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阅读的能力
有论者认为，作者在创作时会考虑到自己的作品有没有读者阅读，而在下意识中会有某种期待意识或召唤意识。“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既成的思维指向与观念结构。读者的这种据以阅读文本的既成心理图式，简称期待视野。”[2]在我看来，所谓的召唤意识只不过是批评家们的臆想而已。我们在阅读之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手执纸质作品或面对电脑中的电子作品时，尽管作品的物质载体有所不同，然而关注的重点都是作品之中的语言文字符号及其动态状况之下所形成的流变的形象而已。只有抛开或离开对作品的组织或阅读，并与作品产生了某种距离之后，我们才会思及与作品有关联的第三者。
布朗肖认为，作者往往担心“无知的读者也许会把作者的作品当耳旁风；作者的不懈的努力，无数的牺牲，全部身心的倾注，盘算谋划，乃至孤独的生活、沉思和寻求等，也许会被读者忽视”。[3]在我看来，即使说创作者为作品的组织及其构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绝不能认定读者都是一些没有心智的人。事实上，读者在进行阅读时，也会将全部心力投注于文本之中。读者同作品直接接触并力图穿过那作品本身所设置的厚厚之墙，直逼作品中那活动的文字所构建的种种形象。或进行无声的友善交谈，或进行无声的激烈交锋。读者并不缺乏严肃的心态，也不缺乏深入的思考。同作者一样，读者对创作的作品的投入其实也是一种历险的过程。
布朗肖说：“在阅读中，作品总是首次出现，即那是独一无二的阅读，每次是第一次，每次是唯一的一次。”[4]这既是针对不同的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来说的，也是针对同一读者对同一作品所进行的重复阅读情况来说的。每个读者阅读同一作品时往往处于一种变动不居、异常复杂的状态，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样。当读者将视线从作品上移开，将心力收回，他就会产生一种对作品深层含义的遗忘，或者有一种远离作品的深刻含义的感觉。当读者再次对同一作品进行阅读时，他就不得不再次试图穿过作品所设置的似曾相识的厚厚之墙，并重复着类似以前的那种阅读经历。作品又一次被读者的阅读过程所重构。这种“重复”“重构”是以不同的“我”在不同的时间（也可能存在地点的不同）并以不同的心境介入作品的。正是在这个反复走开、走进的过程中，阅读呈现出其尽可能有的意义与价值。
优秀之作的被发现、被挖掘得益于同它产生契合的真正能够读懂它的心灵。因此，准确把握文本真正的内涵就成为考验读者阅读心智、阅读能力乃至诠释能力的重要标尺之一。然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无论是在文艺作品的阅读中，还是在理论作品的阅读中，都普遍存在着误读现象。误读也称为误解，分为正误与反误两种。最可怕的是后者。“反误，是指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穿凿附会的认知与评价，包括对作品非艺术视角的歪曲等。”[5]列维－布留尔说“：不管怎样，读者的误解是应当避免的。我的补充说明迄今未能阻止误解的出现，不论我怎样解释，误解总是层出不穷。”[6]误读现象的产生，笼统说来是因语言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语境，是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话语行为所发生于其中的特定社会关联域，包括具体语言环境和更广泛而根本的社会生存环境。”[7]从大的方面讲，是由于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信仰等因素影响创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组织与书写。作为一个阅读者，他不可能完全与创作者在以上诸多方面达到吻合。从小的方面讲，作者的构思、布局、语言的运思、字词的选择、表达方式的确定乃至修辞手法的运用等，是造成阅读障碍的诸多因素。
布莱说：“读者意识，尤其是典型读者即批评家意识的特征是和与自己的思想不同的另一种思想认同。”[8]一般来说，最宽泛意义上的阅读并不需要特别的能力，只要具备基础性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惯常的思维能力就可以对作品进行阅读了。然而，对于能够给我们以真正启迪并对现在乃至未来的生活有较为重要作用的阅读，却必须要有一颗敏感、睿智且深广的心灵。这就要求读者不仅要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还要具备超常的理解能力以及缜密细腻的表达能力。
二、解读的权限
很多人认为，从作品出发是阅读和诠释的基础和前提。但是，解读作品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对作品的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解释。在创作时，创作者要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关系或生活中的种种现象的深刻领悟，再以精心挑选的语言文字将其置换为文艺作品或理论作品。而语言本身具有准确性与模糊性双重性质。作为解读者，我们如何凭借具有双重性的语言文字去揭示出作品的真实面目？如何将作品的真实意图还原出来并呈示给人们？
比较正确的解释仍得益于阅读。有论者指出“：在纯粹消极的阅读中，人们没有试图理解它们（引注：句子及其投射的对象），特别是没有综合地构成它们，所以在消极阅读中没有发生同虚构对象的任何交流。”“在积极阅读中，人们不仅理解句子意义，而且理解它们的对象并同它们发生交流。”[9]在这里，英伽登针对读者仅仅对作品的字面意义的阅读与解释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这种消极的阅读并不会给理解作品带来本质上的变化。只有真正地既理解了作品的字面意义，同时又通过对作品字面意义的深层次的领悟，并将字面意义指向其应当指向的对象，阅读才会发生质的变化与飞跃。在我看来，我们不可能完全通过语言文字理解作品的全部内涵，作品只能对我们敞开它可以敞开的心灵。正如戈德曼所说：“我只能解释我所理解的东西。相反地，如果我不能解释某种东西，那是因为我没能理解它。”[10]当我们面对作品时，尽管作品不会如现实中的人那样产生敌对情况，但语言文字本身也会具有一种阻拒感。正是这种阻拒感让我们不能顺利进入它的深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来解释作品。原因主要在于字与字组合成词、词与词组合成句、句子与句子组成段落与篇章，是一个按照某种规则与序列进行的排列。我们可以先从表面去考察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含义，继而探讨句子的内涵。当然，对词语的理解不能拘泥于词语的本义，而要联系词语所出现的语境来进行解释。因此，我们在阅读乃至诠释任何作品时，不能仅仅将作品中所出现的词语作为一种孤立状态去解释它的意义。除了对具体的作品及其语言文字的处理进行正确的理解和解释之外，我们还要将特定作品由语言文字所构建的艺术世界以及理论阐释与创作作品时的历史时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思想，即抛却个人的经验去理解作品，这样会更接近作品的真实面貌。我们在诠释作品时，不应掺杂过多的个人的经验之见，而应当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并与作者共同来思考。
然而现实中对作品的过度解读已经泛滥成灾。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我们在“拿”别人的理论来进行研究和创新的时候，要么是望文生义，要么是肢解文意，要么就是生搬硬套。既不理会作品内部的语境，也不理会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但是我们在进行理论创新时，也应当是基于对原有理论的正确理解。有些理论，如果我们没有弄懂它或者说没有基本掌握其中应有之义，就去任意解释，并任由这种解释泛滥，那么我们的理论建设乃至文化建设是没有益处的。因此，无论是阅读，还是诠释，都要尊重作品及其产生的时代，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为了阅读而阅读，或为了诠释而诠释，更重要的是通过行政管理论文针对现实的阅读或解释生成客观而准确的理论。
作者：黄真年 单位：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