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时期前后天人关系的演进轨迹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分封阶段,社会经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尤其是思想意识的关联显而易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文明的程度也在发生着变化。从经济体制上看,原有的井田制生产模式逐渐被贵族地主阶级分封土地的要求所打破,农奴和商人开始有了相应更多的人身自由和地位,已经逐渐开始走出奴隶社会时期严格的行为规范体例。伴随传统的奴隶主权威的坍塌,支撑在奴隶社会和奴隶主之后的神权也开始发生动摇。
(一)从人对天崇拜的“天祖”关联隐渡为神权政治体制的“天、帝、人”三者关联。天人关系可以先看作是天和祖的关联,显然人对天的认识还是处在仰视和崇拜的阶段,不能将人和天直接相关,而是借祖的概念与天相对。被赋予神话色彩的《洪范》①中说“天子作民父母,已为天下王”,将皇极作为一切的统帅和核心,显然是神权政治统制下的天帝关系和帝民关系。统治者成为天和民之间的传递者和中间人,原有的“顺天意”,进而演化为“尊帝命”,天和帝的父子关联显然已经突破先前的天祖关系,直接把对人对天的崇拜利用为人对帝的顺从,天俨然成为皇权的幕后倚靠和绝对象征。
(二)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解放,突出了天之外人的主观能动性。先秦时期政治经济的全新状况也使得思想有了更为宽松的活动空间,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次解放运动,天人关系也从神权政治的束缚下开始新的转变。鬼神观念不再是《小戴礼•祭义》②中“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的情况,而是《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史嚣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③这显然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说法几近同义。可见人们从对鬼神的敬畏已经转而开始关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二、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转变对中国哲学的启成
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转变促使自先秦开始,众多思想流派和思想家开始从人自身出发认识和考量任何人周围的事物,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的认识论模式。台湾辅仁大学讲座教授罗光④先生在台湾《哲学与文化》第23卷第4期上发表综述文章指出,西方哲学从笛卡尔以来,几乎年年都在认识论里面转来转去,不能有个共同的结论。当代中国哲学人士对西方哲学认识论予以批判,责备其为两分主义,或主客二元主义,认为西方认识论把认识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分离,中间设了一道鸿沟,主客两体没有结合的可能,不能有理智的认识。他们称颂中国的认识论没有主客两体的分离,主客为一体,认识便没有问题。另外,天人关系的转变还使独特的中国哲学的认识论体现在以“修身求善”为目标的伦理诉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在从人本身出发去发现人的善端,启发人的心智,成为“求善的人本主义”哲学。而不是之前从天的角度去关注人。
三、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转变为后来整个中国哲学中人本思想的引领作用
天人关系的转变同时开启了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仁政”思想。《孟子•尽心上》更是直白的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民贵君轻的思想。但上古时有这样的说法“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⑤,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自己和天的愿望诉求相匹配,但那只能是愿望。但这样的夙愿却成为先秦时期,天人关系转变之时的仁政思想。显然,中国先秦时期的政治分野、经济分封引发的思想文化的大变革是中国哲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和学术进步,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大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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