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合理问题意识抉择的最好体现。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提示中国人如何破除传统经学历史观的束缚，从而迈向现代社会。自汉代经学兴起，六经就被当作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传统文化典籍倍加尊崇，在经典解释的潮流中形成了六经皆史的文化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8](P1)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就成了解释六经的过程。对六经的尊崇就是对权威，对历朝历代帝王将相的尊崇，反映的是他们对学术文化的霸权，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被归结为少数人的努力，是属于英雄们的主观创造。
经学文化观渗透普通人的头脑中，逐渐就变成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精神状态到今天依然残存在部分人的思想当中，如各种形式的天才论、英雄创世论、神创论、复古主义思潮的流行都是最好的印证。五四运动之后，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冲击下慢慢松动，并得到改变。李大钊是传播、运用新历史观的第一人。1920年1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开始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的原因。李大钊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9](P433)因为先有经济的变动，然后才有思想的变动。“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9](434)正是大家族制度依赖的农业经济组织，使得孔子的学说能够支配中国人心，就在于这种学说是适应两千年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所反映出来的产物。但是，时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9](P435-436)因而，中国的劳动运动就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子只是一代哲人，不是“万世师表”，新思想的流行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根据李大钊的观点，既然孔子只是他的时代的哲人，因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六经的思想也是时代的产物，绝不能成为万世不变的永恒的真理，所谓的六经皆史也就无法立足。
随后，李大钊发表了关于历史研究的十篇文章，后被称为《史学思想史》讲义。其中，《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通过对以往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比较，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清晰的论述。唯物史观的价值就是告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在李大钊新史学的平民历史观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获得了生命力，由此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沿着李大钊开辟的道路，唯物史观在中国不可阻挡地化作一种思想力量，改变了中国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看法。如果说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不够全面，那么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则是全面阐释唯物史观的杰作。李达根据唯物史观理论全面论说了社会本质，“社会非有契约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机体之完全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乃由加入生产关系中之各个人结合而成。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质的生产历程，而物质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出，随生产力之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此历史的唯物论之社会本质说之概要也。”[10](P16-17)这是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说明社会本质，是中国思想界第一次全面地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李达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现代社会学》打开了中国人看待社会的眼界，开启了国人用科学的眼光审视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历史。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启蒙的重要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史学领域的专门研究才开始突破传统的经学历史观，自觉运用科学的历史观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郭沫若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他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是一本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
从此以后，郭沫若研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在研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著时，发现这本著作没有一处提到中国社会的历史，于是他下定决心用这本著作的研究方法来撰写续篇，以补世界文化史的空白。随后，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在历史和文化学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创造了大量的著作，真正改变了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进路。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殷周奴隶社会说和战国封建社会说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历史学家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行分期研究，促使中国历史学研究开始摆脱传统的经学历史观和唯心史观，并由此走上科学地研究历史的道路。破除经学历史观，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郭沫若还把学术研究的评判标准确立为“人民本位”。在对古代各种学派的学术文化进行批判、解释的过程中，郭沫若指出“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屈。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11](P423-424)以人民为本位，就要打破以权威、以经典、以圣人之言、以帝王将相为本位的传统学术文化心态，还社会发展的事实面貌。在此基础上，郭沫若提出要克服民族自卑感和民族自大狂的病态文化心理，建立健全的民族文化心态。其具体的救治之道是：以史为鉴，培养信心；克服自大，医治“洁癖”；借石他山，以攻美玉；礼尚往来，全面交流。郭沫若以其诗人的激情，史学家的胆识，文学家的胸怀，全面消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哲学家，侯外庐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开拓性研究，运用唯物史观清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遗产，提出了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后人进一步认识、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奠定了基础。侯外庐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属于一门历史科学，研究中国的历史就要研究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反之，如果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就难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判断这一时代的社会性质，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科学依据。”[12](P19)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只有坚持从研究生产方式入手，才能够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精确性。
历史不是唯心史观宣扬的神的历史，也不是少数英雄的历史，而是特定时代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这为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侯外庐还主张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领域中。侯外庐认为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都是与中国历史的演进直接联系的。只有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才能够进一步理解不同学派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以此为基础，侯外庐对中国古代思想史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精神世界发展史的典范。侯外庐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相结合，推进了唯物史观中国化，对于颠覆经学历史观起到了重要作用。侯外庐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杰出代表，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唯物史观传播的胜利，是对中国传统唯心史观的彻底扫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重要表现。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现实，现实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最为凸显的问题，分析、理解这一问题的解决和路径之选择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只有面对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才能够真正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态度。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反对和批判经学历史观，这是唯物史观理论的题中之义，也是我们探寻马克思质量管理论文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之一。
作者：张英明 单位：安徽省教育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