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缺少刚性的教育环境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和社会公德刚性重组势在必行
在当代的文化交流过程中，许多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文化力量感到很神奇，认为，一个缺少法制的国度居然靠文化这种东西能够保持高度的完整统一，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道德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一样，有糟粕，有精华，也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以通过变新方式让糟粕改变性质。中国之所以能发挥他国文化所不及的异常作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它的“刚性”运作条件。它的刚性条件表现为，在几千年的古代，凡违背儒家伦理纲常的就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甚至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在中国民主革命始，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止，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刚性”，凡是犯了思想政治错误的人必须付出生命或自由的代价，还有可能牵连他人。改革开放不但开放了经济，而且解放和开放了思想，让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看到了妨碍中国快速发展、造成落后挨打局面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是“人治”的泛滥和“法治”的缺失，把一个国家的强盛押在一个“皇帝”或某个国家领导身上，这种治国模式的风险大是不言而喻的。
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摧毁了“人治”的根基，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刚性”基础也失去了，必然会给高校思想政治建设带来持续之久的挑战。本世纪初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争，进一步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根基，由于争论对“道德泛法律化”的担忧，而妨碍了“依德治本”问题的根本解决，也没有找到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问题的根本有效方法。刚性教育社会条件的失去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把“智”与“德”的分离式教育变为融合教育成为可能。在刚性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也就使容易施教者忘却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本质，即它是关于提高正价值思维力“人化”的学问，忽略了它是一门需要讲究教育的艺术性和心理性的教学活动。古代数千年，儒家道德伦理纲常的推广带有深厚的“愚民”特征，历史的教训是极为悲惨和深刻的。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利用这种“愚民”的教育和政策实现了长期统治的。正是这种民族的集体“无智”，在中国古代，不得不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强盛希望寄于一个权力绝对至高无上且被神圣化的“天子”身上。一个个天子各尽所能，以那些“株连九族”等残酷、泛法律化的道德“刚性”，甚至灭绝人性道德权威维持封建政权的强大。以这种丢失了社会发展后劲的虚假“繁荣”掩饰了其民族竞争“对决力”的悄然丧失。尽管天子和他们的那个阶级集团不乏智者也不缺智慧，但它的专制制度的设计是以如何使广大民众致愚为主导的，所以它会把诸多比如像“四大发明”等等一百多次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历史发展先机让给了他国。这样的“全民愚蠢”教育国策和治国模式，在世界战争中的民族对决中，是无法逃脱彻底崩溃的命运的。中国历史传统中并不缺乏道德，道德中同样也蕴含丰富的智慧，但缺少的是道德人文智慧的普及，从而导致民众主体能力的弱化。正因为这样一代又一代“智残”的历史沉积，中国在近代出现“东亚病夫”被众多他国欺辱的总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刚性”发挥过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但是它长期沉淀下来的盲从的惯性，造成了“文革十年”那样的“全民癲狂”年代的恶果，也是不堪回首的。这样的“刚性”与其让它延续，还不如摧毁后进行重构。我们不希望再看到高压“刚性”下的“愚民”和“盲从”的历史重演。在全球追求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大背景下，重新认识和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有如下两个基本方面。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实施引智教育，恢复智育在德育教学过程中的应有地位，建立健全坚持主体性教育的理性“刚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于人文智化的学问，培养学生的自我超越能力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高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把客体的知识转化为主体的素养和能力。而“智慧”正是促成这样转化的最核心要素，由知识演化而来的智慧是学生主体性内在要素，也是主体能动性的表现方式。
然而长期以来，在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中，德育与智育是分离的，这样的教育安排无疑会割裂“德”与“智”两者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关系，必然会造就学生一种依附性的社会人格。具有这种他主性人格的人，在遵守法律和道德问题上不是靠自觉，而是靠他律“监督”和“惩罚”的威慑而被迫为之的。正是因为它缺少让主体性成长的“智”的关键要素，所以这种社会人格在精神上是贫困的，思维上是“愚蠢”的，因此在现实表现上它是无条件服从，对“刚性化、法律化道德”的盲目屈从。其次，重视社会主义主体价值体系建设，重建由此而来的社会公德的“刚性”制度。从国际成功经验来看，社会公德能够成为国家的软实力，其背后都有强大的国家制度“刚性”的支撑。没有刚性制度支撑的社会公德是软弱涣散的，形同摆设。在思想政治教育智化教育和刚性制度支撑双重作用下，加上社会宣传舆论工具的配合，促进国民养成良好的遵守社会公德的习惯，习惯成自然。那么，社会公德不再只是客居在国民的身上，而是扎根生长在国民的心中，并且转化成为社会公德生态的良性循环。
二、教师的传统权威地位的丧失令高校需要通过教学改革重塑新型师生关系
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传统教育权威的地位被动摇，这是高校思想政治建设困境之二。怎样做才能使在教学过程中陷入被动的教师转化为主动？这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在成为历史的人治“刚性”社会里，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表现为他们对学生具备“惩罚权”。例如，在大学里，老师对学生评价会影响他们的毕业分配和前途；在中小学里，以打手板、罚站、罚作业等等方式惩罚缺少学习自觉性的学生，并美其名曰“棍棒底下出好人”，使教育成为了非科学、非人化的“应试教育”的推手。教师传统权威地位丧失已经一去不复返，靠旧体制下教师权威的怀旧情结不能摆脱被动的困境，反而会在改革理性觉醒上陷入更深的被动，奢谈教师权威的重建也不大现实。面对这样的严峻挑战，对大学老师的教学能力也是一种考量。受全球化市场经济追逐功利性的消极影响，加之不同课程受社会欢迎程度的分化，高等院校技能性强的专业和课程被“热捧”，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没有直接功利性而倍受“冷淡”，担任这类课程的教师普遍感觉更为难当。各种消极因素所带来的“共振”，让该类课程教育教学的生存和发展逐渐劣化，令人十分担忧。
高校思想政治建设要通过教育教学的改革重塑新型的师生关系，让这门学问发挥其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应有之义。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在这紧要关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刻反思了10年以来改革开放的现实状态后，深刻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此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作为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考核各高校办学质量水平的一个重要核心指标。但是这么多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有：第一，对刚性教学环境的失去，教育教学中的师生间生态关系没有理顺，以至造成一些不必要破坏性对立。例如，教师若对学生教学纪律管严了，就容易引起学生反感，导致对老师的教学评价不客观，破坏了学校校风的确立和教学秩序的良性循环。第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有误区，从而造成“德”“、智”结构性关系的分裂。在很多人的认识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培养品质的，从而淡漠该系列课程存在的本质，即培养学生优秀的主体性，包括自觉性、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等属性。缺“智”是不可能生成这样的主体的。第三，缺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正确效能理念，封闭和压缩了该类课程的效能空间。现代教育改革有一个主导性理念：以人文理性引导科学理性。在高校课程体系中，最能体现对主体思维品质和优良人文理性塑造的课程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应该属于首屈一指的，难以替代的。然而传统教育课程的分工，给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划出了明显的边界，即德育。因此，一直以来，这类课程教学改革被封闭在课程内部的“小生态”世界里，而不是开放的，没有建立与其他课程相联合的“大教育生态”。这种过于坚守“本分”的教育教学改革，只会使它内在具有的主体“智德”品质特色越来越淡，甚至会黯然失色。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只会变成知识教育，让人反感，而“知识”型教育与“智德”型教育是不同的。前者让人变成了工具（物化教育），后者让人变成具备自我成长能力的人（人化教育）。教师的“刚性”教学权威失去后，有必要重新塑造新型的师生教学相长关系。首先，它是教学双主体互动型的。教师主体的作用在于引导，知识靠传授，智慧靠启迪，在互动中各有所得、各获其长。其次，要确立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促进学生思索型自主学习能力的成长，促进他们形成成功智慧的平衡能力，便于他们能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确立正确的自我，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终身学习型个人铸造的独特作用。再次，它是“智德”型的交往方式和生活范式。思想政治教育是富有魅力的社会价值实践交往活动，面对的是有血有肉的人，面对的是众数的向真、向善、向美的人心与追求幸福生活和美丽人生的向往。在此借用著名学者易中天在《中国智慧》一书中谈佛的一些观点来理解“智德”型教学改革的必要和可能。他说“佛，就是觉悟者”，也就是说佛是能与“天、地、人”相通相协调的、有品行的智者“，觉悟，是成佛的关键”。佛有“三觉”，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菩萨只有前二觉。三觉全无，则是凡夫俗子。“佛与众生。只有‘一念之差’———迷，还是悟”。“执则迷，迷则不悟”，这是一般人的通病。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关键是要“破三执”，即破我执、破法执、破空执。用唯物辩证法的话来说，破我执，是要防止主观主义，重客观存在；破法执，是要防止教条主义，重理论联系实际的与时俱进；破空执，是要防止理想主义，重实践履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就是要以家长般强烈的天然的责任感、以佛的意境、以破执的方式普度众生，使青年大学生们成为有完全觉悟的创造者，从而面对社会的任何流变始终都能保持一种正能量的张力。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智德教育的新型师生关系中，高校教师应该是先觉悟者，其主要作用关键在主导和引导，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的一样，是思想诞生的“接生婆”。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注重运用好以下几种主要思辨引导方法：第一，问题导入法。问题即矛盾，是吸引思维的，认识的对象。发现和认识问题的创新开始，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一个创新者所必须具备的。第二，矛盾分析法。它是认识事物属性、本质，抓住事物主要方面的基本方法。得之此法才能破解问题。第三，发散思维法。认识和解决矛盾要有多视角、多方法、多结果的平衡。第四，预案和反思结合法。预案是事前思维法，要把事情做好，必须要有目标、有计划，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反思法是事中或事后思维法，这样才能依势调整预案或计划，接受教训，把经验提升为理论所常用的方法。运用好了这四种方法，才能把学生吸引到教师为教育和教学所设计的意境中来，并促使他们成为这一过程的积极参与和体验者，从而实现从“到课率”———“抬头率”———“思维率”———“思想者”的效果逐渐提升，这就是高校为什么要开设这类课程的真谛所在。这样教师就有可能收获非权力“刚性”所带来的另一种学术的人文魅力，而它出自于青年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所领悟到的如何成长成熟的道理，以及凡事要理性思考习惯养成后对这门学问的尊重和喜爱。
三、被宠的新生代的责任危机令高校思想政治建设中情商教育需特别加强
被宠爱抱大的新生代缺少责任担当意识，这是高校思想政治建设困境之三。如果说，家庭中过度的爱播下新生代逃责的种子，那么网络的虚拟性却在用增生激素的方法刺激它的快速生长。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独生子女”政策，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家庭人口结构从此悄然发生变化，在中国尊老爱幼的传统习俗影响下，独身子女在家中有爱倍加，被一层又一层出自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亲情之爱和社会的关爱，紧紧抱着、裹着、宠着。许多研究资料表明，在过度爱的环境中，独生子女新生代的性格也在发生变化，自我中心感越来越强，使他们对人生矛盾的解决能力幼稚化，自身变成了矛盾的集合体。诸如，自爱心增强与爱他心减弱，逆反心态与能力不济，偏执性格与缺少担当感等等，各种矛盾纠结和揉合在他们一身，他们在不堪矛盾纠结中变得很浮躁，使他们成为令社会不放心的一代。信息网络工具迅速发展更新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距离，而却在同时，网络时髦消极的一面又在他们身上烙下了网瘾肆虐的浓重痕迹，处理信息网络的知识爆炸需要更多人文智慧，而新生代在这方面却缺少良好的思维习惯。又令社会对新生代多了一层不放心。
美国现代社会学者鲍尔莱恩经过大量社会调查，表达了他对网络新生代“愚蠢”的担忧：最愚蠢一代的最大矛盾在于，他们比任何前辈都容易获得知识，但是他们的成就却不如前人。物质充裕了，智力上的表现却是反向的，“他们甚至还会被称为‘丢失了伟大美国遗产的一代’，永世都无法摆脱”。他的这一观点，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议，许多执反对立场的人认为他放大了网络消极的一面。但不管怎么看，信息网络工具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使用者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方式去对待，如果以贪玩的本能去参与，收获的必然是愚蠢；如果以“智德”的心智去处理，才不会被动地让网络牵着鼻子走，才会在思考中收获更高的智慧和创造力。网络信息膨胀会产生信息内耗，更多的时候会产生大量零碎和片断的东西，导致连续性的间断，影响信息失真或信息质量，加之人性弱点，从而打乱了坚持系统学习训练的阵脚，导致思想混乱漫延，容易落入被人设计的陷阱，甚至落入一些发达国家以网络为突破口设计文化入侵的陷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引导制定美国全球战略时，使用了这样一个理念：“对于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危险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陷阱，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文化入侵成为了美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战略。面对这样一系列严酷的现实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应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青年学生形成具有思辨力的“智德”，才有可能形成抵御文化入侵诱惑的信念坚守，才能提高使用信息网络的智能，才有可能使青年一代接过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责任，把与发达国家赛跑的接力棒代代相传。
由此可见，高校思想政治建设中的情商教育已是大势所趋，它是关于生活、生命的价值和方法的学问，“是让学问走进生命，同时让生命启迪学问”。它是以智慧为杠杆，具有情感和责任两个基本支撑点，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思想政治学发源于哲学，而最早古希腊哲学则是为启迪智慧而创立的。启迪智慧是这一学问创新发展具有的原始动因。智德是信息网络时代中不可或缺的，正因为信息时代是创意的时代，人人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从未经历过的情况，没有智德的点拨和撬动是不可能发现事物的内在价值和人间关系的交往价值的。因此，智德教育必将成为现时代的内在要求。所谓智德教育，就是被社会主流道德所规定的人文智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承担对认识能力之智的启迪，同样也承担对道德之智的启迪，还承担对实现正向社会价值方法之智的启迪。人之间关心关怀等和谐关系是靠爱情、亲情、友情和博爱等等之情维系的，也是个体愿意主动承担义务或责任的动因。一个人的情商高低决定他一定程度的责任感。要引导“独生子女”的新生代形成作为未来社会担纲者应该具备的责任品质和忧患意识，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最为重要的职责之一，也是情商人文教育最为实质的东西，更是智德教育改革所追求的人性重要的维度。要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第一，培养他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感恩素质。一般来说，在“熟人型”交往社会中因存在或多或少的情感往来，因此遵守道德交往是比较容易的。而被宠到极致的新生代却有些反常。对于他们来说，感恩教育当然是他们应该要补的人生课程。第二，培养他们在交往中协调合作的诚信品格。现代社会是广泛的“陌生型”交往社会，诚信是维系社会整个正常秩序的必要条件。广泛公民的诚信是一个国家软实力资源的体现。第三，培养他们报效祖国的强烈责任品格。报效国家是一个公民应该的行为，是对热爱祖国的体现，常常会表现为一种特别敬业状态。第四，培养他们具有长远眼光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由强烈责任感所衍生出来的一种有意义的意识，是经过对社会和时代发展趋势分析判断之后，出自担忧而愿意主动应对的一种情感。那么，在创新的时代，持之以恒地坚持智德教育改革，使其从“使然”的可能，走向“应然”的社会共识，转化为“实然”的社会现实，这样高校思想政治建设中的智德教育改革才会收获到我们所企盼的真实高效能。
作者：张卫国 单位：湖南女子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