学科和普通学科。其中，外语包括英语、日语、德语、法语、俄语，每名学生只能任选一门外语作为专业学习。由于英语的应用范围最广，且与清廷打交道的主要是英语国家，因此选择英语作为专修的学生是最多的。中西并举是京师译学馆英语教育的一大指导思想，这也是译学馆与其他教授英语课程、专注西学的学校的一大不同之处。学生在学习英语之外，还要学习一定课时的《古文渊鉴》、《历代文章名家流派》、《历代名臣奏议》、《二十四史》、《西洋历史》、《日本历史》等文史课程。英语课与国文课在课程设置与管理当中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两类课程的成绩对于学生毕业时的影响也是同等的。例如1910年的一次毕业考试，英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陆鸿逵的各门功课平均分接近85分，而京师译学馆规定的最优等毕业生的平均分只要达到80分以上即可，但是陆鸿逵的国文课成绩还不到70分，译学馆经研究决定，取消他的最优等评级，降为优等。注重英语教育与其他专业教育的融合、衔接是京师译学馆英语教育的另一大特色。不少专业课程在三年级甚至二年级之后即用英语教学，而负责用英语讲授专业课的教师一般都是在各个专业领域多有建树的外教。例如在当时英国法学界名气很大的哈尔博士，就曾受聘于京师译学馆数年，专门为英语专业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讲授西方法律。在这种有意为之的教育教学模式中，学生自然而然具有了一种被不断强化的自觉意识，即以熟练的英语为工具全面掌握源自西方教育的法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知识，紧跟相关专业的国际学术发展步伐。甲级英语专业学生钱文选还未毕业，就在京师译学馆独自用英语完成了《中英公牍辑要》的编撰。1907年，经京师译学馆多位外教的校阅，此书正式出版发行，并于出版发行三年后成为学部确定的高等教育教材。诸如此类的学研、教研成就在京师译学馆还涌现了很多，其中一大原因就在于以英语教授专业课的课程设置为广大师生创造了教学相长、教研互动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三、中外教员齐努力，桃李芬芳满中华
在京师译学馆140余位教职员工中，外籍教员有近50人，其中负责英语教授的外教有来自英国的何福爱、巴克斯等，有来自美国的傅玉珂、安德森等[3]89。负责英语教授的中国教员有谢天保、欧阳祺、林葆恒、王建极等十余人。通常情况下，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英语课由中国教员承担，外教只负责三年级及以上的英语课，尤其是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京师译学馆校友陈诒先曾回忆道：三年级以后使用的英语教材包括1762年出版的《威克菲尔德牧师传》、1711年出版的《旁观者》、1814年出版的《艾凡赫》等。这些都是早期英国文学的经典之作。陈诒先的这段回忆还说明，京师译学馆的英语教育已经突破了全国英语教育以英语语言文字为重点的局面，着重在基础性的语言文字训练之上开展英国文学教育。尽管以今天的英国文学课程标准来看，当时京师译学馆的相关课程设置显得并不是那么专业，但足以给英语教学扮演辅助性角色。拥有在全国领先的英语师资队伍和课程管理，京师译学馆培养出来的英语专业学生也具有极高的素养。陈初编辑的校友录显示，从京师译学馆英语专业毕业的学生有160余位，而且在西学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的社会环境下，不少王公贵胄、书香子弟即是这160余位中人。例如两江总督张任俊的儿子张允亮、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儿子瞿宣颖、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亲侄蔡学琦等皆是毕业于京师译学馆英语专业的高才生。曾短期执教过京师译学馆的蔡元培在学馆停办二十周年之际，欣然为纪念活动题词“：译学馆历时未久，学生人数亦不多，然教学之精湛、学生之高才，堪称中华教育之翘楚；毕业学生或继续深造，成知名学者，或服务社会，业绩斐然，或专注译学，译著等身。”[4]183蔡元培所言的京师译学馆的高才生们大多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外交、司法、教育、翻译等各个领域，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他们中有曾任北洋政府驻美国旧金山领事的钱文选、民国时北京城著名法律专家林行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资深外交官田树藩、近代著名化学史专家王进、民国政坛活跃人物陶履谦、近代著名翻译家瞿宣医学期刊投稿颖等，可谓桃李芬芳、名满中华。
作者：刘美舒 单位：吉林省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