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应强调人性理性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这就需要关注人自身的价值，体现人本主义精神”，教育人本精神是以人为本教育观看直接反映，其核心价值取向是教育人性化。[1]人性，指个人原本既有的属性、资质，也包括初步显现的个体发展倾向。人的本性有正面积极方面，如同情、慈爱、善良，也有反面消极方面，如仇恨、掠夺、杀戮等，我们所提倡的是正面积极人性。人性固然因人不同，但正面积极人性基本点在于“爱”，爱父母、爱孩子，爱家乡、爱祖国，都是爱的表现，爱人如己则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相反，仇恨、残忍、掠夺、争斗、杀戮，这些与动物兽性等同的负面情绪和罪恶应当受到谴责。每个人有不同先天秉赋是客观存在，教育的作用就是努力遏制不好方面，弘扬有助于家庭、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当年柏拉图指出，我们的教育很多是空泛大道理、似是而非的宣传，没有真正面对人性这一根本性问题。[2]875今天更是教学与教育所占比重明显失衡，只要谋生本领，其余都可以忽略。学校中对“爱”是什么？怎样表达对家人和他人、社会的爱几乎没有涉及，仅有几篇关于亲情的语文教材也曾被打上“阶级烙印”，使得孩子从小只知“斗争”而不懂和睦，只有个人“能力”、“发展”、“幸福”这些词，而不懂只有人类之爱的力量才能真正有智慧、有进步，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传统德育模式从本源上忽略了对教育对象———学生个体生命及个体差异性———的关注和尊重，由此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内心贫乏、对人类苦难和客观的外部世界报以冷漠的人。[3]洛阳王春来在从事三十年狱警工作中总结出：这些犯罪的人大多在极力抱怨别人，似乎所有不幸都是别人的错；那些什么坏事都做得出的人不是不聪明或者能力差，而是心念不好，没有爱心，滑向犯罪深渊的导火索就是不孝。[4]这对我们的教育是一个极大警醒，许多家庭没有忍让和分享的教育，独生子女环境使许多孩子养成自私自利、骄横不讲理性格；孩子没有感恩心，只知索取不知回报，反而觉得家人付出的还不够，要求他人为他的舒适生活一直提供金钱和劳务，认为这才是“爱”，却没有他对家人的责任和“爱”。许多“学成者”以为一切都是他自己奋斗的结果，没有看到家人和社会对他的“成功”所付出辛劳，更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社会受益者应回报社会。学校教育没有对基本人性价值观强调，公平、合作、正当竞争教育不足，物质利益取代了理想、精神乃至信仰，名利、自我、欲望成为某些人生活动力，不少人在自私自利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一切都证明着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失败。人之为人，还在于有理性。英文理性（rationalness或reason）是源于希腊“nous”，指人或事物的心灵，是一种精细的、能动的物质性东西，是事物运动的推动力量。在赫拉克利特那里，logos的根本意义乃是“看”和“分寸”，在这个意义上与“理性”的“审慎”意义相通。理性与迷信、盲从相对，也与按客观规律行事相联系。理性首先是一种着眼于长远利益的考虑，是脱出狭隘个人局限的认知，是在客观事实和历史经验基础上审慎行动的习惯。要扩大个人认知范围，用“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增加自己阅历，从文学、戏剧、媒体中吸收经验。当今信息技术发展使意见的表达和吸收成为可能，对个体形成判断力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凤凰资讯对“90后”调查发现，他们将恋爱和婚姻分得很清楚，认为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婚姻是两群人的事，与过去那种单方面强调“自由”的观念相比具有一定的道德理性。当然，仅仅理性自利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具有家庭和社会责任感才能得到真正幸福，只有认知清晰才能引导情感正常发展，思想成熟才有可能适应和回报社会。不仅社会教育可以采用集思广益教育方式，学校教育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同样可以采用集思广益方式使年轻一代逐步接近客观规律，形成民主的道德生活习惯。这也是科学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的尝试。
教育效果很大程度上在于提高个体判断力。判断力是个体经验与社会经验的结合，只有提供多样化道德选择个案和尽量正面引导的教育，才能使年轻一代尽快跳出自我中心，发展理性。我们都为年轻一代过于自信和固执担忧，却没有告诉他们悖逆并不能解决问题，更没有培养他们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也许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过于强调某种价值观念排斥其他不同意见而使某些年轻人的执拗和逆反心理更为严重，因为平时缺少比较和鉴别机会使判断力难以提高。如关于“自由”的道德理性，《纽约时报中文网•国际纵览》2012年8月14日刊登美国作家弗兰茨的小说《自由》，认为每个人都试图彰显自己的“个人自由”，但没有想到在追求自己自由同时往往会与他人发生冲突，他人的自由似乎常常会威胁到我们的自由。所以他说：“假如梦想变质了，那种喜欢梦想无边自由的人，也总是倾向于与人为敌，充满戾气。”康德时代已经提出个人自由不得妨碍他人自由的原则，现代社会也应当将其作为伦理学和法理学基础。理性教育应当成为重要教育基础之一。道德理性使年青一代明白是非好恶，具备克制和忍让的基本社会适应能力，使年轻人懂得每个人都有平等权利，争取个人幸福不能以他人为代价；思维理性强调认知与情感协调，重视观察角度与方法的灵活转换，反对固执己见和强加于人；审美理性主张不加偏见的敏感心灵，能够欣赏自然和社会的美好方面，作为个体发展和创造美的必要条件。除了道德理性、思维理性和审美理性之外，科学的客观、反思精神也应当成为现代社会年轻一代的基本理性。学校教育要促进科学反思理性形成，因为它是我们道德操练能力的发展基点：科学的不断反思和集思广益方式，使学习过程成为探索和成长的过程，使客观规律成为应有权威，从而尊重法规，拒绝无政府主义生成；从实践的归宿和终极目的来看，环境的改造只是条件和手段，它服务于人作为主体的自我形成、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我们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才能发展对周围事物和社会的客观理解，中国古代的“内省”和“德日新、又日新、苟日新”，反对固执己见，固步自封，与强调不断反思和改进经验的杜威思想、不断突破既有自我结构的皮亚杰学说有相通之处，应当成为德育重要目标和方法。也就是说，把“积学”和“发现”过程相联系，不断吸收和比较、检验、反思，我们才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断突破以往认识，才能不断成长。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如果教育不重视理性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连人性都没有，还有什么意义呢？
二、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应倡导进步文化
世界上各民族和不同国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究竟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体系教育年轻一代，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家庭教育必须考虑的问题。有人主张回到过去解决现实问题，用传统文化复兴民众道德人格。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千百年来基于人与人相处实践经验上升的格言、警句和经典，可以作为指导个人行为的准则。中国古代《孝经•纪孝行》：“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认为感激和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是人性根本，没有这一点谈什么社会责任。李翱《正位》：“古之善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言自家之刑於国也。”道德法律作为调节、纠正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准则应当成为社会教育和家庭、学校教育的重点。有认为儒家“天生德于予”，“万物皆备于我矣”伦理旨在唤醒人的内在尊严，进而可以使人获得道德自主和自律能力。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农耕时代，封建道德有许多不合时宜，更何况事实已经证明一个没有外部力量监督的“自律”道德是不可能认识自己、实现道德更新的；社会虽有法律，但仅仅是对定罪之人的惩治，还有可能滋长出伪善和腐败。宗教关于敬畏和爱的教育，强调“举头三尺有神明”，是在信仰基础上的道德自律，而不是单靠个人自己的力量。一句话，仅仅“灌输教育”和“自我教育”是不够的。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但因为各人道德境界、人格内涵不一样，表现出的社会角色形态也不一样。社会各阶层、各团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但是有一些普世、永恒价值是教育必须首先重视和实施的。社会学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所以只有一种人性，这是不同个人与民族间理解和交流的前提。在古希腊人眼中，有四种基本的“好”（“善”）或“德性”，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主德”中有关公共生活的善即正义或公正又是最高的。亚里士多德说“:正义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德性。”[5]基督教把“爱”作为正面人性予以发扬，《圣经》指出，知识只能使人自高，只有爱心能造就人。人不是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他有自己的先天禀赋和思维图式，但也不是固定内容和行为方式，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培育良好习惯和教养，教育孩子养成诚实、善良、勤奋品行；通过学校教育少年人努力解决问题，培养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作为形成自我和将来融入社会的基础。社会应当倡导善良战胜邪恶、爱与恶较量必然得胜的观念，用文学、音乐、绘画、影视优秀作品熏陶儿童，褒扬高尚，摒弃庸俗。教育应当引导青年人分辨是非善恶，学会与人分享、理解和合作，而不是仅仅教给他们谋生本领，不管他们将来对家庭、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
许多国家的事实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的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6]2。参与性、独立性和向一切经验开放，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而这一切都取决于教育本身的现代化，基础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使文化建设通过学校得到广泛传播。只有理性分析传统文化中哪些因素是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哪些是可以在现代化社会中保留并有其存在意义的，根据现代化需要吸收其它文化中的精华，整合并创造出一种更为合理、更为进步的新文化，才能使民族文化得到发展并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当人们真正认可某种文化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并且努力实行和发扬这种文化，才能养成真正具有道德力量的国民；只有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通力合作，培养现代社会所需的现代意识和人格特征，才能构筑社会公平和谐的基础。首先，要尊重劳动。我们的学校教育要倡导诚实的学习劳动“，分数”是学生学习劳动努力和效果见证，具有严肃性、教育性，如果分数不客观、不公平，那么学习劳动就得不到尊重，学生也就不必费力去取得好分数，整个教育也就失去作用。考试必须严肃，筛选必须严格，杜绝考试作弊，严惩受贿送礼，使孩子从小知道剽窃与偷盗实质一样。勤奋应当鼓励，卓越得到奖励，这是形成公平观念基础。我们的学校教育不敢奖励勤奋者，也不敢批评懒惰者，多年来取消“留级”，使“厌学”者比例增高，教学质量下降，必须在“有教无类”基础上实行“因材施教”。学校中反对竞争，拒绝优异，最后是某些人可以“浑水摸鱼”。社会教育应当强调“给每个人以适宜于他的职业”，而不是封建“门第观念”决定一切。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应当努力探索真理而不是追求利益；反之，如果作为社会楷模的教师也被利益俘虏，民众还能对教育有信任感吗？虽然学校教育拗不过社会教育的广泛性，但学校教育还是应当保持一方清净，通过健全教学规章制度，倡导健康社会理念。社会教育应当倡导勤劳致富，保护正当财富，进行财富教育。“马太效应”作为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伦理基础，实质就是“奖勤罚懒”，而不是有些人理解的“使富的更富”。目前一方面是社会不公促使人们对“成功”具有偏见，很多人把“勤劳致富”和“为富不仁”相混淆，很多人认为同情弱者一定是对的，却不知道执法者不为权势所屈和不偏袒贫穷者是同样必须具有的品质。另一方面由于财产来源是否正当得不到监督，巧取豪夺、侵占民利使一些人产生“危邦”意识；是非混淆使某些人的意志作用被无限放大。可以这么认为，正当私有财产及其保障的缺失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造成道德伦理根本缺失。在国外，子女不一定非要继承遗产，成功者将财产用于慈善是很当然的，许多学校的奖学金就来自富人捐款，政府也以免除税收政策支持善举，善款使用有严格的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当前，挥霍、欲望成为年轻一代对幸福和自由的诠释。他们不知道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无论人和物都是如此；不知道珍惜亲情，缺乏基本人权观念，不懂自己和父母之间是平等的道理。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孩子至成年自食其力，儿女也有瞻养和回报父母物质和精神需求责任。中西文化最鄙视懒惰、贪婪和冷酷，自私可以使财富观、价值观错位，甚至心理错位、人性扭曲。西方文化从小对学生教育是“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你要享受你劳碌所得”，通过自己努力获得财富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中国的“孝文化”已经变成了“孝子文化”，如果听任错误观念扩展乃至形成风气，再来“移风易俗”可就难了！目前法规方面有一些补救措施，但精神层面建设尚待加强。如针对成年子女“啃老”问题，江苏省人大出台《老年人权利保护法》（修改草案），规定老年人可以拒绝子女的非法要求，这实际上是倡导自力更生精神；而新《婚姻法》解释条例则针对企图不劳而获通过婚姻取得财产的行为予以鞭挞，这两个法律条例意义不仅是利益关系调整，而在扭转社会风气。当然，其实现有赖于社会宣传，也有赖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次，要强调责任。教育不仅仅是教给人谋生能力，而是教给他责任意识和能力，如果年轻人不能承担家庭、社会责任，我们的社会将何以为继？如果家长学生都把谋生作为教育目的，那是民族悲哀。在学校里，教育家偏爱的是卢梭和福禄贝尔、布鲁姆，因为他们主张自由和轻松，不太提蒙台梭利和布鲁纳，因为他们强调学生作业、提高教学难度；在提到杜威的时候往往注意的是“儿童中心”，而不是自我反省和负责；杜威“从做中学”和布鲁纳“发现结构”是通过自己的探索发现活动来掌握知识及其关联，而不是等待教师讲解和“呈现”，一句话，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的学校倡导轻松的学习，自由的个性，结果现在我们看到的年轻人很多是浮躁的、没有责任感的；不仅没有社会责任感，也缺少家庭责任感，甚至对自己也不负责。现代教育不仅是强调认识方法进步、认识能力提高，更重要的是自由选择的个人要对自己选择的行为负责，公民必须对自己的行为结果有担当，才能进一步负起社会责任；增长的不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是开拓精神自我负责意识，是真正的“主体精神”，不是动辄批判他人甚至教师、家长的“主体精神”。提倡社会责任的教育必须有国家教育政策保证。助学金是资助贫困家庭的贷款性质，奖学金提倡诚实、有效的学习劳动，同时就业与个人能力和素质相关，才能形成公平观念。在新加坡，国家奖励和资助那些学业优秀者，从中学到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出国留学都有明确资助标准，但同时也严格规定毕业后必须为国家服务的年限，否则退回所有培养经费。在美国，大学录取除了高考成绩，还与中学期间选修课程有关，与社会服务记录有关，明确提出“给每个人以相适宜的工作”口号，与父母的经济、政治地位无关。这是将奖学金与个人责任、社会责任相结合的原则，是人人服气的教育，也是真实的政治。第三，要倡导反省。我们不主张回到过去，但是不能不面向未来。
现代哲学家怀特海说：“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了这种观念，即所谓文化传统，这种传统观念是不可能静止不变的。这种观念若不是退化，便会由于更精致的理解而获得新意义，因而增加了新的生命力。在批判的理性的推动下，在活生生的感性证据面前，在科学观察的冷静而确定的事实中，它将发生变化。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无法使它们静止不变。任何时代都不能死板地重复祖先的情况。”[6]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打破新老专制制度和错误意识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个人要认识自我，社会要不断发展，都需要反省过去，才能客观地面向未来。如果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就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没有忏悔、没有反省，也就没有耻感，没有道德和文化的进步。教育哲学应当为反思教育做出努力，为倡导进步文化做出贡献。哲学与科学思想正在合力成为促进人类反思、实现不断进步的利器，成为教育发展的理论借鉴。杜威经验改造论强调个人责任，是以实验科学精神改造社会的努力，是将科学文化教育价值理论化并进行社会实践的尝试。当皮亚杰、布鲁纳通过反思实现认识更新和道德境界提升的理论不仅可以用于道德教育，也应当可以用于教育政策和政治决策的反思突破；波普尔社会批判理论、卡尔纳普宽容原则、哈贝马斯理性交往和重构思想不仅对科学理论发展有作用，也应当对社会学说的进步有启迪作用。当前教育理论明显落后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发展，不仅缺少当代科学哲学的参与，也缺少历史哲学的梳理，一方面丢掉了传统文化精华，违背了教育规律，另一方面也没有吸收科学文化精神，更没有对进步的文化憧憬，因而无法整理已有教育理论、创建新的更好的教育哲学。1932年康茨演讲“学校敢于建立一种新秩序吗？”要求教育作为改造文化和联系个人与社会的工具而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呼吁，教育应当承担起社会进步责任，应当倡导先进文化理念，呼吁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合力为先进文化的憧憬和建设作出努力。
作者：宋宁娜 单位：苏州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