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史巨变中形成的新时代意识，它的根本特征是从过去的传统和历史典范中寻找自己时代的合理性依据；理性的文化和自由的社会结构是它的两个轴心。后现代社会政治哲学既不是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之后到来的一个阶段，也不是对现代性的补救，它也是现代的。用赫勒的话说，“后现代视角也许最好被描述为现代性意识本身的自我反思。它是一种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了解自己的现代性。”［1］对于仅有百年、一开始不自觉但后来快速迈入现代化发展轨道的中国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快速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如何更好地实现科学与民主、理性与自由。因此，在理论上密切关注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的发展，可以使我们自觉预知当下与明天的社会政治问题。
一、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性社会政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句康德的名言，就是启蒙运动的经典口号。康德的启蒙运动观念提纲挈领式地点出了现代性的两个主题：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体现的就是这种理性的、启蒙运动的精神，它相信，社会历史会不断进步与发展，人性和道德将不断改良和完善，人类将从压迫走向解放。法国大革命是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震撼了整个欧洲的思想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实践及其前后的社会政治哲学，奠定了现代西方社会政治价值观念与实践的基石，即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想国家的模型。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以私有财产自由为核心的三权分立的现代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资产阶级法治国家，法国政治哲学家卢梭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抽象思辨的“合乎理性”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些对现代国家的理性构想，或是从抽象个人出发，或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都属于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对于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做了经典的诠释。他认为，现代哲学寻求自身合法化的元话语，明确地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等某个大叙事即元叙事，“这就是启蒙叙事，在这一叙事中，知识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2］在此基础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又把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界定为“解放政治”。他认为，解放政治关心消除剥削、不平等和压迫，其取向是“脱离”而非“朝向”，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他说：“我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法性统治。”［3］
从中可见，“元叙事”、“解放政治”完全奠基于普遍理性的基础之上，追求普遍性、同一性。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所说：“以理性方式设计的社会是现代国家公然的终极因。现代国家是一种造园国。其姿态也是造园姿态。它使全体民众当下的（即野性的、未开化的）状态去合法化，拆除了那些尚存的繁衍和自身平衡机制，并代之以精心建立的机制，旨在使变迁朝向理性的设计。”［4］
可以说，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秉承的是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政治理念，是一种思辨理性叙事、自由解放叙事，也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对确定性的追求高歌猛进的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一个体现。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特别追求知识与权力的同构性以及双重合法性。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与统治者、判断真理的权利与判断正义的权利就是相互依存的；在近现代的工业社会与信息时代，知识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这显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双重合法化问题不仅没有淡化，而且必然会变得更加尖锐。正如利奥塔所说，现代性“这种考查社会政治合法性的方法与新的科学态度是一致的：英雄的名字是人民，合法性的标志是共识，规范化的方式是协商。”［5］宏大叙事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以人的本性、理性抗击神性、迷信，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抗击君权神授、朕即国家，有力地唤起了社会下层民众反宗教迷信、反封建旧秩序的革命热情，以及对人人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新社会的热望，也带来了政治解放、政治正义、少数人的自由与形式的平等，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实质的社会正义与平等。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的宏大叙事成了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在现实中带来了社会、政治与人的全面异化，可谓意义与目的的丧失。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及其哲学的现代性批判。透过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哈维也看到，“启蒙运动的规划注定要转而反对它自身，并以人类解放的名义把人类解放的追求转变成一种普遍压迫的体系。”［6］
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宏大叙事的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的明显问题与缺陷是政治理性主义，由此带来社会政治工具主义、功利主义。在实践中，人们担心它会导致“希特勒+原子弹”的巨危后果。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大发展，牛顿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成为当时欧洲社会普遍的思维方式。“知识就是力量”、“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人是机器”这些代表性的话语表征了当时哲人们改造自然与社会、对技术理性、确定性的信心与追求，也潜藏着一种以社会政治工程改造社会政治的野心。由此，社会政治理性蜕变为一种社会政治理性主义，使现代性充满风险与自反性。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反计划与抽象理性建构，反对工程学的思维类型，也反对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技术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把社会政治理性主义看成是“科学的反革命”、“致命的自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他看到，“近年来，这种用工程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欲望，已经变得十分明显；‘政治工程’和‘社会工程’，已经变成了时髦的口头禅”。他认为，这是由于近代科学技术追求以严密性与确定性的方法解决问题，影响社会政治科学领域工作者的结果，“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Science）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证明自身有平等的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的特殊问题上。……它不断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7］。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不确定性回归到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被看作风险问题而不是秩序问题，对社会技术可行性失去信心几乎是必然的，而“风险恰恰是从工具理性秩序的胜利中产生的。”［8］
社会政治理性是一种有限的理性、一种实践的智慧。而社会政治理性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技术理性，只相信和承认技术知识，专注于确定性。在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看来，“今天几乎所有政治都成了理性主义或近理性主义的”［9］，政治理性主义是一种功利政治、完美政治或一式的政治、书本的政治或没有经验人的政治。社会政治理性主义强调技术知识与权力、哲学与社会政治的密切结合，即哲学的社会政治化与社会政治的哲学化。正如当代加拿大学者汉森所说：“当某一真理进入政治意见的市场时，它可能就会被当作只是一个意见来处理，……真理已经屈尊为一种意见了，它今天也许处在主宰地位，但说不定明天就会被另外的东西所遮蔽。因此哲学家具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潜在冲动，他想把知识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10］但是，“政治讨论具有根本上不同于学术讨论的特征。它不仅寻求站在正义的一边，而且还寻求摧毁其对手的社会和思想存在的基础。”［11］因此，哲学的社会政治化会使社会政治走火入魔，革命不断；也会使哲学走火入魔，不断批判。
二、后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微观分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一种“后工业社会”，在文化形态上被称为“后现代社会”。以法国思想家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研究日益转向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理论与具体的社会政治生活实践的密切结合，转向对社会政治生活微观领域的分析。后现代社会政治哲学首先是对元叙事断然、普遍的拒绝。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认为，元叙事的构筑已再无可能，原因很简单：不再可能有任何人拥有知识的全部。与此相关，元叙事还必须涵盖整个历史跨度，包括未来的一切，元叙事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导向压制。因此，元叙事是不攻自破的。利奥塔则断然拒绝大叙事，他说：“大叙事失去了可信性，不论它采用什么统一方式：思辨的叙事或解放的叙事。”［12］后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微观分析的显著特征就是碎片化。当代美国学者贝斯特和科尔纳认为，伴随着资本和政府的自身干预过程，后现代的社会政治表现出一种将所有社会生活和个人存在的领域政治化的趋向，“对集体斗争、联合、联盟政治的现代强调，让位于极端碎片化的方式，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分化为权利和自由而进行的各种相互冲突的斗争。早先对转换公共领域和统治制度的强调让位于新的、对文化、个人的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强调，正如宏观政治被局部转换和主观性的微观政治所替代。”［13］
后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微观分析注重社会历史发展的非理性、非西方、边缘、它者、另类、弱势群体、底层群众、日常生活、微观事物、突发事件、妇女、个人、枝节等等。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也深深影响了后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微观分析。他认为，现代性具有非完善性、零碎、意义的丧失和自反性几个特征，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性事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齐美尔、克拉考尔、本雅明的现代性研究方法的共同点，都是经常无意识地接受现代性现代概念创始人波德莱尔所刻画的特征，都是从破译现代性碎片的奥秘入手的：齐美尔《货币哲学》中透显的“现实的偶然性碎片”，克拉考尔的《大众装饰》、《白领雇员》中表述的“无关宏旨的表面显象”，以及本雅明《拱廊街计划》中的“辩证意象”或“单子论”的阐述，都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层面上救赎了最为细微的现代性痕迹。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弗里斯比所说：“三位作者关于现代性以及现代生活体验的特定本质的探索，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起始点不是整体上的社会分析，也不是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分析。……相反，三位作者都是以社会现实的表面碎片为出发点开始他们的研究的。实际上，这一点正是他们与现代主义运动本身所共有的东西”，“都不存在系统性的历史分析。”［14］
吉登斯把后现代微观政治界定为生活政治，他认为，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一种选择的政治、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妇女运动是生活政治的先驱。在晚期现代性中，生活政治的问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15］贝克则把微观政治界定为亚政治———个人重返社会，他认为，亚政治赢得了一场几乎不可能的主题性胜利，“如果还用俄罗斯玩偶作比的话，私密是全球风险社会中可以想见的最小的政治单元，它包含着世界社会；政治依偎在私人生活的中心，折磨着我们。”［16］“从哲学上说，后现代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小心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理论和‘封闭的’概念体系。它是怀疑论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论的，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它把自我看作是多面的、流动的、临时的和没有任何实质性整一的。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把这一切看作是对于大一统的政治信条和专制权力的激进批判。”［17］总体上说，引起社会政治哲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分析转变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巨大变迁，时代主题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现实社会中个人的更多关注的结果。具体来说，一是支撑宏大叙事追求确定性的技术理性在当代社会日益变成了不确定性，正如利奥塔所说，“通过关注不可确定的现象、控制精度的极限、不完全信息的冲突、量子、’‘碎片’、灾变、语用学悖论等，后现代科学将自身的发展变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灾变和悖论的理论。它改变了知识一词的意义，它讲述了这一改变是怎样发生的。它生产的不是已知，而是未知。
它暗示了一种合法化模式。这完全不是最佳性能的模式。而是被理解为误构的差异的模式。”［18］吉登斯也说，启蒙运动相信理性会带来社会进步，追求确定性，但是，“当人类的社会化入侵了自然，或者甚至终结了自然时，传统消解了，新型的不可计算性出现了。”［19］二是人们对宏大叙事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二战的爆发，资本主义“千年王国”的神话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使宏大叙事支离破碎。对此，鲍曼说：“可以这样来表述，即秩序的宏大观已经化整为零，成为可以解决的小难题。扼要地说，秩序的宏大幻象（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乃是———作为“无形之手”或“形而上学基础”———由解决难题时的慌乱所导致。”［20］三是人们日益关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微观问题的反映。在福柯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中，就开始了对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自觉关注。福柯对军队、监狱、医院、学校等边缘化领域的微观权力的分析，德勒兹对欲望政治的分析，都属于典型的微观政治哲学探讨的领域与研究方式。因此，当代美国学者凯尔纳和贝斯特断言，1968年的五月事件之后，法国和美国等地的新社会运动转而“拥抱微观政治哲学，把它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语言、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21］
现代性社会政治哲学的微观分析注重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关注人的心理、情感、意义、道德和信仰等非理性层面的东西，反对政治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在微观层面上排除本体性安全和生存性焦虑问题的困扰。这些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现代性社会政治宏大叙事的乌托邦消逝，偏重微观社会政治的后现代主义中也出现了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的支流。如对尼采而言，现代性最终成为“永远同一的永恒轮回”。1977年，法国学者鲍德里亚发表了《忘却福柯》一书，标志着他已经对解放性的社会变革可能性的绝望的拒绝，形成了一种更加虚无主义的、犬儒主义的和反政治的理论观点。再有，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分析，无论是贝克的“亚政治”，还是吉登斯的“生活政治”，都强调了专家（政治精英），而相对忽视了普通大众。
三、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分析的几点启示
随着现代社会历史的发展，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从反形而上学抽象思辨的宏大叙事转向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分析，走向各种不同社会政治哲学派别的思想融合。这标志着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风向有了较大的变化，以西方为中心的时代正遭到质疑，开始重新认识非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的价值，并以平等、认真的态度进行交流和对话，有进一步促进全球政治文化多样化发展的趋势。首先，宏大叙事与微观分析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后现代社会政治哲学主流虽然拒绝解放政治、全球政治这样的宏大叙事的乌托邦，拒绝作大规模社会变革的企图，但回避了鲍德里亚式的虚无主义，赞成一种部分改革的策略。这是波普尔、福柯、利奥塔、罗蒂的立场。实质上，后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这种形式，几乎就是宏大叙事的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它既是对宏大叙事的社会政治哲学、社会工程的颠覆，也是另一种宏大叙事、社会工程。利奥塔说，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所要求的某些特点的重写，首先是对建立以科学技术解放全人类计划的企图的合法性的重写。……并且是在现代性本身中进行的。”［22］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批判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反对建构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他说：“马克思是伟大的整体论体系的建构者中的最后一位。我们应该小心地把它搁置一旁，不要用另外的伟大体系去取代他的体系。我们要的不是整体论。它是零星社会工程学。”［23］然而，他只不过是以理性的“零星社会工程”代替所谓整体论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而已。因此，当代美国著名学者詹姆逊说，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终结的理论本身就是另一种宏大叙事，“任何一种现代性理论，只有它能和后现代与现代之间发生断裂的假定达成妥协才有意义。”［24］当代美国学者福尔柯也认为，要培养新的政治秩序，“必须放弃两极分化的选择，要么把新的政治秩序当成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加以蔑视。暗藏在目前现实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之间持续不休的争论背后的就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25］
其次，要关注现实生活世界中人的存在问题，使社会政治走向人的生活世界。被称为“第一个现代性社会学家”的德国学者齐美尔认为，个体的物化和碎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碎片更能够把握总体性。每一个碎片、每一个社会快照，自身都包含着昭示整个世界的总体意义的可能性，表面的碎片能为社会现实的根本方面提供答案。我们也可以看到，私人生活中的民主有可能向外延伸为全球性秩序中的对话民主；人类社会整体并非命中注定要遭受难以弥补的碎片化，也不会被禁锢在韦伯所设想的铁笼中，解决之道便是使政治回归生活世界。在此意义上，为解决高度现代性社会中焦虑与不安的个体的自我认同问题，吉登斯提出的以生活政治代替解放政治，逐步实现解放政治与人的解放的理论设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说：“解放政治不会走向死路，因为生活政治会要求获得更多的整体政治议事日程；实际上，所有的生活政治问题也会出现解放政治的那种问题。”［26］贝克所提出的“亚政治”———个体从下方塑形社会，把公民的自我组织能力视为政治的核心，也是一种走向人的生活世界的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关注微观生活世界的政治问题即是对社会性、政治性存在的人的关注。
最后，坚持启蒙政治理性与人类解放的理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与拒斥虽有一些积极的方面，如为了人的自由等，“但与此同时并不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方案，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27］从现实性层面上讲，启蒙运动所确立的自由、平等、正义、人权、法治等自由主义社会政治哲学的基本理性原则，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共享原则。但是我们不能说，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是适合于支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实践的一种可行的政治道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明建设，与自由主义的权利原则、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在内容上是不同的。因为在所有制形式、市场经济的存在形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当代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同的。但依据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提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推进并完成解放政治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为人类解放创造条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可谓坚持启蒙社会政治理性的典型代表。
当后现代主义者要求全面告别现代性、启蒙理性，宣称“后现代”已经到来，而且要进行“第二次启蒙”的时候，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却认为现代性、启蒙理性不仅尚未完成，而且有待继续。他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以及启蒙精神所培育起来的理性传统，称现代性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28］，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包容了人类迄今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绘制了一幅关于人类社会逐步发展和完善的理性蓝图。他试图依靠交往理性来克服工具理性批判的自相矛盾，进而重建现代性、启蒙理性的规范基础，设想通过建立一种生活世界的运行原则，使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矛盾能够得到协调一致，从而克服西方社会个体主义的弊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实现个体化，并且通过在公共领域中的沟通取得共识，由此实现对国家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控制。与哈贝马斯相似，后现代主义者克拉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理论，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采取一种折衷的立场，用后现代对本质论、简约论和基础论的批评，通过一种可能性和多数逻辑，也试图重构启蒙价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从理想性的层面来讲，由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发展而来的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实现了对现代性自由主义社会政治哲学的真正超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现代性批判，仍然是后现代主义社会政治批判所无法逾越的；马克思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建设性构想，仍然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