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严三实”的内涵解释
“三严三实”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在当代的具体体现，也是优良传统与作风在今天的发扬。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我认为，要真正落实以上要求，首先还是必须强调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否则如果对权力过分崇拜，社会弥漫着“官本位”的气氛，怎么可能“严以用权”？现实中，由于十八大前，过分强调以GDP为中心的“发展”，导致物质主义的崇拜泛滥，以及价值的紊乱，功利主义的盛行。2015年2月12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班学员座谈时说，心中有戒：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选择从政就不要在从政中发财，选择发财就去合法发财。同时指出，心中有责：党把干部放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是信任，是重托，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每一个县委书记都有干出一番事业的想法，但怎么干，如何干，却需要着眼长远、认真思考。当好县委书记，要有敢当重任的勇气，更要有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做事情不能急功近利，谋发展不能半途而废。习近平总书记这些话虽然是跟县委书记座谈时说的，但也是对全党同志提出的要求。只有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戒、心中有责”，就能真正践行“三严三实”，提高党性修养。
二、践行“三严三实”，必须首先树立共产党员意识
1939年刘少奇同志在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开头就尖锐地提出：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呢?一句话，因为你是共产党员！十八大新修订的《党章》总纲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作了这样的阐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中把共产党的“身份”定得这么崇高，让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更应该感到责任的压力。有了这种强烈的“身份”意识，才会严格要求自己。“三严三实”的要求和目的是为了提高党性修养。这除了以上强调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
（一）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必须讲修养
对于这一点，《党章》中有明确的阐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刘少奇同志更具体地论述指出“：人们为了要生活，就必须和自然界进行斗争，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反映着不同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在这些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思想意识的阶级之间，进行着不断的阶级斗争。这样，人们不但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阶级的斗争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登上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就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带领国家和人民走向富强民主文明。要完成这些艰巨的任务，要求共产党人要有修养，要讲修养。
（二）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讲修养
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不管你的出身，也不管你的学历，以及地位，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加强自身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清除自身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弊病，才能成为一个先进分子。对此，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进行了分析：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共产党员要在同反革命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这就是说，要在这种斗争中求得自己的进步，提高自己革命的品质和能力。正反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革命者如果不注意自身的世界观的改造，就可能走向反面。基于以上深刻教训，刘少奇总结指出：“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
（三）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必须讲修养
十八大《党章》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品质作了很好的阐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是，这种先进性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为此，刘少奇指出：“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革命品质，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遵守党的纪律，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担当，以及敢于牺牲的精神等等。这些方面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树立了优良的革命品质典范。比如在革命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担当精神。为了挽救秋收起义的队伍，探索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违反”左倾错误的命令，没有带队伍进攻长沙，去送死，而是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带领队伍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转移。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在1927年11月9、10日间被撤消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员（这个决定1928年3月才传到井冈山）；1929年6月22日又因坚持正确主张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1932年10月12日被错误撤消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即使在个人遭受很大的委屈和打击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坚定地从大局出发服务于党的事业。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勇于担当精神，也很值得今天的共产党员学习。他在第二天晚上的发言中说：“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是不能相比的，这是事实。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作战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不言而喻，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党中央考虑。”
（四）为了克服党内各种错误，必须讲修养
由于社会的客观因素，导致党内存在各种错误思想，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通过思想教育和革命实践，要逐渐克服这些错误，使自己的党性修养得到不断提高。比如说面对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对待？正面的例子，如张思德同志，就是一个好榜样。张思德同志1933年12月参加红军，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过中央警备团警备班长和毛泽东的卫士。在一次反六路围攻的战斗中，他右腿先后两次负伤仍强忍剧痛，冲入敌阵，缴获了敌人两挺机枪。在长征途中，他曾两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历尽千辛万苦。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警备团悼念张思德的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高度赞扬张思德，他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反面的例子，如萧玉璧，陕西清涧县城北马家村人，时年44岁，1933年参加革命，身经百战，是一位身上留下90多处伤疤的红军战斗英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清涧县区苏维埃主席、定边贸易局副局长、波洛地方税务分局局长、盐池税务分局副局长等职务。1940年初，萧玉璧患病住院，毛泽东探病时只见老战士萧玉璧骨瘦如柴，嘱咐医生将中央特批给自己的每天半斤牛奶送给萧玉璧喝，要医生想法子将他早日治好。萧玉璧病愈后，被组织上安排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出任局长（相当于税务所主任）。萧玉璧对给他分配工作的人员大发雷霆，认为自己曾任过区苏维埃主席、贸易局副局长，又是身上有几十处枪伤的老红军，怎么也得分配给他与过去相当的职务级别，没想到只得到一个乡镇税务所主任的职务，顶多是个科级干部。于是摆老资格，不服从组织分配的工作，也是毛泽东亲自做了工作才上任的。其实，恢复健康后的萧玉璧没有被组织安排到抗日前线，本身就考虑到他是老红军，年纪较大，且身体伤痕累累，出于对他的照顾才安排他留在后方。1942年1月初，萧玉璧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判处死刑后，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对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说：“这次和上次（指处决黄克功）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任由自身的错误发展，就会走向革命的对立面。
（五）革命胜利后，更加需要讲修养
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向党内提出“两个务必”的警言。刘少奇也提醒党内同志：“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革命胜利后最典型的案件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案，在“三反”运动中他们被公审处决，使全党干部得到一次严厉的教育。改革开放后，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腐化堕落的案件，仅以十八大查处的大量腐败分子为例，就可得出一个共产党员终生讲修养是多么重要。
三、加强党性修养是践行“三严三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强党性修养是践行“三严三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党性修养究竟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总结党的历史，参考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论述，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诸方面：
（一）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3章“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刘少奇就鲜明地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习理论”。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呢？刘少奇同志的概括是很精辟的：第一，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第二，可以提高战略和策略水平。之所以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是针对党内曾经不重视理论，全党理论薄弱的现实。1941年7月13日，宋亮（即孙冶方）就党校理论学习问题向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局党校校长刘少奇请教，刘少奇回了封长达3000多字的信，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这便是著名的《答宋亮同志》。刘少奇在信中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精神亦是很好的。……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由此，刘少奇要求“：党员在党校中学习，……主要的任务是理论上的深造与把握。……这时候，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理论究竟有什么作用呢？马克思曾十分精辟地告诉过我们科学理论的巨大作用，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终究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还是要靠物质力量去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对此，毛泽东也指出：“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要求“：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发展”压倒一切的情形下，前些年，党内也有人认为理论是虚的东西，没有用。甚至对学习采取十分功利主义的态度，讲究“什么有用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导致党内较长一段时间里对理论学习的淡化。习近平总书记则十分重视理论的学习。早在2010年9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在浦东干部学院出席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抓好理论教育党性教育，提高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的讲话。习近平指出，要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的学习教育。2012年7月17日上午在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了党校的特色，就是要注重理论教育，这是它不同于一般高校的地方。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80周年校庆上发表的讲话中，特别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来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二）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
学习理论不是背诵语录，不是教条主义的学习，而是要掌握理论的精髓。在这方面，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沉痛的教训，付出过血的代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搞“两个凡是”，即博古所检讨承认的：“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犯错误的根源，都是因为缺乏“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因此，他们均不能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而是照办照抄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比如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仍然搞“城市中心论”，发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失败了；秋收起义，目标也是攻占长沙，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起初5000人的部队，还在中途就溃散剩下1500余人，撤退到井冈山下三湾时已不足1000人。再比如在党的建设上也听命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搞所谓工人阶级出身“唯成份论”，以致出现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等高层叛徒。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36年3月20至27日在山西孝义等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时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党的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38人，共计55人。这是中共六大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三）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
总结党的历史上历次教训，其基本原因都是因为不能将马克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在革命战略和战术上就出了严重问题。比如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陈独秀就没有从中国国情出发，认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性质，他们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但是，陈独秀拘泥于经典著作中资产阶级的性质，并教条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他说：“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由于在这样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发生了偏差，于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共遂主动放弃了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战术，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听任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一步一步篡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排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统一战线的地位。在时机成熟时，则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由于中共在战略战术上失误，面对蒋介石反革命的进攻，共产党人束手无策，结果大量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全党人数从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大革命彻底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什么成功呢？一句话，就是我们有正确的战略思想作指导。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大敌当前，所有中华儿女，不分党派，理应同仇敌忾，团结起来，共同对付侵略者。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这种民族大义，不计较与国民党的恩怨和仇恨，呼吁合作，一致抗日。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但是针对蒋介石顽固的反共立场，———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很露骨地说过，取消共产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战略战术———即“有理、有利、有节”，从而既维护了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这个大局，又避免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对我党造成的悲剧。有了正确的战略思想，我们党就能根据实际制定适合革命各个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战术上进行灵活运动，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为我们赢得了最广大的中间力量；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了土改政策，赢得了最广大农民群众对解放战争的无私支持。还有在战场上我们党制定了不与敌人争城市，而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广大农村建立政权，赢得农民群众等等，都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法宝。
（四）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
我认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就是要有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奋斗牺牲的精神。也可以说，共产党员一定要树立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的理想。高扬理想主义精神，在那一代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得非常生动。这种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首先体现在对党的事业和革命前途的坚定信仰。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人害怕了，离开组织，甚至叛变，出卖自己的同志。但就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年过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以及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次体现在为了革命理想，不怕牺牲的高尚情操。这方面有无数可歌可泣，乃至感天地，泣鬼神的人和事。比如革命烈士夏明翰牺牲前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五）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
2014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我们常讲，一个人组织上入党是一时的事，思想上入党是一生的事。但光靠个人觉悟、修养，没有党内政治生活对党员的教育、改造、提高，是不行的。现在，一些党员把夹杂着自由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色彩的现象视为一种正常状态，把不讲纪律、不讲原则、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庸俗习气当作潜规则，甚至在党内培植小团体、小群体、小圈子、小山头。”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刘少奇同志论述道：“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需要个人受委屈，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同志“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高尚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在我们党内，养成了顾大局，讲团结的优良作风。典型的例子比如1935年10月陕甘边错误“肃反”，将刘志丹、习仲勋等关押。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后，这些同志才被释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受了冤屈和折磨，这些同志却没有对党产生一点怨气。在临奔赴东征途中，刘志丹对习仲勋说：“向受过整的同志们都说说，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的。要听从中央分配工作，到各自岗位上搞好工作。”刘志丹同志高尚的党性修养，表现尤为突出，本来，刘志丹从通信员那里看到了抓捕自己的密令，但并没有逃跑或冒然行事，而是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瓦窑堡说明情况。李维汉同志评价道：“刘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关起来，自己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起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大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维护了党和边区的统一。由于当时的极“左”思想没有清算，许多被解救出来的陕甘边区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存在使用不公的问题。比如习仲勋同志由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被任命为县委书记。对此，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晚年回忆时仍然检讨自己的责任，他说“：那阵我不了解情况，听他们的意见多了，特别是对仲勋同志不公道，派他到那里去做县委书记。”尽管如此，习仲勋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得到陕甘宁省委的充分肯定。1939年11月，在安徽涡阳新兴集新四军游击队司令部，刘少奇多次为干部党员讲课，在和学员讨论到党员“受到委屈尤其是受到大的委屈应如何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时，他说“：这个问题应从党的总体利益出发去认识解决，为了党的利益，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同志们！委屈总是委屈，不要专门为此去计较大小了。若论委屈，我比你们所受的委屈要大些。有些意见为了党的总体利益，至今我仍保留意见。”1964年10月4日刘少奇同朱理治谈话时说：“我和主席原来是互不知道受打击的历史情形的，一直到延安才和主席讲，他讲了他的历史，我讲了我自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受了打击，不能泄气，不能觉得自己倒霉。受打击，呕了气，就要有股劲，更加深刻地研究问题。”
（六）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
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我认为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体现在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品质修养上。刘少奇于1954年9月27日当选委员长后，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称呼他为“委员长”，他立即提出，以后不要这样称呼。为了使身边工作人员都记住这一点，他特意把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解释说：“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一个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已经习惯了，其他人，应该一律称同志。”第二，表现在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关于这一点，许多老一辈共产党员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有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故事。这里只引用一个关于毛泽东主席的故事。据毛泽东的身边警卫员封耀松回忆：有一次毛泽东穿长筒线袜，穿到脚上，才发现脚背上又磨破一个洞。我帮他脱下补，劲用大了些，一个洞变成了三个洞。“主席，换双新的吧？”我抬起头问。“嫌补着麻烦了？”“这袜子都糟了。”“我穿几天磨破一个洞，你动一动手就弄破两个洞，看来不能全怪我的袜子糟。”真拿他老人家没办法，越来越固执。我只好取针线将那破口吊几针，重新帮他穿好。并且半认真半玩笑地提醒“：主席，接见外宾坐就坐，别老往前伸脚。”“为什么？”“一伸就露出袜子了。家丑不可外扬。”毛泽东笑了：“小鬼，就数你聪明！”我把他的圆口黑布鞋拿过来：“走路也要小心，这鞋底磨得不比纸厚，踩了钉子就糟了。”毛泽东不笑了，望着我认真地说“：讲吧，都是老话，不讲吧，还真不行。这比红军时候强多了，比延安时期也强多了。艰难时期节约，可以说是逼的。富了还讲节约，没人逼就要靠自觉了。要靠思想觉悟呢。”第三，体现在能吃苦的精神。1954年毛泽东跟周世钊谈到为什么派毛岸英去朝鲜战场时说：“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于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新中国建设时期，针对一些毕业生不愿意去农村参加劳动的问题，刘少奇尖锐地指出“：有些同学愿意下乡工作，但是要当干部，不愿种地。现在的农村和农业合作社需要一些干部，例如会计、文书等等，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劝告下乡的学生，最好在开始的一个时期不要去做会计、当干部，也不一定去学那些特种农业技术，而要先去种地，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去种地，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经过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学会全国最普遍、最大量的一种农业生产知识———种地知识，真正成为一个光荣的劳动农民，把现在一般农民能做和会做的事情，全部都学会。”
（七）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也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党》报告中，刘少奇要求，群众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哪些观点呢？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要端正对待群众的态度，虚心向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还有一点，就是不能搞特殊化。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建国后毛泽东的亲戚曾来信要求安排工作，毛泽东回信说不行；任弼时的妹妹要求哥哥给湖南省委写信安排妹夫的工作，任弼时说不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周世钊和毛泽东大概在1954年见面时,又一次谈到了抗美援朝战争问题。毛泽东对周世钊说：“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上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个什么领导人呢?”
（八）要有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
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不仅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更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需要我们掌握各种科学知识，因此，全党同志必须努力学习。为了建设新中国，毛泽东勤奋学习。每次外出巡视，毛泽东都要随身带很多书，其中包括科技方面的书。有一次，毛泽东在专列上聚精会神地读书，张治中进来，走到身后，毛泽东没有发觉。张治中问：“你这样聚精会神地看，是什么书？”毛泽东说：“是本有关炼钢铁的书”。张治中说：“连这种技术性的书你也要看么？”毛泽东回答“：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你是人大代表，也该看。”毛泽东学习科技知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虚心好问。有一次，毛泽东问李四光：“‘山字形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这令李四光非常感动。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形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体现了他对地质科学的关心。1964年2月16日，毛泽东约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等科学家到中南海会谈。毛泽东和这些科学家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关于这次接见，李四光曾对他的女儿李林回忆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这是新时期，党的领袖对学习的积极倡导，这也是党的历史上爱学习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在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的号召下，可喜的是，党内已形成了热爱学习的蔚然之风。
作者：祝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