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的女性文学，历经长达30年的隔绝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出发，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女作家的群体崛起，新女性主义文学面貌的小说书写引人瞩目，构成了两岸文坛殊途同归的创作现象。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20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第一波高潮，80年代两岸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则代表了另一高潮的出现。其创作的“新”质，既不同于1949年以来两岸任何一个时期的女性书写，也与西方的女权主义写作有异。“女权主义者首先把全体妇女假定为统一的受支配的群体，并将其与男性的群体对立起来”［1］，它更强调女性政治权利的争取;而新女性主义思潮的形成，是“在认识父权制下男女不平等的历史基础上，呼吁社会切实帮助女性，并极力倡导女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树立全面的‘人’的观念与形象，自强、自立、自尊、自爱。”［2］新女性主义的文学创作面对两岸社会的现代进程，或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先导，或以女性生命经验为基础，表现出知识女性作家的群体觉醒，通过直面人生、挑战男权中心话语的姿态，来关怀女性人生命题与女性主体重建。两岸80年代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无论是重述女性被边缘化的历史，还是直面当下男女不平等的境遇，都深刻地体现了新女性主义小说的批判意识和重建精神。
一、新女性主义小说的两岸崛起
从两岸新女性主义小说的崛起来看，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社会背景和文艺生态环境。大陆的新女性主义文学，经历了17年文坛女性文学的“缺席”和“文革”中女性写作的异化，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政治语境中得以催生，并随当时伤痕、反思、改革、文化寻根、现代派、新写实等文学潮流的更迭演变起伏波荡。它以充满启蒙与批判精神的文学创作，追问“做人/做女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拓展出坚持启蒙立场的女性创作路线。张洁、谌容、宗璞、戴厚英、张抗抗、张辛欣、王安忆、铁凝、陆星儿、刘西鸿、方方、胡辛、航鹰、竹林、乔雪竹、范小青、李惠薪、刘索拉、池莉等人代表的女作家，她们在新时期文坛上的群体聚集与出发，势头猛，潜力大，其文学影响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台湾的新女性主义小说，则越过了大陆迁台女作家五、六十年代“软性格调”的女性诉求，也有别于学院派女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认知表情，它在80年代台湾社会的多元文化格局与工商经济背景下出现，是与女性大众文化教育水准和就业率的不断提高，台湾妇女职业背景与女性角色的转换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六、七十年代欧美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为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勃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背景。台湾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一批女性主义者的努力下，不断掀起风潮。在哈佛大学读法律时受到美国女权运动影响的吕秀莲，曾一度倡导新女性主义运动，推动其参政目标的实现，后来则走上了“政治台独”的不归路。随着旅美女作家杨美惠在报刊发表译介女权主义的文章，淡江大学教授李元贞于1982年2月创办《妇女新知》，晚晴协会和妇女教授会等新兴妇女团体的相继成立，女性主义亦开始从社会禁忌变成了文化市场中的新兴力量。台湾新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已经不再仅仅是解决女性的人生痛苦、婚姻悲剧和经济独立问题，它升华到以对男权统治的批判和女性自身的完善来建立两性和谐的社会，以女性的社会参与、人性自由和精神建树来实现女性解放的更高层次。80年代脱颖而出的台湾女作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新女性主义潮流的洗礼。在台湾新女性主义小说的创作格局中，李昂的《杀夫》《暗夜》，廖辉英的《油麻菜籽》《不归路》《盲点》，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萧飒的《小镇医生的爱情》，苏伟贞的《陪他一段》、朱秀娟的《女强人》、杨小云的《她的成长》等作品，都代表了这种创作的实绩。在作家群体、创作数量、文学品位、社会影响等方面，新女性主义文学大有垄断台湾文艺界畅销书籍排行榜之阵势，小说的题目也成为一段时间的大众流行语。如果说，女性主义批评者的各种主张，无非都是以“‘性别歧视’(sexism)为基本着眼点，来扫荡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里女性问题与女性经验受压制的现象，同时重新审定父系社会体制下男性主导所建立的文学成规，并进一步来解放被压制的女作家的视野与创作力，以产生更丰富的文学作品”［3］，那么，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所要建构的，正是女性自己的叙述主体。以80年代两岸女作家的创作队伍和精神资源而言，她们皆为知识女性作家的群体崛起，有着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传统的共同渊源，也彰显出各自的创作背景。大陆女作家坚持启蒙立场的女性创作路线，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现代女性文学传统汲取了双重的精神资源。她们多来自大陆社会的各个基层，经历过“文革”动乱或更早的政治风雨，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沉痛的生命经验，生活库存和感情积累非常丰厚。台湾女作家的创作，则更着眼于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李昂曾经直言:“我不否认我受到女权运动者的影响”［4］;回眸文学生涯，廖辉英这样定位自己:“我是个女性主义者”，而对于李元贞来说，则是直接从台湾妇女运动走向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事实上，“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话语中的渗透改变了而且正在改变人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使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5］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启蒙，新女性主义小说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女性书写的创作新质和作品风貌。事实上，无论是大陆女作家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创作出发，还是台湾女作家受到西方女权运动影响的群体崛起，她们在大时代环境和特定文化背景中的脉动感应，首先是基于“同为女人”的自身困境、现实问题和生命经验，基于女性社会角色和教育水平普遍提升的人生反思。特别是两岸女作家在社会参与过程中遭遇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她们在人生角色多元化之际面临的新问题、新困境，都让她们感同身受、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为女性立言的新女性主义文学方向。另一方面，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随着两岸长期隔绝坚冰的打破，文化交流不断增进，彼此隔绝的社会形态与文坛面貌，发生了互为借镜的影响和参照，这从不同角度沟通和召唤了两岸文坛，使海峡两岸的新女性主义小说成为一种殊途同归的创作现象。
二、两岸新女性主义小说创作形态的比较
80年代的两岸女性小说创作浩如烟海，对女性命题的理解也有不同层面，但最能构成女性文学亮点的，还在于那种凸显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撼动了男权中心传统的新女性主义文学写作。
(一)追求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意识，谋求女性的社会解放和自我解放，是80年代两岸新女性文学的创作共识新女性主义小说创作的出发，复活并深化了五四女性文学的反封建传统，促进了女性对“人的自觉”和“女性自觉”相统一的追求。女作家在关注社会生活的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关注女性的自我世界，对双向视界的拥有，扩大了她们对生活的丰富认知和多种表达方式。在人/女人的命题上，女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首先做人，然后做女人的理念。她们在“妇女所面对的外部和内部两个世界”［6］驰骋，解读大千世界的同时，也认识女性自身;实现女性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塑造现代女性的独立形象。女作家们明确表示:“女人，不是月亮，不借别人的光炫耀自己。”张洁的《方舟》《祖母绿》、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张抗抗的《爱的权利》、陆星儿的《啊，青鸟》、黄蓓佳的《我与你同行》、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王小鹰的《失重》、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月亮，摇晃着前进》，以及台湾女作家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朱秀娟的《女强人》《梧桐月》、杨小云的《她的成长》等作品，都表达了上述创作指向。张洁通过《方舟》中的梁倩之口这样表明:“妇女的解放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还应该包括妇女本人以及社会对她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正确认识。妇女并不是性而是人!然而有些人并不这样认识，就连有些妇女自己，也以为只有以媚态取悦于男性，她的存在才有保障。这是一种奴性，是自轻自贱，完全是一种旧意识的残余。”［7］这是梁倩的话，也可视为张洁的话。张洁的一系列小说，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这种妇女观。《方舟》思想锋芒犀利，情绪表达激烈，它在张洁的创作历程上，特别是当代女性文学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小说写了三个知识女性的婚姻爱情遭遇和命运搏斗，旨在揭示新的社会制度下，不幸的女人和女人的不幸这一命题的现实性。“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作者的卷首题词，道出了女性自我价值追求的艰难，也将浴火凤凰般的女性坚贞性格凸显出来。梁倩、曹荆华、柳泉三位知识女性因为离婚住在同一单元，使这里变成“寡妇俱乐部”。婚姻的不幸，人格的受辱，对于三位女主人公来说，固然是难以忍受的，但更痛苦的是她们为事业奋斗的价值不被社会承认。《方舟》从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两方面，写出了知识女性的心灵历程和命运搏斗。与《爱，是不能忘记的》相比，小说的主人公不再像钟雨那样，在感情上实行自我禁锢，成为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她们在战胜自身、战胜环境的过程中，构建女性同盟以抵抗强大的男权话语，提升自我以应对社会风雨。她们充满了事业女人的自信:不论是为了女人已经得到和尚未得到的权利;不论是为了女人所做出的和将要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不论是为了女人所受过的种种不能言说或可以言说的苦楚;不论是为了女人已经实现或尚未实现的追求……每个女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这一句祝辞，为自己干上一杯!［7］比之张洁笔下那些在社会风雨中坎坷前行的中年知识女性，刘西鸿写到的年轻女性更具有一种新时代的人生冲撞力。《你不可改变我》中的孔令凯，不用考大学的标准衡量自身价值，而是我行我素地选择了女模特的道路;《月亮，摇晃着前进》中的业余画家高若愚，面对人生的多种选择，她很清醒地意识到:“钱、财、丈夫都是身外之物，不是自己的。只有事业，才和自己同在。”这些不为别人所改变、特立独行的特区女性形象，非常确信女人首先作为“人”的追求，对女性自我主体的寻找和确立使她们拥有了做人、做女人的自信。台湾女作家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以80年代台湾新女性文学的良好开端，勾勒了女主人公静敏由弱女子到新女性的成长轨迹。静敏原本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女子，婚后丈夫就成了生活中全部的天空，却不料丈夫突然提出分居，以便安妥外遇的舞女。弱女子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竟出人意料地坚强起来，她不要分居，而是选择了离婚，毅然退出已经变质的婚姻。几年之后，经历了独立打拼的静敏，拉保险、开商店，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把握的女人，赢得了一片属于女人的自己的天空。这篇小说对于女性挣脱男权枷锁的禁锢，寻找与建立女性的自主意识，是一个强有力的召唤。廖辉英《爱与寂寞散步》、萧飒的《走过从前》等作品也写到这个问题:婚姻家庭发生变故，离开了丈夫的女人，在现实生活中还能走多远?从丈夫、孩子支撑的家庭天空，到女性通过奋斗、挣扎所支撑的自己的天空，毫无疑问，女性意识的觉醒成为女性独立出征的力量支柱。正因如此，“自己的天空”成为80年代台湾社会大众、传播媒体的流行语。台湾新女性小说反映的内容，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特别是女性普遍关注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两岸女作家的这种写作，都是以面向社会的姿态，透过家庭、婚姻、职场、社会的多重角度，来发掘女性在传统观念与现实环境中的生存境遇，来观察女性角色在现代社会进程中遭遇的新的问题和症结。因而，围绕“女人与社会”的中心议题，80年代新女性文学传达出诸多的女性启蒙的人生诉求，其题材也不断辐射、扩展到女人与自我，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等范围，并引发整个社会对男女平等、女性主体与价值重建的多重思考。
(二)以强烈的批判锋芒，直面父权制下男女不平等的事实;在解构男权中心话语的同时，也反思女性自身的问题张洁的一系列创作，是以激愤和冷峻的审视，揭示男权面孔的虚伪、卑俗和怯懦;池莉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等小说，则是通过看似柔弱的女性对貌似强大的男性出其不意的颠覆，让男性世界的游戏规则土崩瓦解。透过李昂的《杀夫》、池莉的《云破处》这类小说，两岸女作家不约而同地触及了“杀夫”的题材，女性的“复仇”背后，往往连缀男权社会对她们的欺蒙、背叛、负罪以及暴力;极端化的性别反抗背后，是不平等的两性战争的紧张对峙和人性较量。回眸台湾女性被边缘化的历史，李昂的《杀夫》是以犀利的批判指向，矛头直指男权中心话语，透过旧式女子林市的婚姻悲剧和生命毁灭，写尽了女性的边缘生存地位与非人命运。《杀夫》对旧时代女性生存的历史真相的揭示，可谓触目惊心。第一，对于封建社会的女子而言，家在何方?弱女子林市，从小生活在父亲的家，未及长大即遭父亡，房屋与财产被叔叔霸占，林氏母女流落破庙栖身，林市从此成为无父无家的孩子;母亲在极度饥饿中被一个军人以两个白饭团为诱饵强暴，叔叔动员家族力量将其沉潭示众，林市也成为叔叔家的奴婢;之后叔叔将林市卖给野屠户陈江水为妻，换取了长期吃肉不要钱的“肉票”，而林市却不幸沦为陈江水实施性虐待和性掠夺的泄欲工具。事实上，从父亲的家，到叔叔的家，再至丈夫的家，在父权传统沿袭统治的社会里，有“家”栖身却并非女人的家，无家流落四方也同样难逃男权社会势力的掌控，这就是被压迫在社会底层的女人的生存写照。第二，在弱女子林市的死亡悲剧背后，谁充当了无主名杀人团?如果说陈江水代表的夫权杀手，屡屡对林市施以性暴力和非人虐待，成为林市悲剧的直接成因，那么，叔叔代表的族权杀手，就是将林市驱至悲剧深渊的推手;而阿罔官及陈厝用妇女流言蜚语和鬼神迷信所营造的舆论杀手，则以男权中心社会的“同谋”，将林市置身于无可逃遁的“她看”境遇;小说结尾，受到陈江水野蛮施暴、在恍惚迷离的精神状态中杀夫的林市，最终却被官府杀手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判以斩刑。由此可见，由夫权、族权、神权、政权所代表的封建社会合力，正是构成旧时代扼杀女子人生的“杀人团”主谋。血淋淋的事实，再度提醒人们妇女历史道路的悲惨与黯淡。李昂在性文学领域挑战与反叛的力度，在女性本体意识上对男女不平等关系所做的深刻思考，也使她勇敢地走在了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前列。回到当下的社会环境，进入主张妇女解放多年的现代社会，女性的问题是否真正得以解决?从历史边缘“失语”的女人，到追求女性解放出走的“娜拉”;从依附男人生存的传统女性，到经济独立的“窗口女人”;从丈夫的家，到“自己的天空”，女性的人生出征之路，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拼搏、突围、迷失、错位?在批判男权中心话语的同时，新女性主义小说也对女性自身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铁凝的《玫瑰门》，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政治风雨和男权中心传统的历史语境中，来观察女性所承受的压迫以及人性的畸变，尤其是对司绮纹在“文革”乱世中性格变异的形象写真，蕴含了铁凝对世事演变的深刻洞察和对女性自身弱点的犀利剖析，它所涵盖的社会生活及人性发掘能量，至今鲜有作品超越。与上述创作倾向不同的是，以中性面孔写作的王安忆，透过《弟兄们》《神圣祭坛》等作品探讨的是，男人与女人“光凭精神会支撑得多远”?女人离开了男人能够走多远?由此思考女性主义命题在社会生活中的可能性与现实处境。《弟兄们》写三个女人离开家庭和丈夫，同到一个美术班学习，并同住一个宿舍，三人情投意合，称兄道弟，以男人般的节奏和方式去生活，尽情交流思想感情。她们由此开始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快乐，意识到为别人活着的痛苦，并反省了有关婚姻、家庭、生育方面的问题。她们最重要的发现，是自己与一个男人的结合，完全是由于害怕孤独，而找到一个人做伴的代价却是自我的失落。她们三人互相鼓励，要在一个自我灭亡与新生的奋搏的过程中，“你拉住我，我拉住你”而不至于沉没。这个小说触及女性主义者极其重视的“姐妹情谊”。但小说最终，老大与老二经过挣扎，各自回到夫妻构成的家庭里，女人世界终归解体。《弟兄们》的题目，表现了作者的一种强烈愿望，将女性文化视域男性化，让她们和男人一样来主宰民族文化心理的进程。虽然这种愿望最终淹没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体系中，但作者毕竟从女性文化视域中抛开了以男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成功地描写了女“弟兄们”女权意识的心理流程。从另一方面看，《弟兄们》所窥见的，正是“女性的匮乏”。这常常被视作女性主义的作品，其真正的“女性主义”内容，与其说是以男性的方式，以“兄弟结盟”的超常举动对抗传统的女性命运，倒不如说是以反讽的笔触描写了现实女性的失落和身为女性的困境。事实上，以男性的方式来抗衡男权中心话语，这种“弟兄们”相称的自我命名，其背后是一种“沉默的失语”。因为自我指认困难和不可能所导致，当女人们处在“花木兰式的境遇”里，还可以驰骋社会疆场，但那个女性模仿男性的“扮演”、“化妆”的故事，则让女性时刻面临着“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的角色回归;“弟兄们”的裂痕，正值姐妹们重新回到传统生活天地的时候发生，女性的现实生存困境，是卸装后的花木兰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三)女强人形象的集中塑造，彰显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积极导向，同时也发掘了女性面对的现实问题女人到底是弱者还是强者?强女人，弱男子?两性失衡?这是让人纠结的问题。女强人这个称呼背后，其实凝聚着女性诸多无奈和心酸，它往往是女性、男性，甚至女强人自己也会排拒的一种称呼。张辛欣作为新时期文坛最具争议的一位女作家，她把现代女性的矛盾与困境，用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尖锐地提到读者面前来。她笔下那些才华横溢、性格坚强又充满精神力度的女性，常常因此显得命运坎坷。《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写一个女售票员兼业余编剧的“我”爱上了业余剧团的导演“他”，事业上的才华与隐秘的爱情交织在一起，让她的人生充满了苦苦的追寻。“我”总想引起“他”的关注，可每当修改剧本发生争执时，“我”就变得锋芒毕露，振振有词，毫不妥协地捍卫自己的艺术观念和构想。直到“他”不辞而别，“我”才明白失之交臂的痛苦:“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我常常宁愿有意隐去女性的特点，为了生存，为了往前闯!”［8］事业能干的女性终于盼来了自己心中的“男子汉”，但他所需要的却不是“女强人”。一旦拥有心中的“男子汉”，两性的不平等竞争仍然会打破女性的婚姻幻象。《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女主人公，不仅有着不屈不挠的进取心，还有一份对自己与男性生活在“同一地平线上”的清醒。她放弃考大学机会辅佐丈夫，却没有换来有着“孟加拉虎”般性格的丈夫的安慰。家庭的激烈冲突导致夫妻劳燕分飞，最终她考入电影学院，独自闯荡世界。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方面叹息:“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另一方面又指责:“强者，你的名字为什么还是女人?”现代女性遭受男权传统和世俗现实的双重夹击，但独立奋斗的精神并没有因此消泯。上述作品从对男性的失望到寻找女性自身，体现的正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其中所涉及的女性雄化与角色紧张的问题，不只出现在大陆女作家笔下，在台湾文坛也有广泛的描写，它所触及的正是现代竞争社会中事业女性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事实上，早在1950年5月7日，大陆迁台女作家孟瑶就在台湾的“《中央日报》”“妇女与家庭”周刊发表了这样的“三八节有感”:“每当自己不能自拔的时候，我总想起了这句话———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是的，‘母亲’，使女人屈了膝;‘妻子’又使女人低了头。”女人要面对家庭职责和社会角色，要和男人一起在社会疆场打拼，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还要承受顽固作祟的传统观念对她的种种评价和苛责，常常要有“千手观音”的应对能力，否则，不知在哪里，你就可能败下阵来。女强人形象的塑造，尖锐地触及了当今台湾社会的另一种现实:生存竞争激烈，两性相处艰难，女性角色紧张，事业与爱情的选择陷入了两难境地。廖辉英的《红尘劫》《今夜微雨》《盲点》，曹丽娟的《红颜》、蒋晓云的《姻缘路》等作品，集中反映了现代女性在竞争激烈的工商社会中的现实境遇。随着台湾女性接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她们更多地走向社会职场，以自己的雄心、智慧和才能，全面实现人生价值。但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疆场和男权传统依然存在的现实环境中，那些学有所长的现代女性成就事业的代价，往往不同程度地压抑了女人的天性、情感和世俗生活欲望，婚姻爱情的选择屡遭挫折。《红尘劫》中的广告界女强人黎欣欣，身为独挑大梁的女处长，工作业绩出类拔萃，令人瞩目;情感生活却不断创伤，一再跌入男人的感情圈套和“他看”陷阱，心中满是不堪回首的记忆。一个能够在广告界驰骋事业疆场的女强人，却越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一道道情关。面对红尘世界的喧嚣，深感疲惫与失望的黎欣欣最终递上辞呈。《今夜微雨》中的杜佳洛，容貌、才能与事业皆令人羡慕，婚姻生活却始终不能如愿。因为男人无法容忍女人的太能干，杜佳洛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男人的不平衡心态，总也难以实现“过一家一业，正正常常的夫妻生活”的普通人生愿望。《红颜》中的留美博士路敏，虽然拥有了高学历，感情生活却是空白，嫁杏无期的她一时成为众人议论的话柄。事实上，期盼事业与爱情比翼双飞的现代女性，即便结婚成家，在家庭场域中，她们仍然要面对社会分工对女性的特别制约，她们无法不承受陈旧的思想文化意识的巨大压力，她们的人生价值往往不情愿地被打折扣，而且她们的心事与苦楚无从诉说，人生无路逃遁，这就是当今女强人称谓背后一种复杂难言的尴尬与悲哀。
三、两岸新女性主义小说创作的同构与差异
两岸新女性主义小说虽然出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坛环境中，但是同为五四现代女性文学传统滋养的文化背景，在80年代不断交流的时代氛围下彼此影响的背景，特别是同为女性立言诉求的创作使命，使得两岸女作家的创作有着鲜明的同构性。首先，在新女性主义理论的同构视野中，以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构建为基点，重新审视父权中心体制所建立的社会传统与文学成规，通过文学达到对女性边缘生存模式的反抗，进一步解放女作家的生命创作力，这成为80年代两岸女作家的共同追求。其次，在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启蒙精神的共同坚守中，有关“人/女人”的女性中心议题虽然受时代氛围影响不断变化，但它始终是两岸女作家共同关注的焦点，做大写的人、做女人，女性的主体重建意识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指向每每渗透在字里行间，成为新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精神资源。再者，与90年代之后文坛大量出现的女性“私人话语”、“身体写作”不同，80年代两岸新女性主义小说多以面向社会的姿态，关注不同层面的女性人生命运，传达女性独特的生命经验，诸如父权制的压抑、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家庭与事业的矛盾、女性角色紧张、男女相处困境、女性的人生误区、女性的边缘生存与主体重建，等等，它所触及的是广大女性普遍关心和屡屡遭遇的现实问题，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共振效应。当然，两岸女作家毕竟有不同的文学语境和创作历史，即便是80年代文坛上新女性主义小说创作的殊途同归，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仍然值得辨析。其一，在“文革”后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政治语境中出发的大陆新女性主义小说，与80年代工商经济背景下出发的台湾新女性主义小说，创作背景有所不同。大陆女作家多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语境变迁和社会风雨中的女性命运，启蒙与批判成为主要创作指向，现实关怀热切、峻急乃至痛苦感伤，承受着巨大的社会传统压力，又带有思想解放时期破冰涌泻的气势。台湾女作家较侧重于表现职场、商场等经济环境中的女性人生沉浮，对女性角色的家庭/社会变迁、爱情/婚姻矛盾，有着更多的人生诉求。其二，在两岸女作家的创作路向和艺术追求方面，大陆新女性主义小说所表现的“痛苦的理想主义”风格，与台湾新女性主义小说所呈现的“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其文学情调与审美特质有所不同。总的来看，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陆女性文学创作发展比较滞后，两岸女性文学步幅有着明显落差。进入80年代，新女性主义文学在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崛起，让两岸女性书写有了殊途同归的意义。两者之间显性与潜在的互动影响，两岸女性书写的突破与局限，都提供了两岸互看的文学借镜。由此而言，新女性主义小说作为20世纪海峡两岸女性文学史上的第二次创作高潮，不仅有着不可或缺的文学价值和研究意义，而且有着同根同源、互动影响的民族文化底蕴与文学启蒙背景。
作者：樊洛平 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