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提升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经营能力
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农民种地比外出务工收入低，这是青年农民选择进城务工或在非农产业就业的重要原因，农民不愿种地，兼业化现象十分严重。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社会地位低，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福利和待遇，这又促使大量“农二代”不愿留守农村，不愿务农。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4万户农村居民家庭和6.6万户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97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6977元[7]。江苏理工学院的董存田教授等2012年对江苏、湖南、安徽三省1200多名初中生的调查问卷也显示，仅有20%的学生选择读职高，而选择在农村就业的人数比例不到10%[8]。因此，只有通过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提升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经营能力，使农民摆脱身份和地位的束缚，充分进入市场，提高自身收入和社会地位，才能改变农民兼业化现象，才能吸引有志青年投身农业，成为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解决将来“谁来种地”的难题。
二、农民人力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一）优质务农农民总量相对不足，影响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农业基础地位薄弱，抗灾能力差，劳动生产率ZHUANTIYANJIU专题研究水平低，农民收入少，大批青年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使农村优质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尤其是优质务农农民数量的骤减，影响了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456万人。另有数据统计，到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46亿人，而且每年还在以900-1000万人的速度增加，相比之下，务农农民尤其是高素质青壮年农民数量却急剧减少，2011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青壮年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农业收入占农村家庭收入的比重，都降到了50%以下[9]。据中国农业大学某课题组对全国10个省市20个村庄的调查，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57岁[10]。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外流，使得留守在农村的务农劳动力以老人、妇女为主，根据江苏省农科院的调查统计显示，全省种地农民平均年龄达58.6岁，优质务农农民总量相对不足，将来“谁来种地”问题令人担忧。
（二）务农农民文化程度偏低，农业生产率水平难以提高
农民是农业的主体，是农村的主人，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成败，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都很重视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增加农民人力资本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比如，日本农民初中毕业者占19.4%，高中毕业者达74.8%，大学毕业者也占5.9%；美国大部分农场主是农学院的毕业生[11]；荷兰80%的农民受过中等教育，12%的农民毕业于高等农业学院。而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当中，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8%左右，从事农业为主的劳动力只有5%[12]；2011年江苏省农村统计年鉴也显示，江苏省现有农村农业劳动力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1.11万人，中专文化程度的有4.51万人，高中文化程度的有70.34万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353.81万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301.38万人，文盲或半文盲118.68万人[13]。我国务农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这极不利于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和推广，导致适合农村应用的科技成果无法在农民群众当中推广，影响了科技进步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农村生产力依然低下，阻碍了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可以说，务农农民成了国民素质的“洼地”与“短板”，高效率农业设施装备难以利用，高水平农业科技成果难以转化，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三）农民接受培训比例低，农业科技成果难以转化和推广
我国农民培训工作任重而道远，要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及科技运用水平，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唯有通过培训。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农民培训覆盖面很小，持证农民比例偏低，农民科技素质不高，生产技术单一，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以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农业劳动力2.46亿人，每年能接受系统培训的仅有1000万人左右，覆盖面还不到5%[14]。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平均1000名农业劳动力中仅有农业技术人员6.4人[15]。另有数据显示，一年之内不到1/3的农民接受过一次科技培训，不足3%的农民接受过三次以上技术培训[16]。就江苏省而言，2010年全省农业劳动力总数850万人左右，持证农民35万人左右，持证农民比例仅为4.1%，到2020年全省持证农民比例要达到35%的目标，即使去除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农民，每年也得有近二十万农民接受教育培训[17]。由此可见，目前农民培训的规模和速度还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生产的要求，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对农民的素质也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农民培训的力度与规模，加快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
（四）农民学习水平有待提高，农民收入难以增加
农民收入问题是党中央一直以来高度关注的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水平关系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而农村人力资本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内在因素。教育培训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影响因素，已被世界许多经济学家证实，对农民收入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增强农民的学习意识，提高农民接受和运用新技术的能力，养成定时查看农业科技资料的习惯，提高农民的学习水平，使其能够不断地获取知识，不断积累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及就业创业能力，解决农业生产、经营或转移就业中技术缺乏的问题，增加自身的收入。
三、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选择
（一）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制度配置
1.放宽城乡户籍制度。现存户籍制度限制着农村和城镇人口之间的相互流动，制约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因此，我们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地域界限，改变城乡二元分割的现状，让农民身份和居民身份可以自由转变，营造尊重农民、重视农业和关心农村的社会氛围，提高农民的地位，吸引一大批有志于农业的优秀青年投身农村，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同时，还要创新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村人口统一纳入到城镇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中去，使农民在流动过程中其生存条件得到制度保障。2.改革土地流转制度。目前，我国涉及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规定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经营法》等，但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诸法规定的不一致、许可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方式单一等，均不符合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与趋势，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制约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要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的现代化农业生产，需要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为此，我们需要探索和建立有利于土地有效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置换和承包经营等制度。土地作为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实现最优配置，也只有进入市场才能产生交换价值，因此，我们只有使土地流转在自愿、平等、有偿的原则下，按市场机制运行，确保土地能够集中起来，实现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创造条件。3.健全职业教育培训法律法规制度。借鉴发达国家完善的农民培训法律和我国天津市、甘肃省出台的农民教育培训条例，拟定农民培训的整体规划，制定专门的、系统的农民教育培训法律法规以及出台相应的配套制度，建立农民培训的长效机制，推进农民培训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以法律的形式对农民教育的组织管理、经费投入、教育培训机构、农民接受教育培训的权利和义务加以规范，为农民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4.建立职业准入制度。要建立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就必须要有规范的职业农民岗位标准和准入制度，同时还要建立起与之相对应的投入机制、补贴机制和激励机制等保障制度。按照国家发展农业产业化要求，带动农户发展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率先在适度规模化生产经营领域，研究制定农业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确保宝贵的农业资源得到更好地开发、使用和保护，实现规模化经营领域持证经营，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绿色证书制度。
（二）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体系
1.加大惠农政策的力度。农产品生产周期长且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若缺乏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低且得不到保障，这就制约了新型职业农民的产生和发展。要提升农业的吸引力，就要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力度，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加快解决农民免费接受中等职业教育问题，尤其是对种植、养殖农民接受非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享受国家助学与免学费政策，鼓励他们以半农半读形式在家门口就地就近接受职业教育。各项优惠政策优先向农民倾斜，有利于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为吸引社会人才投资农业、留住并稳定农村人才奠定利益基础，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形成提供内在动力。2.强化政策的扶持引导。农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与引导，因此，各级政府和相关机构必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农业综合扶持政策体系。为稳定现有职业农民队伍，首先，各级政府必须抓好现有农民的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村实用人才、示范户、农业创业青年等，在信贷发放、土地使用、技术服务等方面给予必要和适度的优惠，新增农业补贴要向他们倾斜。其次，挖掘潜在职业农民，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吸引农村两后生学农务农，做好农业后备人才培养。可以从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支持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免费入学、免费就读”高职院校涉农专业；还可以对取得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的人员增加资金投入，提高补贴标准，不断壮大职业农民队伍；对于有创业意向的持证农民，政府可以开展就业咨询、提供信息服务、风险支持和低息或无息贷款，减免税收等等政策来鼓励他们到农业生产一线就业创业。
（三）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投入机制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公益性工作，政府公共财政理应作为培训投入的主要渠道。虽然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但是对比世界平均水平的4.9%，发达国家的5.1%，欠发达国家的4.1%[18]，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仍然很低，用于农村职业教育的经费更是缺乏。1.设立专项资金。考虑到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的公益性和扶持性，建议各级政府首先应像重视经济工作一样重视农民培训工作。首先，将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所需的各种费用、农民因参训造成的务工补贴等都纳入每年的财政预算，并确保逐年增长。其次，设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专项资金，用于农民科技种田的培训，建议从支农资金中提取15%左右，专门用于发展农民教育培训事业，力争做到涉农培训完全免费，外出务工技能培训适当补助。同时，政府还要设立创业基金和投资风险基金，鼓励青年农民创业兴业，对于涉农专业的毕业生创业可给予一定的补助和优惠。2.加大经费扶持力度。在财政支持、税费减免、银行贷款、社会保障、技术服务、农民补贴、农业保险、农田基础设施投入、优先获得土地流转经营权等方面制定系统配套的优惠政策，吸引有志于农业的青年加入到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中。为引导各级各类培训机构参与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政府还可以采用购买培训成果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以取得较好的培训成效。3.搭建创业融资平台。一方面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创业项目，加大信贷资金投入的支持力度，同时还要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有序稳妥地流向新型职业农民创业项目；另一方面，大胆尝试股份制办学，推行董事会或理事会制度，吸引社会上的其他企业参股，投资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培训等项目。总之，各级财政部门要大幅度提高财政投入，同时，政府还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入机制，保证教学有设备，下乡有工具，学习有场所，实习有基地。
（四）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
世界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对农业人才的培养，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不论是技术推广还是学历教育，都普遍建立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完整的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需要学校教育，也要社会教育，不只是阶段教育，也是终身教育，因此，我们需要提升教育培训能力，整合各类教育培训资源，把长期教育与短期教育、常规教育与继续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等结合起来，并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职前教育与职中教育衔接，构建一个适应需要、服务农民、灵活高效、功能多样的新型职业农民终身教育培训体系。该教育培训体系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纵向上初、中、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横向上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和农技推广等相互沟通；其次，可以借助互联网、电视等媒体，利用现代远程教育将科学技术传播给农民，农民可以利用农闲时间就近就地接受培训。第三，学制灵活，可长可短，采用学分制，便于农民参与；第四，注重实践，采取农民容易接受的教学形式，注重实效；第五，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特色产业，使得培训有助于改进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生产经营能力，符合农民实际需求。只有建立这样一个多元开放、多层次相互衔接的立体培训体系，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人才的数量、质量、类型等方面的要求和新型职业农民多样化的学习、发展需要。
（五）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要以现代农业产业的需求为导向，在专业设置上，要与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特色产业相对接；教学内容要与职业标准相对接，强调实用为主，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教学方式则以实践教学为主，将实践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课堂教学仅仅是讲授必要的理论知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对接，突出灵活多样，实行学分制和多学期制。1.典型示范型培训模式。建立农村实用人才示范基地，引导农民深入各特色基地培训学习的一种培训模式。通过参观示范基地的新品种、新技术，采取集中讲授、现场指导等方法，直接讲给农民听、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一起干，农民比较容易接受。2.能人带动型培训模式。依托县级、乡镇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对农村初、高中毕业生、骨干农民和村干部等进行培训，使其先成为“农业能人”，再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发挥能人带动作用，培养一批能人，致富一方农民。3.“做中学”培训模式。结合农业生产的特点以及农民教育和学习的规律，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与农时季节、生产环节和关键技术紧密结合。坚持“做中学”，“学中做”，真正做到把课堂搬到农民的家门口，教师走出教室，走进农田，送教下乡。4.远程网络培训模式。政府利用计算机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提供专门的服务，建立省、市、县三级培训网络，保证农民能够在空闲时间方便地获取各种信息和接受各类培训，提高农民生产经营能力和整体素质。5.“培训券”培训模式。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将用于教育培训的专项经费印制成等额的培训券，直接发放到需要培训的农民手中，同时向社会公布拥有培训资质的学校及各类培训机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地选择培训机构，支付培训券，培训机构需要凭借收到的培训券向政府结算经费。“培训券”模式给予了农民选择教育培训充分的自主权，同时还可以凭借市场的力量来监督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既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又激发了农民参训的积极性。
作者：吕莉敏 马建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