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说明湖北区域经济开发的程度不平衡，清代初期开发重点以复垦抛荒土地和垸田开发为主，到乾嘉时期江汉平原湖区和鄂东丘陵地区已经得到深入开发，鄂西南、鄂西北山区内部的开发深入生物圈的程度还是有限，还部分呈现一定程度上的生态原始状态，因此有虎狼食人的记载。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人类的经济活动使得动物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野生动物逐渐失去了生存环境，常常进入人的活动区域，与人争夺生存空间，屡屡出现猛兽破坏庄稼、甚至伤人食人的事例。同治《巴东县志》卷14《事变灾浸》载巴东县“咸丰六年及前一年间有野彘成群遍就各乡恣食禾稼”。同治《宜昌府志》记载所辖各县如“长阳县嘉庆十年后忽有狼等……或三五成群捕犬豕食之，夜半时一鸣俱应并害及小儿，莫能歼也”;鹤峰州也“嘉庆时山林既垦，野兽久稀，忽有兽……食林中鸡犬及彘”;该府长乐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间有山筿伤小儿甚多，咸丰二年甚至县城附近都有豹多伤犬豕。道光《建始县志》卷3《物产•禽兽类》也记载该县道光末年有“虎豹猿猴之类时出害物”;恩施县在咸丰年间以来，“崇岗峻岭之地，忽有野猪数十成群，大者三百余斤，小亦百余斤，昼匿夜出食田禾，农家苦之”[1](卷12《杂志》P347);这表明嘉道以来，鄂西山区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日益缩小，导致它们食禾伤人。
经济开发经过乾嘉垦殖，湖北地区人口增长迅猛，江汉平原地区的垸田发展到饱和，人与水争地现象严重。山区人口也迅速增加，高产耐旱作物引进促进了山区的开发，人与林争地现象严重，掠夺式的开垦使森林植被迅速萎缩。虽然野生动物都处于衰减之中，由于各地区的人口、自然条件、开发的程度不同，野生动物在数量、种类上变化的情况也不一样。列表如下:(见67页图表)由上图可以看出:同光时期，鄂东南低山丘陵区开发较早、程度深的的大冶、兴国州等县已经早无老虎、豹子、狗熊等猛兽的踪迹，仅有狐狸、野猪等较小的食肉动物的记载，鄂东北低山丘陵区的德安府情况与之类似，虎豹不常见，几乎没有了虎豹的记载，仅有砂獭、豺、獾等品种不多的小型野生动物，所辖的应山县干家山等深山中可猎者仅仅狸与兔。黄州府的靳州虽然已无老虎，尚有豺、狼、狐狸、獐、獭、猬、鼬等动物，品种尚多。安陆府情况也如此，所辖京山县在光绪时期仅兔、獾、果子狸、野猫、水獭等小型野生兽类出没，而该县在道光时期还曾有狼的出现。而晚清江汉平原地区的监利县、石首县、松滋县等最大的野生动物的记载为獐、狐、獾、狸之类，狼、野猪等动物已不存在，虎、豹等猛兽更无踪迹，只有濒临鄂西山地的枝江县除了有飙、野猪、狐、兔、獭、狸、獾、猫、猬、鼬等中小型动物，西南山中豹子也偶有捕获。从上述地区动物的变迁情况表明: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优越的低山丘陵和江汉平原地区，经过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深度开发，湖北的人口压力最大、垦殖系数最高，野生动物的衰减也最为明显。鄂西山地以及鄂北岗地的情况却不一样，除了一些汉水及其支流的沿岸平原岗丘地带，如襄阳府所辖的光化县、宜城县，因为经济开发历史悠久，只有狐、狸狼、野猫等动物的记载。其余大多数地区既有虎、豹或者熊等大型野生的记载，又有山牛、山羊、羚羊、猪熊、猿、猕猴、马猴、石猴、香獐等湖北其他地区鲜有记载的动物，以鄂西南三峡地区的巴东、归州、兴山县和鄂西北的最为偏远的房县、竹箁县、竹山县、郧西县为最，品种数量都较多。山地的大型野生兽类动物种类与清中叶相比，变化远不如江汉平原区、鄂东、鄂中等低山丘陵地区明显，显现西部山区、北部岗地垦殖虽然形成高潮，但影响还是存在一定的限度，影响主要在便于开垦靠近江河两岸河谷平坝和人口相对稠密的城镇周边，对山区高寒荒僻、地处偏远的广大深山腹地的影响十分有限。
直到清同治时宜昌府一些地区相对森林损耗程度较轻，如同治《宜昌府志》记载:该府东湖县仅在城外十余里便可找到薪材，有“樵采之事东邑至便”之称;归州也是“林木丛密，采薪之便无异东湖”;兴山、巴东等县也是“深林茂密，采薪之便”。说明清末西部山地森林仍较为丰富，宜昌府咸丰二年界山近域等处还有豹，多伤犬豕。同治年间，三峡之西陵峡一带“山水纡典，林木高茂。哀猿发声，岩谷响应，行者闻之，莫不怀土”。巴东县在同治年间也有虎吃牛畜，而“鹿麋结队联群吃人禾苗，所过如扫”。归州在光绪初年也是“熊猿野猪之类昼则窟藏，夜则群出攫人之食物”。据同治《保康县志》卷1《物产》，该县同治年间甚多野猪，“喜食禾，昼夜成群，苛甚于虎，农人苦之”。但由于山区森林的砍伐，动物的生存状况仍然不容乐观，“老林未辟之先，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而虎狼尤多”，开垦之后，“今非昔比”。[2](P27，29，42)道咸同光时期，鄂西山区的森林毁坏程度加剧，许多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如城镇周围、手工工厂附近森林已是砍伐殆尽，甚至一些深林幽谷，峻岭丛林，也被开辟无遗，剪伐殆尽。同治《郧阳志》卷4《物产》称“郧阳府昔年树丛箐密，家畜而外，种类甚繁”，同治年间“则人逼禽兽，凡锦鸡、白鹇、虎豹、狐狸、豺狼皆失所藏”。同治《竹溪县志》卷15有该县“在昔荒山丛杂，兽类颇多，今山木伐尽，亦不多见焉”的记录。同治《竹山县志》卷7也说该县“从前林木盛而禽兽多，农隙之时，居民猎取鲜艳，臂鹰捕兔，……今则山尽开垦，物无所藏，猎者皆罕见”。据清代乾隆《甄氏族谱序》记载鄂西南的许多地方是“青山为之一扫光矣，禽兽逃匿”。如利川，豹仅产忠路十五保等极少数地区。鹤峰州猎户不甚见，以山林渐少故。而建始县“旧志载:深山林茂，熊、豕、鹿、獐出没其中，当属明季。国朝定鼎以来，人烟渐密”，道光时即“虎豹远藏”，而到同治年间则“虎、熊、獐、鹿、豪猪今皆无，猿猴今少”，山中仅有豺狼、麂、兔、野猪、獾子、山羊、穿山甲、竹鼬、松鼠、果子狸、水獭、催生等中小型野生动物。该县汪家寨，“峭壁悬崖，昔产猿猴今无”。[3](卷三《赋役志》P96)该地区的长乐县“旧时甚荒僻，凡深邃岩洞中，率多为猿猴所据。改土后，人民四集，山皆开垦，粮食多为猴所伤害，邑人御之不及。……而今山中其类渐少”，原有猿猴而名的猕猴岩、猴子洞，旧多老虎而故名的老虎洞，光绪年间也逐渐无老虎猿猴的踪迹，皆空有其名而已。[4](卷十二《风土志》P351)只有在高寒荒僻、冬常积雪的如恩施县猿啼山林木葱茜多猿啼声，或是林木深邃，人迹罕到的荒僻深山，如归州城东一百十多里的麝香山，晚清仍多獐。绝顶千余里，江北诸山率多发脉于此的仙女山，还能“珍禽异兽、佳木异草所产不一”。
植物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森林资源的减少，影响到野生动物的分布和动物群体的变化，一方面人口增长、膨胀都会相应缩小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往往又是以依赖一些野生动物资源为背景的。[6](P98)清代随着湖北各地经济开发程度的逐步加深，山区高产耐旱作物的引进，植物资源逐渐遭受破坏，加之人类对野生动物的直接捕杀和利用，从而导致清代湖北野生动物数量、种类和分布区域的的逐步衰减。
作者：彭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