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程设计中的意识形态
在２０世纪中国，即便中文系这样“最本土的院系”，其形成与发展，同样受制于“外来文化之启迪”。从京师大学堂开始，中国文学门（系）之所以屡经变迁，乃“西学东渐”进程具体而微的缩影。卷入东西方冷战漩涡，各自学习的榜样以及可供借鉴与挪用的文化资源不同，深刻影响这三所大学中文系当初以及日后的历史进程。相对于台大、港中大的倚重英美，北大更倾向于苏俄———不说１９５０年代的独尊苏联，即便中苏两党分道扬镳，１９６０年代的中国人，仍然主要受惠于苏联的文化、艺术与学术。如此一来，同是中文系，北大、台大、港中大的课程设置，不可避免地深受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制约。不说具体论述中的“反帝”与“反共”，单看课程表，你也能感觉到各自的突进与趋避。若以新中国成立前的民国教育体制为参照系，强调其发展与变化，且努力凸显这三所大学各自的特色，则以下若干课程值得关注：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文艺理论”、“民间文学”；台湾大学的“大一国文”、“戏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及其前身）的“现代文学”、“翻译与东西洋汉学研究概述”。从胡适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１９２２）、陈子展写《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１９２４），再到１９２９年春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作为一个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正逐渐酝酿成型。但朱先生的“新文学”课程，１９３３年以后便停开了，原因是受到了学界同人的巨大压力。一直到１９４０年代末，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的新文学家或讲授新文学的教授，在注重义理考据辞章的中文系里，是比较受到歧视的。新中国成立，使得作为学科的“新文学”翻身得解放，一转而成了大学校园里的主流课程。新政权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修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于是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１９５０年５月，中央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对新文学如何讲授，做了严格的规定。
除作家作品的评判，更突出文艺思想斗争，尤其强调中共对于革命文学的领导。随后，教育部组织课程改革小组，拟订“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的教学大纲。此大纲１９５１年７月在《新建设》４卷４期发表，署名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草拟。两个月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出版（此书下卷１９５３年８月出版）。比起干瘪的大纲来，《中国新文学史稿》虽也显得粗糙，毕竟多了许多血肉。这一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论纲领，以《中国新文学大系》为文学趣味，以１９３０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为社会实践的课程，日后改为“中国现代文学”，并自觉参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建设。随着当代中国政局的急遽变化，《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同代学人的诸多著述，在日后风云诡秘的政治运动中屡遭批判，从删除胡适，到不断有左翼作家落马，再到文化大革命中鲁迅独自走在“金光大道”上。终于否极泰来，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给了“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极大的驰骋空间，使其一时间成为显学。有趣的是，无论是突然崛起的１９５０年代，还是备受压抑的１９７０年代，或重新扬眉吐气的１９８０年代，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始终跟国家的命运以及意识形态的变迁联系在一起。此等“处于漩涡中心”的感觉，使得很长时间里，这个学科的价值、地位以及重要性被过分高估了。忽而备受讥讽，忽而平步青云，一惊一乍，大起大落，难得以“平常心”视之，这对学科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①按照《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１９０５）的规定，中文系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成为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因此，立场问题至关重要，必须“逐步转移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轨道上”。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除了必不可少的政治课，再就是与之密切配合的“文艺学”（或“文艺理论”、“文学概论”）。作为学科设置，“文艺学”在１９４９年前各大学的中文系里，属于可有可无，其地位远不能跟“文学史”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学”因其旗帜鲜明，最能体现新的意识形态，一跃成为大学中文系最重要的课程。此门课不仅不能缺失，而且在中文系各学科中排名第一。②而这一学科重心的转移，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文学教育与学术研究。①讨论这个问题，除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还得考虑苏联文艺理论及教育体系的影响。
二、“歇脚庵”、“南来文人”与“思想改造运动”
说到冷战时期两岸三地意识形态之截然对立，受影响最深的，除了学术交往与课程设计，更有教授们的人生轨迹。谈论这一段的“文学教育”，我倾向于用三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台湾的“歇脚庵”、香港的“南来文人”，以及大陆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三个词，牵涉空间的移动以及心灵的激荡，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而有之。那既是一种被迫的逃离，也是一种自觉的疏远，还可能是一种自我边缘化的论述策略。长期担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台静农（１９０３—１９９０），在《〈龙坡杂文〉序》中称：“当时我的书斋名之为歇脚庵，既名歇脚，当然没有久居之意。身为北方人，于海上气候，往往感到不适宜，有时烦躁，不能自已”；“落户与歇脚不过是时间的久暂之别，可是人的死生契阔皆寄寓于其间，能说不是大事？”②这原本不想久留、因战争烽火、两岸隔绝而终老于斯的“歇脚庵”，在我看来，是无数被迫滞留海岛的文人学者的象征。停留时间短的，可以举出鲁迅挚友许寿裳（１８８３—１９４８）；停留时间长的，则有五四老人毛子水（１８９３—１９８８）。许寿裳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北高师、女高师、中山大学等，除了撰有《章炳麟》、《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等，③被后人追忆最多的是，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５日应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约，只身飞台北，筹设省立编译馆，第二年改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８日竟在台大宿舍死于非命，以至成了朋友们“永生忘不了的惨痛”。１９４７年５月４日，许寿裳在台湾《新生报》发表《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对台湾的学术、思想、文化革新多有谋划，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④原北大教授、曾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子水，１９４９年２月应同窗好友傅斯年之约出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除了教学以及文史方面的专业著述，⑤作为新潮社老人，长寿且博学的毛子水，追忆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朱家骅等师友，口述《六十年前“五四”这一天》和《不要怕五四，五四的历史是我们的！》，⑥其继续五四精神、捍卫新文化、坚持白话文的心志实在让人敬佩。
某种意义上，台静农、许寿裳、毛子水三位教授的存在，确认了台大与北大、台大与五四新文化的精神联系。谈论对于香港文学、文化、学术影响至深的“南来文人”，１９４９年以前固然不错，１９４９年以后更为要紧；①作家当然重要，学者同样不能忽视。这一点，我认同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的意见：“我们谈南来文人，‘文人’一词取其广义，主要是‘文学工作者’，但也有不少‘学术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学术、教育、新闻虽不直接等同于文学，但大都为文学营造某种生态环境，形成某种文化气候。”②正是基于此考量，有必要将新亚书院的创办人、对于提升香港的精神气象与学术水准大有贡献的钱穆（１８９５—１９９０）纳入论述范围。至于著名戏剧家和翻译家，来港后同时活跃于文坛与学院，③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长的姚克（１９０５—１９９１），更是值得关注。对于著名小说家李辉英（１９１１—１９９１）之进入中大任教并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姚克是关键人物。查《联合书院概览１９６５—１９６６》，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东吴大学文学士、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系研究员”姚莘农（本名姚克），而本年度中文系开设了“文学概论”、“现代中国文学”、“敦煌文学”等新课程。④正因为姚克及校方希望关注“新文艺”，才有了第二年“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文学系毕业”的著名作家李辉英的入职。
作者：陈平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