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学的发展困境
中国的近代地理学并不是从传统地理学中演变而来的，它是伴随着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传入而发展起来的，到民国后期西方地理学的各分支学科基本上都传入中国。然而在民国时期由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主张未能实现，近代地理学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相当缓慢的，成就也是非常有限的。此时地理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发展程度还也有差别的，就学科内部来讲“在1949年以前，我国的人文地理学发展水平是高于自然地理学。”[5]民国时期的中国地理学界基本上是在介绍国外的各种学说，理论发展几乎没有创新之处。曾有学者指出“旧中国地理学尚未超过抄袭欧美旧说之时期，大学地理工作，除造就几个教员之外，即在贩运转述欧美学者的一些观念。大学教授大抵留学国外，平时用讲演或翻译抄袭，将在国外所拾的一些东西，做一点介绍工作，然后又因各教授在国外的国别，从师和时间的互异，所述观念亦分歧迭出，各持一说，致使莘莘学子无所适从。”[6]《地理知识》的发刊词中也提到“解放前地理学的经费较为短缺，地理考察较少，学术与实际脱离。另外地理学界存在南北两个学会，南方以南京为中心的地理学会，北方是在天津为中心成立的地学会，这两个学会之间存在矛盾，地理学内部也不团结。”（[3],p.1）据此看来，民国地理学领域不但理论创新少，而且地理学应用和研究队伍建设等多方面的发展状况都需要调整和改造。
二、地理学改造的理论基础
1.学习苏联地理学
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科学分类体系被中国的科学家广泛接受，在这套分类体系中，地理学被分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个二级学科，其中自然地理学被归为自然科学，经济地理学归属为社会科学，就此一个统一的学科被分成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分支学科。1938年斯大林撰写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该文指出“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7]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对中国地理学界影响是很大的。1948年，徐特立在河北平山七幺村地理学座谈会强调地理学者要学习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新中国地理学有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新中国建立之后，该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被大量的引用和借鉴。1954年南京举办的苏联先进地理学理论学习座谈会上指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地理环境及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生产的三个特点，这一切都对地理学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从此，资产阶级地理观点，如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受到了致命的打击”[8]从1953年开始，中国出版界开始系统地翻译、出版苏联学术著作。截至1957年底，“仅地理学的两大分支学科之一，经济地理学就翻译出版了40多种名著和二三百篇有关经济地理学的论文。”
2.地理学的阶级性
新中国建立初期，地理学的改造首先是开始于对西方传入的地理学中“资产阶级”地理学说的批判。在被批判的地理学理论中，有些理论在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就已经遭受到了批判，如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缘政治学等。而民国后期比较流行的人地关系论在这次批判运动中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厄运，该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自然环境常常支配人类活动，人类活动也常常利用自然环境。这场对西方地理学思想的批判运动，是“基于新时期提出的地理学是一门具有阶级性的科学这种认识。”[11]当时有部分地理学者认为地理学“是一门有阶级性的科学，我们从比较过去与现在地理科学服务的对象和宇宙观，来挖掘地理学的阶级性”[12]“虽然地理现象，如山脉、河流、土壤、岩石等是客观存在的，没有阶级性，但是从事地理学研究的人是有阶级性的，地理工作者的阶级性决定地理学的阶级性。”[13]就当时的环境来说一切科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一切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地理学理论自然也就有了阶级性，都需要彻底批判并改造的。
三、地理学改造的方式
1.学术批判
建国初期，很多刊物和报纸上都刊载了批判旧地理学思想，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地理学的文章。在这些刊物中《地理知识》和《地理学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其中《地理知识》基本上成为早期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主要阵地。（1）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非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批判上世纪50年代初，大多数地理教育机构仍然使用民国时期的教材，继续按照旧中国的教学内容讲授地理学知识，针对这种情况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利用报刊、报告、演讲会、学习会等方式自发地批判地理学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等“非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思想。批判具体内容涉及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关系论、地缘政治学、种族优越论、马尔萨斯人口论等。1950年光明日报上刊载《地理学界的思想革命》一文，该文指出“自竺可桢氏把欧美法德的地理学输入中国，全国地理学界始终囿在环境或然论的气氛中，看不到其他思想。”[14]其后《地理知识》杂志相继刊登了多篇文章批判地理学中“资产阶级学术”和“唯心论”的思想。如《对于旧地理思想的批判—建立正确的人地关系观念批判》指出“何以这种思想（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呢？因为他们忽视了人类的劳动过程是决定人类社会的力量，而误把自然当作人类的主宰”[15]。另外，在《论白吕纳（JeanBrunhes）的人地学思想》一文提到“就一般而论，他们的思想是不够进步的，因为在本质上他们的观念是从唯心论出发的。他们认为人地相互适应可使人类进步，忽视了人类劳动和社会本体的作用。”[16]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一些在京的地理学界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地理学双周座谈会”，该座谈会成立之初就指出“这种座谈会的目的是促进地理教师思想的进步，批判资产阶级地理学思想，提高教学质量。”[17]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地理学批判是在适应社会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批判，此时的批判基本上属于一种学术思想的批判。（2）批判“唯心主义”浪潮中的地理学批判地理学经过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批判之后，人文地理学的部分涉及“非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基本上已经停止，然而到“1953年之后，在“学习斯大林同志的（地理学）观点”的条件下，对人文地理学的批判加速了。”[18]其后伴随着全国性的批判唯心主义浪潮的开始，对地理学的批判达到了高潮。1955年6月中国地理学会南京分会召开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有学者指出“地理学界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应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学术思想上，如赫特纳（Hettner,Alfred）、白吕纳（Jean,Brunhes）等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未能彻底清除掉，有时还不自觉的表现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有必要彻底进行批判”[19]另有学者在会上发言指出“由环境决定论发展而成的法国人地相关论实质上和环境决定论是一丘之貉。”（[19],p.172）曾有学者对这次会议给予高度的肯定，认为“到会者一致认为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是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其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又联系胡适派唯心主义思想和个人思想实际，对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地理理论和思想方法进行了批判。”[20]1956年《地理学报》上刊文《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人文地理学》该文“揭露了人文地理学的反科学的理论与概念，批判了它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并分析了它的本质和欺骗性，无可置辩地证明它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21]同一期的《伪科学的白吕纳人地学思想》也指出“人地学是建立在唯心论哲学基础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地理学派之一。人地学的全部观点同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的经济地理学背道而驰。通过帝国主义走狗、披着地理学家外衣的反动政客张其昀等的传播，人地学成为我国解放前地理学界的一股主流。张其昀等人地学的积极贩卖者大量出版人地业书，进行讲学宣传，以达到毒害广大群众、为帝国主义与官僚资产阶级效劳的目的。而广大正直的地理学家亦深受人地学反动理论的束缚，不自觉地参加了人地学的宣传工作。”[22]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多篇批判地理学领域唯心主义的文章，如《为反动派服务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地理学》、《地理学、逻辑学的阶级性》、《唯心主义和地理学》、《葛德石反动地理学思想的批判》等。
2.高等地理教育的课程改革
解放前，旧中国的地理教育比较落后，虽然高等学校中设有一些地理系、科或相关的系、科，但是颇具规模的却较少，各高校的地理教育普遍存在着师资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而地理教育的教学内容讲授的大部分都是欧美地理学的内容，实地考察较少也脱离了实际的需要。1950年7月中共中央教育部下达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规定》明确指出“现有的高等学校课程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还不是新民主主义的还不能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为此必须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除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外还应该根据精简的原则删除那些重复的和不必要的课程和内容。”[23]在这样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各门学科的课程改革逐渐开展。1951年2月，教育部召开了理工学院气象、地理、心理、纺织等5个系的课改会议，制定各系科的课程草案，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到上世纪的50年代中期各院校的地理系课程基本趋于稳定。此时的地理学高等教育分为综合性大学的地理教育和高等师范院校的地理教育，以综合性大学的地理教育为代表，地理学被分为自然地理专业和经济地理专业。根据专业的不同，学生修习不同的课程，在这场课程改革的背后，地理学的课程设置出现了两方面的弊端“一方面把地理学分割成自然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且取消了人文地理课程，这种情况导致人文地理学方面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另一方面过分的强调政治课，地理专业的基础课大量减少，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地理教师的专长充分发挥的。”[24]
3.高等地理教育机构的重新布局
近代中国高等地理教育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上世纪初期只有北京、南京等高等师范院校设有史地部，直到1921年，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地学系（其中包括地理科）。至1929年南京中央大学（前身东南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都设立了地理系。不久之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学校纷纷设立地理系、地学系或史地系。直至新中国成立时全中国共有21个高等院校设有与高等地理教育相关的地理教学单位。1952年6月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场调整把民国时期的“欧美式”高等教育体系改造成“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系。在院系调整的过程中，高等院校的地理教学单位至1956-1957年间全国有“5所综合性大学、3所师范大学、19所高等师范学院和7所师范专科学校设有地理系、科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共有地理教学单位34所。”（[24],p.104）就地理学的高等教育来说，“1956-1957年度的统计在校学生有6700人以上，比1949年增长了12倍；教学人员（包括教授、讲师、教员、助教）共达到900人以上，比1949年增长了5倍。在1956-1957两年间，高等学校教师提出的地理科学研究题目共有718个。”[25]客观的来说地理教育的规模较解放前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增加的院校中以师范院校为主，而新中国建立初期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培养中学教师为主。
4.科研机构的重新调整
（1）接收中国地理所与筹备中科院地理所1940年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在北碚建立中国地理所，黄国璋担任地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成立之初的地理所下设四个组，分别为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和海洋四组，但至1943年大地测量组和海洋组先后同地理所分离，地理所实际上仅剩下了人生地理与自然地理两个研究组及部分行政部门。到1949年南京解放时，地理所留在南京的是以周立三为首的9人和一部分的图书、资料和设备。1949年5月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了原地理所，然而被新政府接收之初，并未确定该机构的归属问题。此时地理所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学习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各项文件政策，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扬弃旧社会不合适的旧思想等地理所的人员参加了这种形式的思想改造，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对于这种政治学习，地理所人员都主动热情参加学习，讨论旧社会地理学界存在的脱离实际、不接近人民、门户之见、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旧意识，应予以扬弃并探寻地理学新的发展道路。”[26]1949年7月，周立三应邀去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会，会议期间部分地理学家在北平召开了一次地理学者座谈会，该会由黄国璋主持，竺可桢、张星烺、王成组等十余人参加，竺可桢在会上提出“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将来改为国家或人民研究院，应包括一个地理研究所，专门研究几个问题，获得与会者的赞同。”[27]1949年11月中科院成立后，在竺可桢的关心及多位地理学家们的支持与努力下，中科院接收了地理所，就此中国地理研究所进入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新时期。但此时的地理所规模很小，人员、设备很少，在建制上是无法直接建所的。就此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由竺可桢负责的地理研究所筹备处，在筹备时期“地理所的研究人员积极参加中国地理学会的学术活动与科学普及工作，主要是支持与参加《地理知识》和《地理学报》的编辑工作。”[28]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在1953成立之初只设立了地理组和测量组两个组，人员和设备也得到了相应的补充。初期的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分为南京、北京两个部分，南京是地理研究所，北京设立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至1956年由于科研发展的需要，中科院地理所相继成立了自然地理组、经济地理组和测量制图研究室。“到50年代末期，仅中科院就建立了十几个地理学研究机构。”[29]（2）南北地理学会的合并解放前，中国地理学界有两个全国性学会组织，一是1909年张相文在天津创立的中国地学会，1912年该会迁至北京，抗战期间该会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由张星烺、黄国璋等人重建该学会；另一个是1934年翁文灏、竺可桢等在南京筹建的中国地理学会，抗战期间该会依然在后方活动，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胡焕庸为此段时间的地理学会理事长。1949年7月，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地学会代表黄国璋和王成组以及地理学会的代表李春芬、任美锷和李旭旦等共同商议决定南北地理学会合并。这年的7月17日黄国璋召集了一次由南北地理学家十余人参加的地理学会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竺可桢根据党中央对科学团体发展的指导方针，提出现在是人民时代，地理学要发展，首先必须打破门户之见；到会的人也都纷纷签名决议将张相文创立的中国地学会与在南京建立的中国地理学会合二为一，同时对开展地理研究、加强地理教育等表达了殷切的期望。“早餐后参加黄海平召集在平地理工作者会议。到余述及中国地理界外边之所以缺乏认识之原因；应努力之方向，唯有成绩才可使大家相信地理学之价值；最后述主义应祛除次任美锷报告，郭敬辉述地理环境论者之不合时代余主张全国地理工作者学会名称之不相宜，主张用中华地理学会。”[30]1950年初地学会和地理学会先后召开理事会，同意两会组织上合并，名称用中国地理学会的名称，会址由南京移至北京，推黄国璋任理事长。“在余房中开地理学会理事会，到黄海平、王成组...今日推黄海平为主席，决议推海平为理事长请任美锷为总编辑，与北京地学会决合并，黄海平为组织部主任。”[31]至此，原中国地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结束了它们的使命。
四、对改造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改造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科学批判，这是一种由政权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和部分科学从业者们自下而上的主动响应与主动创造的双向作用而形成的。在地理学界，这场批判直接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人文地理学的部分内容被清除出这个科学体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才结束，这对地理学科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人文地理学的许多分支处于被取消、停顿的状态。正如曾昭璇教授1983年在广州全国人文地理学学术会议上发表的《人类地理学的范围内容》一文指出的那样：“批判拉采尔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国际学术界一大冤案，人文地理学因而对人种、民族、风俗文化研究不予重视，这也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一个教训。”[32]在高等教育的调整过程中，部分综合性大学的地理系被拆分，虽然这样扩大了地理系的分布范围，也加强了高等地理教育的力量，然而大学中的地理教育被分为自然地理学专业和经济地理学专业，把统一的地理学分成了两个分属不同科学领域的学科，培养出的人才大部分都是单一性地理学工作者。特别是在解放前的一些优势的地理院系也被拆分比如南京大学地理系、浙江大学地理系等，这种拆分严重的影响了高等学校地理科研工作的进展。科研机构的改造则凸显了中国的科学科研体制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的变化。这种科研模式的转变使科学研究从解放前的相对自由的时期转入了受国家规划统一控制的时期。这种研究体制使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得到国家的资金支持，给这些科学的分支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同时也促使科学研究只强调应用研究，而忽视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在地理学中的表现即为与经济建设紧密联系的以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以及自然资源考察工作为中心的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而人文地理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政治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根本得不到研究项目的支持。这场地理学改造对刚从旧社会转变过来的中国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提高它的科学水平的作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此时的地理学发展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开展许多重大科学研究，不但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学科理论建设和研究水平上也有了一定的进步，研究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亦得到了改善，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各类地理人才。但从科学理论发展的角度来讲这种科学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科学发展规律，对于苏联地理学的过分推崇，不但排斥了吸收西方地理学的先进成果，甚至连我国近代地理学也被贬损了。正如一位地理学家所说的“解放后在学习中我们一面倒，其他各国工程管理论文经验都不学习，全盘在短期内照搬苏联，没考虑到到中国特点。同时，解放前的经验也没有重视，割断科学的历史联系，缺乏继承性。”
作者：胡志良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