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在汉语中象征着“喜庆、兴旺、成功、忠诚”等，如“开门红”“满堂红”“走红运”“红光满面”等；足见红色在汉民族心目中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颜色曾代表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地之色”黄色为尊，象征皇权的至高无上；其次为紫色；而绿色在元代曾作为妓院男子头巾的法定颜色，所以直至今日仍有“戴绿帽子”的说法。而维吾尔民族认为绿色是生命、幸福、快乐和美好的象征,每年到了春天维吾尔民族会载歌载舞，唱着关于春天和绿色的歌谣，迎接春天的到来。维吾尔族喜欢红色源于古风俗习惯流传至今：现在的人们举办婚礼时娶亲的马车和汽车都要绑上红绸布等。
一、数词的文化差异
数词在汉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汉民族视“十”为满数，审美心理追求十全十美，视“十”为完整、圆满、吉祥的象征，凡事都喜欢以“十”作为标准数量，形容事物的最大限度，进而表示出数字之外的文化涵义。如：古贤有“十圣”，花有“十大名花”，兵书有“十大兵书”，现在每年要评选“十大新闻”“十大杰出青年”“十大体育、影视明星”等，成语有“十全十美”“十拿九稳”“十指连心”“十万火急”“十万八千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载寒窗”等等。汉民族对“九”的迷信源于对天的崇拜，在中国的神话中玉帝住在第九重天，由于“九”是表示最高、最多的大数，又因“九”与“久”谐音，人们往往用“九”表示“长久”之意。在封建时代“九”便同最高统治者———皇帝联系在一起，用“九”象征皇权至上，崇高神圣，所以古代称皇帝为“九重天”，即至高无上的天子至尊。此外，汉语中的“一、三、五”等也都蕴涵着厚重的文化含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是一个十分神圣、圆满的数词，它包罗万象，包含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是阴阳达到调和的数字。因此，它的社会文化寓意为完美、和谐，被视为神性、尊贵和吉祥的象征。汉维两个民族在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审美习惯、宗教习俗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特点，数词所承载的文化色彩意义也有所不同。维吾尔语中的“九”在表达时有“数之极限”的文化涵义，认为“九”是个神圣、高贵的数字，《突厥语大辞典》中说，古代突厥民族的“汗”常用九面旗帜，称做“有九面旗帜的汗”。有关“九”的文化意蕴，不仅体现于古代维吾尔人的文化观念之中，还表现在民间习俗上。在新疆哈密地区民间婚俗中有“求婚九次”“用白毛毡抬着新娘围火堆绕九圈”“婚后第九日新郎去拜访岳父母”“男方要准备九套服装面料、九只羊、九斗小麦、九升米、九斤油、九桌水果作为彩礼”等习惯。“七”也为维吾尔人钟爱，被看做是吉祥的数字，这个数字同穆斯林的宗教礼节和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在民间,人们患了重感冒,或小孩夜啼,他们要去七户人家向七位妇女要点羊毛,带回家焚烧羊毛,并在病人身上绕七次。有人去世,埋遗体时要先铲七锨土。人死七日,要举行乃孜儿。男孩子七岁左右举行割礼等习俗均与数字“七”有关。维吾尔族常以“四十”表示满数，以“四十”指“满数、多数”的习惯，另外，家里死了人，第四十天还要举办葬礼。
二、称谓语的文化差异
同维吾尔族相比，汉民族的亲属称谓可以说是“等级森严”，这与汉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分不开的。维吾尔语中的哥哥、姐姐在汉语中要明确区分为兄、弟，姐、妹及堂表、姨表；母亲的父母称为外祖父、外祖母，父亲的父母称为祖父、祖母；父亲的兄弟则必须分为伯父与叔叔。这是“大一统”文化作用的体现，男子是家族的重心，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人的身份和权益密不可分，完整的伦理体系导致了称谓系统的绝对严密。汉民族传统上是大家庭式的，系脉、宗族严格区分，具有条理、规矩。汉语亲属称谓系统的构成具有多分性、多层次性的构成特点，它体现在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系脉分明、宗族有别。而维吾尔族传统上讲究平等、民主，属朋友式关系。维吾尔族亲属制以核心家庭为主，为其中每个成员提供了不同的称谓。如父母和同胞兄弟姐妹及子女区别称呼，而对家中父母双方的其他亲戚，如姑姨、叔伯、舅舅和他们的堂表兄弟姐妹都用同样的称呼。这样，当亲属称谓转用做亲属称呼时，往往也以核心家庭成员的称谓如父、母、兄、弟、姐妹、子女为基础向外扩展。正是亲属称谓上的语义特征少，外延小造成了维吾尔语亲属称呼的数量少、概括性强的特点。
三、汉语中特有的文化现象
汉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一些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在语言中，形成了鲜明的文化色彩。
（一）惯用谦辞
汉民族千百年来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处处以谦恭、持重为行为标准。因而在言语交际中，自觉运用谦辞便成为汉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自称姓名的谦语有“敝姓某、免贵姓某”等，自称妻子的谦语有“糟糠、内助、内人”等，提及自己的文章常称“拙作、拙文”等，自己的家称“寒舍、茅屋”等,所在公司常称“敝厂、敝公司”等，请客时常说“薄酒素菜”“粗茶淡饭”“招待不周”等。
（二）精神外化
汉语的另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常将某种精神外化于物。中国人以“引而不发，含而不露”的含蓄之美为审美标准，喜欢借物托情。在其他语言中“玉”只是一种用来做装饰品的矿物质，“竹”只是一种植物，但在汉语中都被赋予了“坚贞、傲岸”的人性品格，“玉不可改其白，竹不可毁其节”，中国人爱玉、惜玉、敬玉，形成了独特的玉文化，竹也成为清高文人坚韧孤傲的精神象征，古人曾把“梅、兰、竹、菊”誉为花木中的“四君子”。
（三）谐音现象
谐音现象也是汉语特有的文化现象，中国人形象思维非常发达，而且特别善于“语言幻想”，常利用谐音来构造某种幻境，寄托某种愿望。婚俗中在婚床上撒“红枣、花生、桂圆、栗子”，代表“早生贵子”；传统习俗中过生日要吃“寿面”，以其“长、瘦”之形象征“长寿”。在同样心理因素的作用下，中国人忌讳以“钟”为礼物，因为音同“送终”，相恋的男女不分吃一个梨，意为“分离”等。
四、汉语教学中进行文化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一）处理好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关系
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汉语教学，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教学，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汉语，而单纯语言学习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掌握汉语，只有理解了语言的文化内涵，才能真正掌握一种语言。文化教学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途径和有效手段，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我们既不能片面追求语言技能，忽视文化能力，也不能把语言教学变成传播文化知识的途径，本末倒置。在实际教学中，为了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汉语的语言特点，更应该让学生掌握本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差异和特点，激发对汉文化学习、了解的兴趣和信心，充分调动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提高汉语学习的效率。
（二）教学内容要有针对性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文化教学不可能面面俱到，文化教学要选择跨文化交际中容易造成交际困难的文化知识作为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三）用动态的眼光看待文化教学
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语言和文化也必然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因此，我们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语言的文化现象，不能过于拘泥，一成不变。
作者：甫如孜·霍加 单位：新疆警察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