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环境的制约
“居民消费的社会环境也可以称之为人类文化环境。它包括人口、文化、社会制度、公共秩序、社会治安、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等。”人们对消费环境的依赖是一种需求关系，它与人的需求层次相关。在生存需求、享受需求和发展需求中，社会环境的作用随需求层次的变化而呈不同的关系。通常在低级的需求关系下，消费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包括以后成为奢侈品的手表，与社会环境交集的机率甚低；而在脱离基本生存需求后，有很多的需求与生存无关，例如，手表就已不是一般的生活必需品，在很多场合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于是也就渐渐受制于社会环境的制约。陕西“表哥”事件，是这种受制的表现，而“八项规定”的实施却是在根本上体现这种制约。在消费品中，并不是所有的商品对社会环境都有同样的依赖程度。例如，在香港的消费品中，与社会环境有较大关联度的，首推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此类物品的销售主要是依赖外地游客，而游客中又以大陆游客为主。香港消费的社会环境对首推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等销售有较强的游客制约。而其他零售品与游客关联度较少的则影响较小。零售品销售是一种需求表现，在当地居民的需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需求量的变化主要依赖外来游客的多寡。
二、公共秩序对消费的影响
（一）公共秩序是社会环境的重要因子
消费品零售额变化与社会环境有所关联。这种联系在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地区更为明显。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较高，一般情况下服务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生活类服务行业需要有购买力的需求的支撑。人们的需求层次和结构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收入又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发达地区，居民收入较高，服务业的需求也就越大。服务业的社会属性要求其必须适合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生存。因而，公共秩序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公共秩序影响消费的案例，表现较为有代表性的是发生在香港的“占中”。“自9月28号的凌晨，‘占中’活动启动以来，对于香港的股市、楼市以及零售、餐饮、旅游等行业及普通市民的生计、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据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向零售商进行的调查显示，‘十一黄金周’前五天，受‘占中’行动影响的中环、金钟、铜锣湾及旺角地区，店铺销售额同比下跌20%到50%，这是自2003年开放大陆游客赴港‘自由行’以来首次出现下跌。”“此次调查，共收到30个连锁零售商及中小企业会员回复，商家均对‘十一’黄金周销售情况感到失望。”因为“占中”行动造成公共秩序的混乱，使香港居民的工作、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居民消费仅仅是其中的一项。而且这种影响波及的不仅仅是香港的居民生活，而且直接影响政府的经济状况。消费品零售额下跌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直观表现。奢侈品零售额的下降直接牵动零售业销售额的下降。
（二）奢侈品消费对社会环境有较高依赖
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的销售额对零售业销货额的影响如此之大，是香港产业结构特点所致。自从2013年香港出现反对自由行的浪潮，直至2014年的8月，从数据上看，除了2014年1月8月，香港零售业销货价值同比都呈下降趋势，其中，在2012年4月内地幼童香港便溺事件达到了一个新的峰值。香港“按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4月零售业数据，总销货价估计为388.39亿港元，按年跌9.8%。本来业界预期4月香港零售销货值将跌近4%，结果表现更差，创下5年以来最大跌幅”。在这之中，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的销售也是在4月份降幅最大，同比下降高达4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的销售额在香港零售业销货额中占比相比。
（三）规范的社会环境促进贸易的发展
香港有着较为规范、完善的贸易环境。早在2009年，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贸易促进报告》，新加坡和香港是全球贸易环境最佳经济体。报告对全球121个主要经济体进行了“贸易促进指数”排名，评判标准主要分为四方面：市场准入、边界管理、交通通信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在2014年4月公布的世界经济论坛评出的全球贸易环境，香港四次排名第二。香港整体指标排名出色。香港是全球最为开放的市场之一：不征收任何进出口关税，亦无关税配额。其2012年商品贸易总额为GDP总量的4倍，主要应归功于优良的运营环境。香港社会长期稳定，1997年回归后也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也正是这种优良的贸易环境和社会环境促成了香港的繁荣，被誉为购物天堂，因而也促成了奢侈品贸易在零售总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作为社会环境的个案，反对自由行和“占中”对香港贸易持续发展是一种灾难。因为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所有的消费硬环境都具备，而由于社会骚乱阻隔你去消费，堵路、游行……你根本就没有消费的情趣，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很难去实现。
三、若干启示
在经济现象中，经济与政治有着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政治的诉求影响经济发展的案例，不在少数。例如，香港发生的“占中”，从头到尾看都像是政治诉求，而在背后实质上存在“金融暗战”。“占中”发生后“根据彭博社统计，截至10月2日的一周，便有12.7亿美元（约合99亿港元）资金从新兴市场的交易所挂牌基金（ETF）中净流出。其中以经济趋弱及受香港局势影响的中国大陆和香港ETF‘出逃’最严重，两地于一周之间合共录得2.78亿美元（约21.7亿港元）净流出，大幅高于前一周的6090万美元（约4.8亿港元）净流大，根据2013年的数据，零售业销货值总额为494451百万港元，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的销售总额为118303百万港元，占23.9%。相对于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统计数据中的食品、酒类饮品及烟草（超级市场除外）为35783百万港元，超级市场49131百万港元，燃料10138百万港元，衣物、鞋类及有关制品62917百万港元，耐用消费品81242百万港元，百货公司51586百万港元，其他消费品85350百万港元，超级市场及百货公司内的超级市场部门5426百万港元。在零售业销货值总额的占比最高的是其他消费品17.2%，其未超过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的占比。出。”政治诉求最终是会反映在经济上或者往往本身就涵盖经济利益，换句话说，应该将政治与经济结合看待。所以不能简单地看待“占中”所表现的政治诉求，而须看到背后的可能存在的经济利益驱使。
经济学与社会学有很高的关联度。当曾经紧密联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开以后，于是就“……意味着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试图将经济问题从社会力量中抽象出来，社会学家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试图将社会问题从经济力量中抽象出来”。其实，消费需求是一种在社会环境中实现的需求。经济与社会依然是紧密相关的。研究消费需求必定要考虑社会环境的影响。公共秩序是社会环境的因子。因此，当公共秩序失衡，必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香港的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的占比较高。第三产业发展与社会环境也是联系密切。奢侈品消费与零售总额的关系是其中的特例缩影。对于服务业发达的城市，社会环境是产业发展的门槛。奢侈品消费在内地，对社会零售品总额的贡献没有在统计年鉴出现，原因之一是奢侈品消费占比较低。例如，2014年上半年，广东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110.49亿元，约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590.30亿元的0.82%。第三产业的占比是与社会环境关联的标识。2013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珠三角，第三产业占比是47.3%；台湾服务业是占63.8%；而香港的服务业占比早在2007年就达到了90.7%，零售业中，2013年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物的占比大约是20%。奢侈品并不是居民生活必需品，所以与社会环境的关联度高。在一个地方的产业结构出现第三产业远高于其他产业时，应该高度重视社会环境的配套，尤其是公共秩序，否则社会环境出现变故，不仅影响居民生活，而且央及经济发展。
作者：曾鸣 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