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建构
（1）重塑建筑史
传统上的建筑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建筑学”界定为由富裕的和有影响力的资助者资助、并且由声名显赫的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他们按照形式、风格、类型和美学来分析建筑。女性主义者从对建筑史的重新梳理与构建对建筑学的边界、构成及基本概念做出批判与再思考。她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议题：一是对建筑“体系”的质疑，认为建筑历史本身就是“性别化”的；二是提出新的研究对象，她们关注被排除在建筑历史之外的女性，她们通过揭示女性对建筑学的贡献探索来重塑建筑史。建筑理论家阿格瑞斯特（DianaI.Agrest）认为建筑的“体系”是由其所包含和所压抑或排除的东西来界定的[2]，她发现女性和女性的身体通过压抑和替换被西方建筑的传统排除在外。理性中心说和神人同形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特别是男性的神人同形同性论，自维特鲁威始，经由文艺复兴时期的阅读和重写，通过现代运动成为西方建筑体系的基础。这体系奠定了男性身体处于建筑法则和结构的无意识中心。维特鲁威和阿尔伯蒂精心设计了将身体转换为建筑的句法规则。菲拉雷特（AntonioAverlionFilarete）和弗朗斯克•迪•乔吉奥（FrancescodiGiorgioMartini）进一步明确人类身体同义为男性身体而排除了身体性别最初的模糊性，他们将男性建筑师比拟为母亲彻底地将女性排除在外。同样地，一些女性主义者批判地认为只有伟大的男性大师设计的建筑物才构成建筑史，而日常生活的房屋、室内和文本化的设计或实践则被看做是琐碎不重要的传统历史观。莎拉•波特尔（SaraHolmesBoutelle）对美国女建筑师茱莉亚•摩根①（JuliaMorgan，1872-1957）的研究[3]，不仅展示了这位巴黎美术学院的第一位女学生作为职业建筑师的实践成就，同时也表达出女性主义者菲比•赫斯特（PhoebeAppersonHearst）作为资助者在建筑史上的重要性。早年的女建筑师除了竞赛以外，能获得重要大型公共项目的设计机会主要得益于女业主对女建筑师的信任与合作，女业主认为女建筑师因为自身体验，可能对女性的需求更加敏感。此外，女性作为职业建筑师总是受到性别歧视，她们的创作及贡献被忽视。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ScottBrown）坦白地表达过她作为罗伯特•文丘里搭档时所受到的性别歧视，1991年文丘里获得普利茨奖项时，她拒绝参加其授奖仪式以抗议评委会对其偏见和不公。这种建筑界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来自于建筑界的造星机制[4]，媒体和评论家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女性主义的空间
关于性别与空间的研究在社会科学、地理学中并不少见。女性主义者对空间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首先是女性主义的地理学空间研究，比如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的性别问题思考[5]，家庭、工作场所及公共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受到重视。英国地理学家多琳•玛赛（DoreenMassey）最早将空间和性别联系在一起，她认为家庭是一个规训女性的地方，社会通过家庭将女性限制在这个特殊的空间中。女性主义者对性别和空间上的分析倾向于对“分离”——具有主宰地位的男性城市公共领域和附属地位的女性私人家庭领域——提出批评，提议打破性别和环境的区隔，使公共和私人领域、工作和家庭生活合为一体。她通过对女性行为连续过程的认知构建出女性理想的生存空间。其次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对场所、空间符号化和女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伊利格瑞（Luceirigaray）的性别“模仿”理论常被建筑评论家应用，她们认为，当女性气质和男性气概能够成为一种确定的象征体系的时候，女性就能够通过模仿来表达自身。如韦斯曼（LeslieKanesWeisman）指出美国的摩天大楼是“父系统治体系的象征符号”的顶峰，而房屋则是“母性的子宫”[6]。在海德格尔理论影响下，伊利格瑞探索了建筑、空间与性别的问题，她认为建筑师应该创造一种“Being-two”场所，这种场所避免二分化，充满爱和分享，是可以同时容纳两个主体的场所，这种场所更接近为“克拉（Chora）”。克里斯蒂娃（Juliakrisiteva）在阅读柏拉图的《蒂迈欧篇》时，提出空间概念是提供所有事物形成的情景，是具有始源性意义，是永恒的，这种空间就是“克拉”。克里斯蒂娃在评价埃森曼和屈米的建筑作品中，多次用到“克拉”，她将“克拉”空间女性化，认为其是孕育场所、场址、地点等这些概念的源泉。空间不应该成为男性理想化、科学化的一种可以控制的物体，而应该具有蕴含一切的可能性。综合女性主义者对“空间”的界定及内涵的研究，借用大卫•哈维的空间分类②[7]，女性主义对“空间”的研究可归纳为表1。
（3）女性象征的形式
在女性主义构建理论的同时，美国建筑师米密•洛贝尔（MimiLobell）为建筑赋予了女性象征的形式。她从旧石器和新石器母系文明下的建筑文化遗产中挖掘一种女性形式，丰富了父权文化主导的现代建筑形式语言。这些女性建筑文化遗产包括[8]：①巨石构筑、包括长冢、通道式墓穴（图1）、石圈、史前墓石牌坊和庙宇；如爱尔兰纽格莱奇的通道式古墓，马尔他的神庙群等（图2）。②大地作品；英国的诺尔顿和俄亥俄的霍普韦尔和阿登那冢群。③圣地；位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遗址中蕴含丰富的女性意象（图3）。④蜂窝状居所和冢；塞浦路斯的乔伊鲁科蒂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尔帕契亚的“子宫式”的住房（图4）。⑤大地穴（Kiva）；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的印第安人居所（图5）。⑥圣洞；⑦圣泉和圣井；⑧仪式浴池；⑨早期的村庄和城镇；中国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出现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特征。⑩艺术和工艺品。这些建筑、刻画的场址、艺术和工艺品，共同形成了女性形式、女性象征和女性精神原则的复合辞典，其中反复出现的形式母题包括：“子宫-洞穴”；圣泉与圣井；女性形状的建筑；带有水、螺旋及迷宫、鱼、蛇、眼、炉、谷磨、女阴、新月、公牛和献祭之角，以及其他传统上与女性和女神崇拜有关的装饰圣地[1]。这些形式母题不仅与母系社会时的生殖崇拜相关，也包含了远古人对大自然及四季变化的理解。这种象征体系批判是毫无表情的现代主义形式构成，表达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
（4）设计原则
女性主义者批判现代建筑的理性原则及标准，特别是引以为豪的“笛卡尔式”的空间和抽象的形式美学。德国建筑师肯尼迪（MargritKennedy）概括了建筑学中的女性设计原则，包括：更使用者导向的、更人体工程学的、更功能性的、更灵活的、更有机组织的、更全面的、更复杂的、更社会导向的、更缓慢生长的。与之相较的男性原则是设计师导向的、大规模纪念性的、形式的、固定的、抽象系统化的、专门化的、一维的、快速建造的[9]。肯尼迪认为女性原则主要体现在母系社会的聚落遗存、批评现代主义建筑的女性主义言论及由女性建筑师建造的建筑中。女性主义设计原则与女性独特的体验、认知方式相关。凯伦•弗兰克（KarenA.Franck）将女性主义的认知、分析方式归纳为7个特点[10]：①与他人、客体和世界之间潜在的联系，对种类之间相互联系的敏感性；②包容的需求，战胜二元对立的需求；③回应他人需求的责任感，以“关爱伦理”为代表；④对日常生活和经验等价值的认知；⑤接受主体性作为认知的策略，且感知是认知的一部分；⑥对复杂性的接受和需求；⑦接受改变和对灵活性的需求。女性主义设计原则强调个人体验、日常生活和灵活多变。实际上，对身体体验的强调、对日常生活和“他者”的关注，都是后现代主义中不可回避的主题。
2设计理念
女性主义者从女性角度，以更宽广或更细微的角度批判了当前的建造实践，其设计理念可概括为：
（1）理想的家园
自1970年代以来，“妇女在家庭中的处境”就成为美国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女性主义者认为，住所、邻里和都市从身体上、社会上和经济上把女性禁锢在家中，德洛丽丝•海顿（DoloresHayden）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发展一种全新的家庭、邻里和城市模式，来改善家庭和工作场所的空间分离。这种住所将支持而非限制职业女性和其家庭的活动。1935年，由阿尔瓦•米达尔（AlvaMyrdal）、建筑师斯文•伊瓦尔（SvenIvar）和斯文•迈克里斯（SvenMarkelius）在瑞典合作建设的“服务性住宅”或“联合住宅”就是对女性理想家庭空间的探索。它是一个带有办公空间、餐饮服务和儿童看护的住宅项目，包括57个小公寓（图6），为职业女性及其家庭提供了幼托和餐饮服务。1972年由NinaWestHomes公司的西尔威斯特设计的菲奥纳住宅项目（FionaHouse，图7）将儿童活动场所及日托中心统一整合在住区中，并对居民免费开放。单身母亲在这里可以找到照看孩子的工作，职业女性也可以放心地去工作。基于以上的实践，海顿设想了HOMES（“更平等社会的主妇组织”，HomemakersOrganizationforaMoreEgalitarianSociety），希望能够替代现有的住宅，也可以将现有的住宅改建为HOME[11]。一个HOMES由40个家庭的所有成员组成，其男女老幼、工作人员和非工作人员都按照一般的人口比例组成③。除了必需的私人住宅和独立花园之外，还提供集体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等，包括：有良好外部空间景观的日托中心；提供洗衣服务的自动洗衣店；提供送餐服务的公共厨房；两辆有篷货车的车库；种菜的菜园；为老年人、病人、孩子生了病的双职工提供服务的办事处。所有这些公共服务的使用都是自愿的。传统典型的郊区住宅区被划分成明确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街道和私人住宅之间没有过渡，过多的私人餐桌和花棚凉亭造成资源上的重复和浪费。海顿认为可以在核心地带统一进行改造为共享空间来使街区和住宅变得更为高效友善（图8）。HOMES主要有3个特点：①以邻里为单元，强调互帮互助；②大力发展社区公共服务设施；③改善家居和工作场所之间的空间分离。HOMES组织有点类似于中国早期的“人民公社”，这种思想对女性、老人等弱势群体有吸引力，但在市场经济运营背景下很难对现有的城市结构与交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2）安全的城市与舒适的建造环境
城市公共空间的安全性同样受到女性主义者的关注。多伦多的“反妇幼公共暴力的地铁行动委员会”（METRAC，MetroActionCommitteeonPublicViolenceAgainstWomenandChildren）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她们负责评估与改进多伦多所有地下停车场的照明、标志和安全标准，并且建议公园做一些在感觉和实际上更加安全的改变。她们考虑的因素包括：照明、视线/可见性、陷入危险的可能性、听觉与视觉的距离、移动通道的预告、标示/信息、公园管理员/警察的可见度、公用电话、攻击者的脱逃路线、维护水平、公园配置信息、以及隔离[6]。METRAC邀请女性参与对城市公共空间环境的安全评价和安全建议，以她们的体验来完成“安全审查”。1990年，METRAC草拟了一份关于女性安全和都市/建筑设计的讨论论文，以促使针对城市中的所有建筑物发展出一整套准则与标准，诸如购物中心、住宅设计、公园以及其他公共空间。这种对城市安全的调查及研究为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安全性提供了切实的保障。由英国建筑师沃克（LynneWalker）创建的“女性设计服务”（WDS，Women’sDesignService)成立于1986年，主要关注女性在都市环境中的需求和满足或改善女性在设计及规划过程中的诉求。她们提供与女性相关的建筑或空间设计的调查分析、实践建议和设计上的指导。WDS观察到城市中的人行天桥、狭窄的楼梯和入口、旋转门、位于顶层的儿童乐园和产科医院以及厕所不足、育婴台和哺乳室的缺乏都不利于女性等问题[12]。英国法律规定必须设立婴儿换尿布设施就是这个组织工作的直接结果。对城市环境中舒适性的改善不仅仅是局限于女性，而是以“女性”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如老人、儿童、残疾人、被种族主义歧视者等，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关爱伦理的表现。
（3）参与式的设计实践
存在于1980年—1995年的英国设计集体MATRIX，挑战了传统的设计哲学，发展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设计策略，就是以真正交流为目的，业主为中心参与的设计实践，包括方案过程和施工过程。这与菲尔德曼（RobertaM.Feldman）提出的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design）理念[13]不谋而合。在伦敦斯托克威尔社区健康中心设计中，MATRIX与女性筹备小组一起讨论，根据业主需要提供很多空间布置方式。之后，筹备小组召开公共会议，与社区中的使用者一起讨论这些方案，从而确定健康中心最终设计。为了让筹备小组的人积极参与到方案设计中来，MATRIX使用气泡图表示功能空间的联系，使用废纸片来画图，以消除专业的权威性及陌生感。在达尔斯顿儿童中心项目设计中，为方便交流，MATRIX为负责设计方案决策的女性举办了一个短期的专业培训，并设计了一个可以拆卸的纸板模型，一起探讨空间的布置与尺度。参与式设计实践与理念批判了建筑师与使用者之间的脱离及专业霸权的执业状况，关注女性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业主的深度参与来摆脱建筑师在空间上的控制，使建筑能够满足业主的多重需求。
结语
女性主义者从理论构建和设计理念等方面试图构建一个不同于“现代建筑”的建筑体系，其主要表现可总结为：①构建“她历史”（Her-story）：女性主义者关注被建筑学体系排除在外的女性，通过构建“她历史”探索一种可以替换的建筑历史。她们挑战传统建筑学历史中存在的偏见，补充了建筑学的构成，描绘出一个更全面的场景。②“克拉”的营造：女性主义者认为空间已成为建筑师任意操作的客体，她们通过对“克拉”的重新阅读，呼吁建筑师关注建筑空间中的身体体验和感知，及挖掘空间中蕴含的一切可能性。③主张建筑的象征性：女性主义者在作品中再次引入人体和其他可认知的形式，结束源于立体主义和构成主义的抽象形式。她们呼吁建筑应避免形式主义的退化，而担负起更广泛的生态学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职责。④更人性化的设计原则与实践；女性主义者更关注个体需求而不是普适的标准，鼓励并主张业主参与，强调主体认知及尊重他者。这种原则不仅仅关注女性，还关注更加广泛的弱势群体。
作者：楚超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