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从１９４１年春至１９４３年底，是沂蒙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从１９４１年春开始，日军集中兵力，对山东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封锁和“扫荡”；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同时，国民党在敌后依然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在有的地方甚至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在日伪军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封锁、压迫之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大部分被分割或丢失，党的群众基础薄弱的状况凸显了出来。如在１９４１年日军大扫荡中，“鲁中沂南县４７９个村，能坚持工作的只有４３个村，仅占９％；向敌人妥协的有１９７个村，占４１％；其他大部分村政权都动摇了，还出现了一些把抗日工作人员和抗日资财献给敌寇的痛心现象。”到１９４２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人口都损失了１／３及以上，进入了八年抗战史上最艰难的发展低谷阶段。面对严重挫折，１９４２年４月，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途中，来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群众工作是山东根据地各项工作中最薄弱的工作”。为尽快打开群众工作局面，４月２６日，刘少奇在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上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专题报告。在报告中，他十分尖锐地指出：“脱离群众是共产党员最危险、最严重、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了这一条，他虽还在党籍，而实质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２］（Ｐ２５２）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山东分局认真总结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先后作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五年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在反思中对群众工作重要性有了彻底的认识，思想上真正绷紧了为了群众、服务群众这根弦。在转变思想之后，我们党将群众工作放在了全部工作的首位，而减租减息是当时群众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分析形势后，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提出：“在当前，减租减息就是山东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一中心来做。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干部都来抓”。［２］（Ｐ２５２）根据这一指示，５月４日，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减租减息开始真正推行起来。除了减租减息，从１９４２年下半年起，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冬学运动、彻底改造乡村政权等运动，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党群关系得到了调整和巩固。
一、党群关系的升华与群众路线的正式形成
经过各方面的整顿调整，１９４３年底以后，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党群关系开始好转，并逐渐成熟起来。这一时期，山东抗日局面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党正规部队撤离山东，日本帝国主义精锐部队大部分被抽调到了太平洋战场，山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了一元化领导。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山东各级党组织逐渐开始把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提上日程。１９４３年冬，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山东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热潮，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军队、机关人员一齐动手，从事生产劳动，夏天开荒种地，冬天挑担贩盐，白天养猪种菜，夜间纺线织布，取得了巨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自１９４４年１月到１９４５年８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共开荒和扩大耕地７０余万亩，１９４５年根据地粮食增产６亿多斤，棉花产量达３２．８万余担。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极大改善了群众的物质生活，也彻底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加快了根据地的建设。随着根据地群众生活的逐渐好转，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愿望也强烈起来。１９４３年冬，全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县以下各级民主政权进行了选举。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并公布实施《人权保障条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党领导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个人权保障条例，后被收入《世界人权约法总揽》。这个仅有１０００余字的《人权保障条例》，简明扼要又系统全面地概括了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例如《条例》第三条规定，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项基本权力；第四条规定，“人民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旗帜鲜明地从法律上保障了群众享有的政治权利。在此基础上，山东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山东根据地辖有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５个战略区，控制了１２．５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２４００万人口。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不到２０００多名，发展到２０余万名。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３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在莒南大店改为“山东省政府”，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的省政府。山东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革命事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党群关系得以升华，为党的群众路线正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沂蒙抗日根据地践行群众路线的成效与经验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毛泽东同志１９１９年在《湘江评论》发表了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在抗日战争期间，正是因为党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始终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改善群众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作为自己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才能够迅速扎根八百里沂蒙，不断发展壮大。沂蒙抗日根据地党群关系建设的成效与经验主要有两方面。
（一）理论上解决了党如何看待群众的问题
党如何看待群众的问题也就是立场问题，是党群关系建设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立场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毛泽东在领导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把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理论结合中国国情运用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明确提出了“群众是真正英雄”［３］（Ｐ７９０）的著名论断，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立场。在党中央正确的群众立场的指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群关系建设逐渐走上了正规，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在《山东党的建设问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党群关系建设的工作方针，即“发现群众问题，讨论群众问题，并设法解决群众问题，倾听群众意见，生活在群众中间，斗争在群众前面”，并进一步指出“党与群众的关系，应是鱼之于水的不可分离，党必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依靠群众”。［４］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沂蒙革命根据地在群众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首先，抗战初期忽视群众工作，尤其是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等中心工作尚未真正开展起来，致使群众生活没有较大改善，基本群众未能普遍组织发动，群众基础比较薄弱；其次，山东领导机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有一部分因缺乏群众观点而脱离群众的同志，党的组织不健全，工作不深入，领导不民主，干部流动过大，党支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再次，中共共产党大量吸收了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等到党内来，他们的到来虽然在数量上壮大了党的队伍，也带来了一些自由主义、宗法观念、小农意识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针对党在群众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山东分局加强干部的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教育，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路线和政策措施，并在根据地内深入贯彻实施，从而成功确立了党群血肉相连、骨肉相亲的密切关系。特别是１９４２年刘少奇来山东后，统一了山东党政军领导机构，调整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以群众工作为中心，坚持群众路线、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刘少奇指示，山东分局于４月２５日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朱瑞在会上作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朱瑞在报告中指出“山东党在领导上缺乏灵活的马列主义的战略眼光，严重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清谈主义的作风”，并提出要进一步“改善群众生活，普遍动员组织基本群众，真正地依靠群众，反对脱离群众的一切官僚主义错误倾向。”［２］（Ｐ１２０）１９４３年８月，山东分局在《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中，对党群关系建设问题进一步做出了思考，指出“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依靠，故斗争的胜利，取决于群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认真进行基本群众的动员与组织工作，必须把我们的抗战事业放在千百万有了觉悟，有了优势的群众政治基础上，我们才有了依靠，我党我军才有战斗力，根据地才能巩固，我们才能胜利。”［３］（Ｐ１６１）这实际上为共产党人正确建立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确定了基调，我们党只要一直与自己的母亲———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血肉联系，就能众志成城、无往不胜。这说明，山东分局党的领导干部开始树立起正确的群众观，真正将群众路线作为处理党群关系的根本原则。应该说，刘少奇来山东后的系列讲话及《四年总结》、《五年总结》的形成，具体而又生动地回答了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山东党组织和干部从一般了解到深刻认识党群关系建设的革命历史规律，在群众工作上从相对幼稚到完全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山东党群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样本。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山东党组织和干部深刻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形成了正确的群众立场，将党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实践上解决了党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
在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党扎根于群众之中，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首先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使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得到了保障。经济上通过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等措施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１９４０年９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审议通过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确定了“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１１月，山东根据地公布实施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但“双减”政策在沂蒙落实不够，力度不强，效果并不明显。１９４２年，刘少奇来山东后，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并对运动开展的方法、步骤、方针、政策和具体要求作了明确规定，具体办法就是“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经过一系列工作，减租减息取得了巨大成绩，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抗战中期，山东根据地遭受了天灾敌祸的双重侵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山东抗日根据地掀起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一齐动手，从事生产劳动，极大改善了群众的物质生活，也彻底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３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和部队机关先后进行了３次精简，共减少３万余人，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人民负担，为沂蒙根据地渡过危机，保障了供给，加快了根据地的建设。政治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和组织人民当家作主。１９４０年７月至８月间，山东根据地召开有３００名山东各地各界代表参加的联合大会，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权力机关———负责立法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负责行政的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后改为山东省政府），开始领导各级政权的正规建设。１９４３年山东分局制定和颁布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以法的形式规定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１９４４年和１９４５年，中共山东分局、省政委会分别作出了关于开展民主运动的决定和训令，明确提出：争取和欢迎各党派、各阶层拥护抗战及赞成民主的人士参加政权工作，坚持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制度，不把持包办，尊重党外人士职权，实行民主集中制。在１９４４年和１９４５年两个年度的７到９月，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民主运动，按照“三三制”原则由下而上地举行民选，改造、充实了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文化教育上也体现了为群众服务的思想，通过创办各种教育，积极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１９３８年后，在沂蒙各抗日根据地内，陆续开展了以冬学（夜校）、识字班（午校）、常年民校为主要形式的民众教育。１９４０年，省战工会颁行《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对群众教育作了具体规定，《大众日报》亦发表了《普遍开展冬学运动》的社论。据此，沂蒙根据地各县、区、村建立了冬学运动委员会，成立冬学，时间一般从１１月至翌年２月。冬学的组织形式以夜校和认字班为主，上夜校者多为男性青壮年农民，中午到识字班学习者多是青年姑娘，久而久之，“识字班”便成了沂蒙山区根据地内青年姑娘的代名词。鉴于冬学有冬办春停的缺点，根据地内不少地方在推行“庄户学”的基础上，开始举办村学，将村中干部、青少年、妇女等分别编成学习组织，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学习和开展政治工作。到１９４４年底，沂蒙专区参加学习的总人数达２５４４９５人，是该区上年学习人数的５倍。沂蒙专区还将１７９８处冬学转为常年民校，学员１２４９１０人。庄户学、村学的推广普及，把沂蒙抗日根据地的民众教育推向了高潮，在山东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次，重视作风建设，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山东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严明纪律，清正廉洁，率先垂范，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以实际行动影响和感动了沂蒙人民。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先后有近５００名开国将军在这里转战，有几十万优秀的中华儿女在这里奋斗，他们和沂蒙当地的老百姓一样，穿农家衣，吃百家饭。在生活和物质条件上，从来不搞特殊化。１９３９年６月徐向前刚到山东时，７万大军的物资供给极为匮乏。当时的沂蒙人民想尽一切办法，筹粮、筹款，支援八路军。当徐向前亲眼看到人民群众宁愿自己饿肚子也要保证部队供应时，他号召部队：不能与民争食，部队所需的粮食、物资，尽可能自力更生，开源节流。他常和战士们一起到野外找树叶和野菜。１９４６年，新四军进驻前河湾村，陈毅住在钟恩章家里。那时军部伙房需要人帮忙，老百姓都非常自愿地去干一些活。陈毅知道后，告诉部队相关同志说，村里来干活的民工，要每人每天十斤小米作为用工费，当天干当天结清。就这样，每人每天十斤小米的用工费成了惯例。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以自己的行动树立起清正廉洁的形象，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规范言行，如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下达《关于公布各级政府用费开支标准的通知》；１９４２年２月，又作出《关于招待会餐等费之决定》，倡导艰苦奋斗，严惩贪污浪费。１９４３年６月，山东军区、１１５师作出《关于拥政爱民的决定》，要求军队必须严格执行政府法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定》非常具体，甚至连“不让马啃树皮”这样的细节也做了明确规定。八路军每到一地，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铁的纪律，优良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欢迎。再次，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开展各具特色的群众工作。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党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群众工作，并把它作为取得革命胜利的“独门绝技”，形成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经验。比如和群众沟通时，注重使用群众语言。黎玉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山东分局群工会上，提倡宣传语言群众化，他说：“不要学驴叫，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切实执行毛泽东同志‘学习言语’的指示，学习各种语言中，特别是人民的语言，要用功；学习人民的语言中，又特别是工农兵群众的。语言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精神宣传教育群众。”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山东党组织在口头宣传上，创造出了“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等群众语言的口号；在报刊宣传上，“恣得不得了”、“干就好上干”等地道沂蒙土话比比皆是。比如利用剧团演出等深受群众欢迎的宣传方式，深入群众中进行大规模的抗战宣传活动。据统计，１９４４年，仅莒南县农村剧团就达１１０个，演员达３０００余人，排演了２０００多个节目，观众达１０万余人。当时，有一首在莒南颇为流行的歌谣唱到：“从洙边到大店，村村锣鼓响，庄庄有剧团。”再比如利用沂蒙当地的民俗礼节，和群众打成一片。曾任沭水县民主政府县长的王子虹，在１９４４年沭水县各区掀起参军热潮时，冒着大雪亲自为入伍青年抬花轿。新抗属也受到特别待遇和尊重，或骑毛驴或坐小车紧跟其后。欢送会上，新战士、新抗属坐主席台，鸣炮、鼓掌、全体起立，向他们鞠躬致敬，妇女、识字班跳舞献花，献慰劳品。这种过去只用于迎送达官贵人的民俗礼节，瞬间发生在贫苦群众身上，极大激发了群众的参军热情。类似的各具特色的群众工作在沂蒙抗日根据地数不胜数，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广大群众，从中切实感受到只有党领导的军队才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在反复的对比抉择中，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越来越被人民群众所认同，继而转化为爱党爱军、无私奉献、全民支前抗战的极大热情。
作者：王成娟 单位：中共临沂市委党校
第二篇
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慵懒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十八大之后提出的八项规定更是明确提出轻车简从、精简会议、规范出访、改进文风等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的新举措，这既是党的作风建设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廉洁”的体现。
一、群众路线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目前，党群关系总体状况是好的，但党群干群关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腐败问题，腐败导致共产党对群众的号召力、公信力和凝聚力逐渐下降；二是，当权者滥用职权，侵犯群众利益，如以权谋私、对土地和民居的强征强拆等；三是少数党干部奢侈浪费；四是压力维稳的风险，在压力维稳下，把社会利益冲突上升到政治层面，把治安事件和正当诉求界定为不稳定因素。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道德操守的艰巨性。坚持道德操守的艰巨性涉及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所谓普遍性，主要是指所有人都认为腐败不好，但腐败现象仍是长期存在的顽疾，以至于反腐败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所谓特殊性，就是指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及其事业对反腐败的特定要求，具体来说，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内在的要求共产党人保持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保持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切实需要一个健康运行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腐败会损害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转，所以，反腐败也成为党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顺利实现的必然要求。第二、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目前我国行政执法上还存在弊端和漏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度集权的情况依然存在；二是机构臃肿，职能交叉重叠；三是监督体制还不够完善，尤其是人民大众的监督、参与意识还不够强，在社会公共管理中缺乏自觉的主人翁意识。第三、维稳压力的负面因素。当前，维稳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严重损害着党群关系。这些负面因素主要体现在滥用职权方面，某些官员缺乏责任感，滥用职权，面对群众矛盾如上访问题，他们往往采取拘留、罚款、劳教等控制手段压制矛盾，而不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这些年中央一直强调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并逐级下达信访工作责任目标考核，这主要是强调地方政府要切实化解群众矛盾，解决问题，但是这样做客观上给官员增加了压力，一些政府官员却对此进行片面消极的理解，也就是把维稳看成一种形式上的不出问题，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采取一些非法强制手段，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二、改进群众路线，创新党群关系新机制
第一，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这个理想信念主要是指，教育党员干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我们知道，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党的这条群众路线集中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理。如今面对党群关系的矛盾、群众路线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党更应该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教育。因此，通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促使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操守，成为为民、务实、清廉的优秀共产党员，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第二，不断完善体制，创新党群党群关系新机制。现如今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监督日益成为反应快、影响面广的监督方式。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人们可以直接参与网络新闻的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种网络监督对密切党群关系、完善监督体制具有很大的作用。第三，激发和调动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力。我国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普遍缺乏一种主人公的自觉认识，所以，在新时期，激发和调动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力，逐步形成政府与公民有效合作，这不仅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90多年来，共产党之所以坚强有力，就在于它善于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所以，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方法，也是党保持先进性的力量源泉，什么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
作者：徐蓉蓉 单位：榆林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