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民族外，在我国广大疆域上共生活着55个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大多都生活在祖国的边陲，例如北方的莽莽戈壁，大漠荒原，南方的崇山峻岭，激流险滩，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相比，各少数民族大多都是以游牧渔猎为生，生产力水平低下，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然而，正是在严酷的生存环境及其各种战争的长期磨砺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养成了崇武尚勇的社会风习，并创造了一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武术文化。
1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文献检索分析
少数民族武术是我国传统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随着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一部分学者开始将目光聚焦到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领域，深入探讨某一地域少数民族的武术文化事象。通过中国期刊网文献检索系统，以“篇名”为检索项，以“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为检索词进行检索，有关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的文章总计有29篇，这些文章大多都是以地域文化为前提，对某一区域内的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事象进行研究，例如张延庆《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阐析》、郭振华《巫风武影———民俗民风中的西南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徐烈，丁丽萍《关东少数民族武术文化探微》等，都是以文化区域为界限进行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而再具体到各个少数民族的武术文化研究，共检索到72篇文章，其中以回族和苗族相对居多，分别占了40篇和8篇。（见表1）
2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相关研究主题
2.1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产生机制
关于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产生的机制，张延庆认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武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多样性特征的文化系统。其中原始狩猎和古代军事战争，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都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产生功不可没[1]。汤明伟等认为少数民族武术的本源与少数民族模仿巫术、图腾崇拜、战争等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2]模仿巫术活动是少数民族武术产生的雏形，而宗教与战争是少数民族武术产生的重要原因。另外，神话传说也构成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周松贤等认为，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图腾与自然崇拜、英雄与祖先崇拜、民俗与行为模式等。在这众多的神话传说中，有很多与少数民族传统武舞的起源紧密地联系在一块。[3]为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产生增添了一定的神秘色彩。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武术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般来说，战争是武术的温床，而原始舞蹈则成为催生少数民族武术产生的催化剂。具体而论，诸如原始狩猎、部族战争、生产实践、模仿巫术、神话传说以及原始舞蹈等都可成为少数民族武术发生的活水源头。
2.2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存在方式
少数民族武术存在的文化空间场域较为广阔，涉及到少数民族日常的生产与生活，并延展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徐烈等从器与具、术与艺、精神价值三个层次阐述了关东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存在方式，认为关东少数民族与武术文化相关的内容几乎涉及其生产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生产、娱乐、宗教、礼教等，充分反映出关东各民族精善骑射、尚武好战以及粗犷豪放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特质。[4]张延庆指出，少数民族武术集宗教、民俗、生产、娱乐于一体，是了解和认识各民族日常生活和文化的途径，“巫、舞、傩”等是少数民族武术独特的外在表现形式和文化遗存。[5]另外，王新荣在《中国少数民族武术》中较系统地记叙了各少数民族武术的存在方式，主要包括用于宗教祭祀和娱乐活动的武术，诸如蒙古族的“射草狗”活动、纳西族的“东巴跳”、土家族的“摆手舞”等；地方少数民族巫傩文化中的武术文化展演；壮族图腾文化遗存中蚂拐拳、蚂拐刀、蚂拐棍等系列性的蚂拐武术；土家族、彝族丧葬习俗中的武术与武技；藏族“望果节”、景颇族“总戈节”、傈僳族“刀杆节”及其傣族“泼水节”上独具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等[6]。总起来说，受历史传统及其民族文化特质的影响，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巫傩祭仪、丧葬习俗、神话传说、民族节日以及民族舞蹈等民俗文化事象中都深深地纹刻着武术文化的印迹，成为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空间场域的独特存在方式。
2.3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特征
《礼记》中提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7]指出了人和地域环境的密不可分。我国广大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的地域文化背景差异，导致了其武术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北弓南弩”“、东枪西棍”“、拳兴于齐”“、剑起吴越”这些武术谚语其本身就充分体现出了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例如张延指出庆，居住在我国北方各地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是游牧民族，而我国北方的大片地区都是以草原、大漠和平原为主的地形地貌，这就为大规模的军队作战和骑射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而骑射正是军队作战的主要手段之一，由此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武术的特点，即多弓马骑射，少步下的近身短打的套路招式。而南方少数民族由于长期生活于沟深岭高、林密草茂、水流湍急的山区和丘陵地带，这种生活环境则突出地要求以陆战及短兵为主的个人技术，因此，南方少数民族武术有着相当发达的近战和短兵器格斗技术。[8]关于少数民族武术的特点，汤明伟等认为少数民族武术主要表现为实用性、技击性和娱乐性三方面，提出根据地域特点追求武术的实用特色；根据战争需要追求武术的技击特色；根据习俗节日追求武术的娱乐特色是少数民族武术的基本特征。[9]此外，许多少数民族武术在传承过程中还被打上了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如张延庆在对回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中认为回族武术大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结，例如“汤瓶七式”和“回回十八肘”“，汤瓶七式”的起式和收式都以穆斯林洗“阿卜代斯”即小净的汤瓶为标记，并且汤瓶七式整个动作刚柔并济，与穆斯林礼拜相似。而“回回十八肘”的起式就有依玛式（食指放在鼻前）意为信主独一，结尾有“都瓦式”（双掌抹脸，捋髯动作）意为穆斯林面向真主，应有所祈求和感恩。[10]少数民族武术是在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中氤氲而成的，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印迹，同时少数民族武术又是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形成的，其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地域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由此而论，少数民族武术的文化特征带有明显的双重性，即民族性格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这亦是任何关于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所不能忽视的。
2.4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研究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其最终的目的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当前，面对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少数民族武术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正不断缺失，在全球化时代和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语境下，少数民族武术的传承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传承与发展当是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研究亘古不变的主题。关于少数民族武术传承与发展的策略，张延庆认为，少数民族武术的传承不可能纹丝不动地保持原样，而应该随社会的变迁而发展，例如回族武术的多样性传承和对社会的适应，即是一种文化的变迁，是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创新保护的一种方式。[11]肖清，朱瑞琪提出，少数民族武术要获得持续性的发展，进入学校教育、进军全民健身计划、积极地现代化转型等是大势所趋。[12]鲁林波，龙佩林等亦提出了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武术文化遗产的具体策略，主要表现为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传承，优先保护频危项目。加大教育投资，进行整体性、原真性的保护同时采取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行动策略并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13]么加利，郝少平认为，为保证少数民族民间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应对少数民族民间武术树立正确的认识，加大校内外教育有机结合，同时进行生态性保护并进行科学、整体的挖掘。[14]而在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产业化发展方面，左文泉等认为，武术文化旅游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可与其他旅游资源形成优势组合，促进武术本身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发展。[15]总之，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相关建议和思路，对我国少数民族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有关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继承，我们还是应该保持理性的态度，应该看到许多少数民族武术因为自身的的一些消极因素而逐渐趋于灭亡是很正常的。因此，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继承也应该是辩证的，只有那些先进的、积极的、适合新的社会形态并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项目才会得以传承与发展，而那些原始的、落后的、糟粕的东西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被淘汰，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而对于其发展问题，尤为重要的便是要因地制宜地探讨适合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径选择，诸如学校教育路径、全民健身路径、市场化路径、运动会竞赛路径、民俗节日路径等等，应全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探讨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自身的历史与文化特质所决定，每个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都或多或少地保存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武术文化事象，例如回族的查拳、弹腿、八极拳、劈挂拳、回回十八肘、心意六合拳等都是享誉海内外的优秀拳种，而其他民族的武术，如苗族的蚩尤拳、连枷刀，傣族的孔雀拳等亦都是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中的精品。目前虽然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研究某一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文章，但总体来看有关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仍是武术文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其学术研究的窗口刚刚打开，相关研究只是触及了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冰山之一角，其研究的主题拓展还不够深入，缺乏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规模和较为成熟的研究模式。另外，单一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突破。因此，亟须对少数民族武术文化的起源、发生、发展、流变、文化内涵、文化特质、拳种个案及其文化生态和文化空间等作深入的系统性的研究。
作者：刘尧峰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