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历史呼唤着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取代资产阶级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带领人民艰辛探索，浴血奋战，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走向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提供了制度基础。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我们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总体上没有突破苏联模式，尤其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左”倾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巨大挫折。1976年“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困难面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纠正“左”倾错误，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青春活力，充满勃勃生机。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重现生机活力，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由于历史的局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特征的认识存在着两个重大误区:一是把计划经济视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二是把公有制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提高视作实现社会主义的标志。因此一再无视生产力状况在生产关系上搞穷过渡，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结果必然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导致贫穷落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打破思想误区，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认识走上了科学的轨道。邓小平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P373)关于所有制问题，不再拘泥于单一的公有制，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允许多种所有制的存在;关于经济体制，突破了把计划经济视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误区，解除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束缚，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改革开放步步深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创了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连续30多年保持近10%的经济增长，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乡居民收入增长30倍以上，构筑起一些西方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覆盖十几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完成港澳回归、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等百年盛事，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九大交易货币;创新型国家建设成就斐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神十”飞天，“蛟龙”入海，“嫦娥”3号登陆月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而陷入低谷。许多西方人士认为，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和中国推行市场经济制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告寿终正寝。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以预言家的口吻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人类历史不可能再进步了”，认为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种“统治形式”，人类历史到资本主义时期就走到了尽头。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使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宣告了曾一度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终结论”的彻底破灭。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基础上，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两个基本方面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要走向繁荣富强，都必须走上现代化道路。因为现代化发端于西方，长期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要想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就要走西方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独特模式，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神话。现代化不等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现代化有着内在一致性。现代化包含多个层面，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互动的共同进步的过程，其核心和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经济领域的进步。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4］(P231)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搞好现代化建设，努力通过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切，不仅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也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受到国际社会格外关注的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华盛顿模式”的失效。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以及前苏东国家得到广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主张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如，拉美的经济增速从90年代后期开始逐年递减，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社会领域也问题频发，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困人口激增、社会治安恶化。同样，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由于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前苏东国家陷入了严重经济衰退。与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华盛顿模式”的失效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赞扬之声越来越多。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尤其是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遭遇继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西方各国经济复苏乏力，政治上深陷僵局，社会矛盾凸显。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中的出色表现引发了人们在历史与现实层面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在两种制度主导下不同发展模式的思考。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刊文称:“全球经济衰退暴露出的最大讽刺之一就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在处理资本主义危机时表现得可能要比民主选举出的美国政府更好。”［5］(P48)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夏天连续刊登题为《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美国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以从中国的一党制中学些什么?》［5］的系列文章，比较了中国的“精英领导制度”与“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优劣，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崩溃，西方应该向其学习。连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留有一席之地。1987年4月，邓小平展望到21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给第三世界走出一条路时，曾经强调说:“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中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100多位，离邓小平所说的那种水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已从发展趋势和速度上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道路
15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都是在对内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外侵略扩张进而无偿掠夺落后国家人民财富的基础上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下，世界分成两大营垒，一端是欧美等宗主国，另一端是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形成了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图像。资产阶级学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外缘”结构。所谓“中心”，即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缘”即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心－外缘”体系的构建和运作，以“中心”的利益为最高原则，“外缘”则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完全处于从属和附庸地位。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有100多个亚非拉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所主导和控制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旧秩序，通过不合理的生产分工、不平等的对外贸易、跨国公司的经济控制、跨国银行的重利盘剥、技术转让的高额勒索等手段，推行新殖民主义，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直至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稳定，依然离不开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离不开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广大市场、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离不开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社会危机和难题、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等方式。因此，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给世界带来普遍繁荣和共同富裕。与资本主义的对内剥削、对外掠夺截然不同，中国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与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协调一致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如德国学者贝特霍尔德所言，中国的发展“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摆脱全球资本统治的破坏性进程的出路”，“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和战争频仍，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对地球资源不负责任地随意开采。因此，现在世界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成功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意义以及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于此”［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因为它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以和平发展为标志性特征和根本战略。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表现为中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严格约束自己即使在发展起来以后也永不称霸;表现为坚持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帮助，协力推进。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从根本上而言，是由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所决定的。《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7］(P294)深刻表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党的十八大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阐释中较之以前增加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要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保障，是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而绝不会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保障少数人的特权，绝不会追求以损害别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理念的创造性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谐与和平，“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中极具意义和超越时空的内容，是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所奉献的核心理念。在当代发展实践中，“和而不同”就是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承认、包容和尊重差异中追求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把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相辅相成视为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主张世界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崇尚和平、尊重文明差异的价值观，客观上成为“文明冲突论”的有力替代，从而有利于防止文明之间的冲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独特模式开辟了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在短时期内的惊人增长，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已经开始作为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独立力量而发生作用，从而打破了原来由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政治格局。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及其和平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大大增强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为世界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带来无限希望。
作者：蒋文玲 王莺 单位：武警政治学院 政治理论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