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到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转变与转型，新中国文艺政策经历构建、挫折、调整与转型几个阶段的曲折发展，逐步得到完善与成熟，指引着文艺工作者们勇敢前行，对20世纪中国歌剧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文艺政策；影响；20世纪；歌剧创作
中国歌剧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萌芽，经历十“文革”的沉寂，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苏和今天的繁荣，历经了近百年的成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剧作家、曲作家和表演艺术家们艰苦努力的创作实践，离不开实践道路上长期的探讨、研究和总结，更离不开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指引。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到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转变，再到20世纪90年代文艺政策的转型，文艺方针政策逐步得到完善与成熟，指引文艺工作者们勇敢前行，对20世纪中国歌剧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与中国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
（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影响。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在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席与凯丰联名邀请了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等80余人出席会议，讨论根据地文化建设问题，并于5月2日、16日、23日先后召开了三次座谈会，旨在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以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在听取了出席会议的作家、艺术家的意见和建议后，毛泽东主席指出正确发展革命文艺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随后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讲话》发表后，解放区乃至全国文艺工作者们思想上产生了深刻变化，他们自觉深入到解放区城镇、农村的各个角落吸取素材，坚决实践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开展。在这一运动中，群众性的秧歌剧一马当先，《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经过改造的优秀秧歌剧取得了巨大成功，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群众文艺运动的高潮，证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二）《讲话》指引下中国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在延安秧歌运动影响下，1945年由贺敬之、丁毅执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了大型歌剧《白毛女》,真实反映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贫农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证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粉碎封建枷锁，使人民得到解放。“《白毛女》较为完满地达到了革命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统一、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的统一、继承传统和借鉴西洋的统一、曲折复杂的戏剧情节与相对完整的音乐表现的统一。”①居其宏先生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白毛女》的艺术价值。《白毛女》作为成功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第一部中国歌剧作品，在探求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随后诞生的《刘胡兰》《红霞》《赤叶河》等优秀歌剧作品，它们在创作手法、音乐构成与艺术特点上大量借鉴了《白毛女》的成功经验，中国歌剧至此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美学品格。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影响
（一）“二为”“双百”方针指引下的中国歌剧创作。1949年7月，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基本政策。在1956年4月与5月的两次重要会议中，毛泽东主席又相继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二为”“双百”方针的确立，让文艺工作者有了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中国歌剧创作迎来了新的高潮。在“二为”“双百”方针的指引下，继《白毛女》之后的十余年创作实践中，中国歌剧收获了大量优秀的剧目，其中，以《洪湖赤卫队》和《江姐》影响最大。与上一次创作高潮不同的是，歌剧《江姐》突破了《白毛女》“话剧加唱”的模式，积极探索民族歌剧宣叙调的创作手法，将四川民歌素材与戏曲音乐融合，结合重唱、合唱等歌剧形式，将戏曲的板式结构运用其中，为中国歌剧民族化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因此被誉为继《白毛女》之后中国歌剧史上的又一个丰碑。（二）文化激进主义文艺政策对中国歌剧发展的影响。“文革”期间，首先是建国以来我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被全面否定，艺术家们失去了宽松的创作环境，歌剧作品寥寥无几，各地歌剧院基本停止了工作。其次，无产阶级文艺被绝对化、模式化。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被反复强调，违背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艺术家们的思想被严重束缚，失去了艺术创作的自由。第三，大力鼓吹所谓“样板戏”，把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视为“文化大革命”的新式成果。事实上，“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完全违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遭到严重割裂和篡改。激进主义文艺政策为新中国文艺带来了灾难，为此，中国歌剧发展遭遇了10年的低迷期。
三、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及中国歌剧创作
“文革”后期，针对文艺创作低迷的现实情况，文艺政策开始调整。1975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与江青的谈话中明确谈到“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②。邓小平同志在《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著名讲话中也谈到“文艺政策要调整”，对“左”的错误的初步认识给文艺发展带来了转机。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政策的调整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延续，为文艺的发展迎来新的春天。首先，“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对新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拨乱反正，文艺界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祝词”，肯定了“文革”前我党文艺路线的正确性和文艺工作的显著成绩，提出了“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新的历史任务。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成为指导新时期文艺发展的政策依据。新时期下，中国歌剧事业终于又见光明，各地歌剧院逐步恢复工作。十年磨一剑，歌剧艺术家们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一大批优秀剧目，如《伤逝》《芳草心》《启明星》《原野》等。这一时期的作品在继承《白毛女》《江姐》的创作模式的同时，对中国歌剧创作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在人物刻画方面，歌剧《伤逝》因其在女主人公的性格刻画上有非常突出的特点，以及耐人寻味的悲剧性结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曲家施光南针对女主人公性格发展脉络，在性格呈示、发展的过程中遵循对比统一的创作原则，并借鉴西洋歌剧的创作模式，一些重点唱段完全按照欧洲歌剧咏叹调和宣叙调的形式创作，利用人物之间的对比等手段，使人物性格完美呈现。在音乐语言、主导动机、和声语汇、配器上大量采用中国传统的音乐元素，既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获得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歌剧《伤逝》为中国歌剧在人物性格刻画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歌剧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在增强歌剧的戏剧性方面，歌剧《原野》采用多种技法与多重主题大大提升了戏剧冲突，将民族与西方技术有效结合，为探索歌剧民族化道路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如作曲家多运用宣叙调的形式采用多调性思维，使宣叙调在不同的调性中进行纵向的叠置和横向的延展；借鉴韵白、吟诵、说唱等形式，赋予宣叙调民族性和多样性；合唱中大胆处理调性变化；微分因、偶然音乐、点描技法的使用，等等。《原野》作为第一部走出国门的中国歌剧，其大胆的创新、精巧的构思和鲜明的音乐形式为新时期歌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20世纪90年代文艺政策的转型及中国歌剧创作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调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文艺工作的性质、目标、原则以及方向有了更加具体而深刻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党中央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方针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理论方面，主要解决了文艺政策转型的三个主要问题，即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协调文艺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合理关系，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在对社会实施有效控制的同时，进一步按照文艺自身发展规律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坚持依法办事和进一步完善当代文艺政策体系的问题。③在实践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歌剧工作者们开始自觉研究文艺信息，研究时代的文艺思潮，研究大众的文艺生活和审美要求，以探求歌剧作品如何能被社会和观众接受和认可。进入20世纪90年代,歌剧作品好戏连台，竞相斗艳，如《党的女儿》《九歌》《张骞》《克里木参军》《芦花白•木棉红》《玉鸟“兵站”》《屈原》等，中国歌剧艺术迎来了新一轮的蓬勃发展，呈现出一种多样式、多风格的局面。放眼二十一世纪，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在中西文化相互融合与影响下，中国歌剧的发展应逐步打开创作视野，将作品推向国际，与世界接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新中国文艺历经坎坷与曲折，如今已充满生机和活力，“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宽阔无垠，文艺政策影响下的20世纪中国歌剧创作之路也越走越宽。历史证明，文艺政策作为社会调控的有效手段，既具有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既具有党派性又具有人民性，不断完善的文艺政策体系，必将指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晋.文人毛泽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居其宏.《白毛女》传统与当前歌剧创作［J］.文艺研究，1985,(4):20-28.
中医医学论文[3]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形成及其演变[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5-13.
作者：熊芬芬 单位：东华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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