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法中人格理论的发展历程
近代以来，刑法学研究经历了从启蒙主义刑法思想到刑事古典学派（旧派）再到刑事实证学派的发展过程。相对于古代罪行擅断的封建刑法而言，行为刑法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它忽视了鲜活的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行为人，而无视支配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格。19世纪末期，随着资产阶级工业化革命的不断进行，导致社会失业人数剧增，犯罪率不断攀升，累犯惯犯日益增多，监狱人满为患，社会所潜伏的危机一触即发。在这种背景下，旧派的刑法理论已经不能适应与犯罪斗争的需要。于是注重科学实证和经验调查的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产生了(统称新派)。新派理论从经验人、意志决定论出发，研究犯罪原因和犯罪人分类，提出“应受刑法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④新派主张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或反社会性格为主要标准改革刑罚。由此始，刑法学者们开始把目光由行为转向行为人，而关注行为人就不可能不关注行为人的人格状况。不少新派刑法先哲对人格进行了论述。如:意大利刑法学者菲利在抨击刑事古典学派时指出：“这种否认一切基本常识的刑事司法制度，竟使聪明人得出这种结论，他们忘记了犯罪的人格，而仅把犯罪作为抽象的法律现象进行处理。这与旧医学不顾病人的人格，仅把疾病作为抽象的病理现象进行治疗一样。研究病症必须从研究病人入手，同样的疾病，如果病人情况不同，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治疗”。①德国著名刑法学者李斯特也曾指出：“犯罪行为的发生，完全是由于行为人处于某种特定的人格状态和某种促使其必然犯罪的环境”下造成的。②相对于行为刑法来说，行为人刑法将行为人纳入了刑法的视野，因而有其进步性，但是它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在未确定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具体测量标准的情况下，就以此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二战后，兼采旧派和新派之长的综合主义理论日渐取得多数学者的赞同，并催生扬弃二者的新刑法观，即将人格全面导入刑法的人格刑法观。人格刑法学是对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的扬弃，主张“应当以作为相对自由主体的行为人人格的表现的行为为核心理解犯罪”。③将刑法中人格真正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日本刑法学者团藤重光的人格行为论和人格责任论，但是最早提出人格刑法理论并对其理论体系初步建构的是日本的大冢仁教授。1990年，他在《人格刑法学的构想》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人格刑法学的构想，将行为者的人格引入犯罪论、刑罚论。针对古典学派的观点他指出：这种理论的逻辑关系，是以具有完整理性的、能够合理考虑利害得失的自由人为对象而推导出来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的自由人是不存在的。人们的所为有时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素质和环境影响的制约。而且，实际上，很多犯罪人是在实施了违反自己本意的行为时陷入犯罪的。在不能忍受饥饿的状态下，如不知不觉地把手伸向他人的食物，不能不说是行为人所处的环境决定了犯罪行为。但是，这种犯罪在所有犯罪中只是极少数。大部分犯罪人的精神状态没有任何异常，他们并不是在不犯罪就不能生存的恶劣环境下实施犯罪的。客观地说，大冢仁教授的人格刑法理论是现代刑法学的新发展。
二、人格刑法理论对我国宽严相济政策的借鉴
在国外，人格刑法理论已经受到高度重视。“意大利刑法理论认为，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的重心逐步由犯罪向犯罪人转移，是刑法发展的历史必然；在现代刑法中，犯罪主体或犯罪人人格，应该是与犯罪和刑事法律后果一起支撑现代刑法大厦的三大基石”。④“意大利刑法学界认为，承认犯罪者人格是一个与犯罪行为并存的现实，强调犯罪者的人格在刑法中的作用，是现代刑法最具灵性、最有人性的部分。因为，只有从犯罪者人格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刑法中规定犯罪的意义、犯罪的原因、犯罪实质、犯罪目的，才有可能真正地在刑法中将人作为刑法的目的，而不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如一般预防或特殊预防）的手段”。⑤然而，反观我国刑法学界，有关犯罪者人格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更不用说在刑事立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和具有怎样的地位。笔者认为，这也许是我国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在引起犯罪的各个环节中，人格因素是犯罪行为发生的总根源和关键性因素。所以抓住了人格这个关键性的致罪因素，犯罪的治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笔者在研读了我国刑法条文、分析了具体的刑事案例之后，发现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存在刑事古典学派的行为主义色彩，存在客观归罪之嫌，而不论犯罪人的个体差异，对于因无钱救治亲人而去实施一次盗窃与好逸恶劳盗窃成性后一次盗窃的情况一样处罚。这就如意大利刑法学家菲利所形容的庸医治病，不分析各个具体病症的不同，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表面上看来这种处罚是坚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了法律的公正，但平等有形式的平等和实质的平等之分，公正有一般的公正和个别的公正之分，刑法除了需要追求形式平等和一般公正之外，还应当促进实质平等和个别公正，唯有如此，公民才能产生对法律的认同感，从而自觉守法，犯罪人才会真心改过。人格主要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指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使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使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心身组织。①人格概念既反映了人的生物性，又揭示了人的社会性。人格形成的过程就是人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因素在人格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周围的环境、儿童时期所受到的伤害可能对人格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人的社会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人格形成以后，人格具有积淀性和稳定性。人格所具有的种种特点，决定了将人格理论引入刑法学的重要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人格刑法学所关注的是受到遗传和环境制约、但在有限范围内具有相对意志自由的人。人格沟通了行为与行为人这一对相互联系的概念，使刑事责任理论不仅仅只关注行为，而是既关注行为也关注具体的行为人。人格刑法学既肯定罪刑法定原则，认为无客观具体的犯罪行为则无责任，同时也认为犯罪人承担责任的范围是行为人基于其自由意志而形成的不良人格。建构在人格基础之上的人格刑法学使主客观得到了统一，使全面、客观、动态的把握犯罪和犯罪人成为可能，使刑法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和理性的智慧。在犯罪浪潮高涨的现代社会，人格刑法学引导我们反思传统刑法单纯以重刑来矫治犯罪的观念，让我们不仅看到犯罪行为，更透过行为看到具体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原因，为更有效地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指明了方向。在我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以下简称“严打”）就一直成为党和国家打击犯罪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事实证明，“严打”有力地打击了严重刑事犯罪、维护了社会稳定，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然而，“严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社会治安问题，只有治标不治本的功效。近十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司法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违背刑事法律原则和刑事司法规律的“严打”活动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付犯罪的需要。由于“严打”重惩罚、轻预防，一味地强调事后“打击”的功效，忽视事前预防的作用，因此，“严打”也只能暂时降低刑事犯罪率，“严打”过后犯罪往往更加猖狂，犯罪率大幅反弹，犯罪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事实证明，“严打”的作用是有限的，并非所有的犯罪都可以用“严打”来解决问题。“严打”还存在着一些负面效应：一是在行动上严打可能导致严刑竣罚；二是在观念上可能走入认识误区，认为刑罚万能、越严越好；三是在效果上可能陷入恶性循环，损坏刑法的公正形象。鉴于此，2005年党中央和国家认识到严打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即对于犯罪的打击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严重犯罪予以严厉打击，对于较轻的犯罪，应当适用轻缓的刑罚。“宽严相济”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这一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和罪责刑相适应的精神，对有效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照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该严当严，该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不难看出，该政策不同于“严打”政策，而是讲究区别对待，在对重罪实行“严厉打击”的基础上，还要凸现对轻罪宽松的一面。换言之，既不能以轻缓的刑事政策代替“严打”，又不能只强调“严打”而忽视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应当说，该刑事政策是我国持续20余年的“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补充和矫正。它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提出的，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刑法规范同刑事政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刑法规范体现国家的刑事政策，同时良好的刑事政策必须融入刑法规范中才能得以实现，其实现有赖于刑法规范的完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意味着该宽当宽，该严当严，这无疑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也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但是，何时当宽？何时又当严？这就涉及到一个标准和依据的问题。那么宽和严标准是什么呢？是犯罪行为还是犯罪人抑或是通过将犯罪行为与犯罪行为背后的犯罪人的人格状态的综合考量？前者过于客观和机械，虽然处罚的是犯罪人却没有真正把具体的犯罪人放在考察的视野里；中者又过于主观和武断，因为毕竟我们只有通过行为才能来认清犯罪人。因此，我们主张后者，只有后者才真正考虑到犯罪行为与犯罪人特殊的人格状态的结合。所以，开展将人格导入刑法的人格刑法学的研究无疑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将人格理论导入我国刑法有利于刑法实质正义的实现。所谓刑法的实质正义就是使得每个罪犯都“罪有应得、罚当其罪”。这就要求刑罚适用时不仅要考虑犯罪分子实施的某一次行为，而且要求考虑行为人的素行，即人格。行为人平日素行良好，可以考虑适用轻的刑罚，反之就适用重的刑罚。当两个人实施同样的行为时，由于其人格状态不一样，要追求刑法实质的正义，就必须考虑行为人行为背后的人格状态。人格不仅能够反映人的生理、心理状况，而且可以反映社会因素，反映人的素行。因此，将人格导入刑法，在定罪量刑时充分考虑行为人犯罪行为背后的人格状态，从而对主观恶性大、反社会性强者，如屡教不改者，缺乏恻隐之心者、仁爱之心者予以从重惩罚；而对主观恶性小，反社会性弱者，如家庭破败、生活所迫等环境形成的人格障碍者予以轻的惩罚，从而使我国刑法臻于实质正义，走上人格刑法学之路。其次，将人格引入刑法能够从整体上把握犯罪人。龙勃罗梭重视犯罪人的生物因素，从而提出“天生犯罪人”，李斯特重视犯罪人的社会因素，提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但是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都对行为人的行为有着或隐或显的影响，这就是说关于犯罪人的考量，任何单一因素的考虑都是错误的，而应当考虑各种因素。而人格具有整体性，不仅可以表述人的社会性、心理性，而且可以反映人的生物性，其正是这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在刑法中导入人格，无疑对于从整体上把握犯罪人而不至于偏颇和极端提供了标准，有利于促进刑法的人文关怀。在定罪量刑时不仅考虑人的生物性、心理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充分考虑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因素作为人格环境在犯罪人人格形成中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出现了反社会现象时，并不能毫无置疑都责怪反社会者，社会还应该主动找一下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把社会当作‘固定的好模型’”，①从而促进刑法对人的关怀，进而有助于人性的向善和向上。再次，从人格的视角来反思我国的重刑主义，可以促进刑事政策的合理化，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可以促进刑罚个别化，实现个体的实质公正；可以使刑罚的惩治和矫治功能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相统一的刑罚目的。尽管人格刑法学的理论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但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已经受到了国外刑法学界的普遍关注。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人格测量技术和水平的提高，人格测量法将能更准确的评估出行为人的人格状况，为定罪量刑提供科学的依据。总之,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人格，对于那些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并具有犯罪危险性人格的人应当从严，而对于犯罪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要坚决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在考虑社会环境在人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大小后，在确定其人格形成责任时也要考虑依法从宽，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宽严相济”。
作者：胡学相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