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楚女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和阐释文艺现象，他提出的“艺术反映论”、“艺术上层建筑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本文首先探讨萧楚女文艺思想的社会学背景，然后在这一背景下阐述其文艺社会学思想，进而揭示萧楚女文艺社会学思想的启示意义。
一、萧楚女文艺思想的社会学背景
（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对萧楚女的影响
萧楚女的社会活动受到李大钊的影响。１９２４年底，李大钊第一次到开封开展活动。在此期间，受他委派的一些共产党员，如王若飞、萧楚女、李求实等陆续到河南开始从事建党活动。［１］李大钊对萧楚女的影响还体现在文化思想上。据《萧楚女传》的作者李培根回忆：“萧楚女在重庆公学开学时，把精工刻字，带着油墨香味的讲义发给学生，那就是李大钊的文章《今》。”［２］８３由此可见，李大钊对萧楚女多方面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李大钊非常重视社会学研究，他曾经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在社会学视野中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知识作为起点，将马克思主义伦理作为落脚点，［３］２１０他将知识与伦理相统一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有机性、整体性的思路被萧楚女继承。作为萧楚女的亲密战友，恽代英也非常重视社会学，他在《再论学术与救国》中提出“我说要救国须研究救国的学术———社会科学”。恽代英对社会学的重视无疑影响到了萧楚女。
（二）社会学成为时代的潮流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生问题是启蒙现代性的主题，人们刻意不谈政治，随着实践发展，“社会改造”的论调崛起，人生问题便迅速转向“社会问题”，认为家庭、恋爱等人生问题是次等的议题，经济才是关键。“他们想以社会改造，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１９２２年前后很多左派刊物都鼓吹社会学是唯一的“救国之学”。［４］２４０因此，包括萧楚女在内的理论家研究社会问题并非出于政治意识形态，而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高度契合，以科学的精神试图得出科学的救国结论，也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成为左派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但必须强调的是，萧楚女等人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与后来左翼革命文学突出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不同的内在诉求，社会学试图给中国文学建构一个并非仅仅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的救国层面上与社会学相契合，马克思主义新文学也是如此。就萧楚女而言，他和李大钊一样重视社会问题研究，强调学理探究，试图对社会进行政治、经济的知识学研究。换言之，社会知识学研究作为出发点，救国救民的伦理关怀作为落脚点，成为萧楚女等人既能够对社会进行科学的知识学研究，又能够保持救国救民的伦理理想，因此，在萧楚女那里，知识与伦理及其关系成为他考察中国问题的一条主线。
二、萧楚女从知识与伦理关系角度的社会学考察
（一）以社会知识学作为研究起点
首先表现在对物质的强调。萧楚女在批评时人余家菊对社会主义的质疑时说：“社会主义者并不曾不注意人类的精神方面，但家菊兄却太忽视了物质方面的关系了。因为他忽视了物质方面的关系，所以他不注意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些回复到提倡军国民主义的旧思想上去”，［５］９因而反抗列强和基督教的国家主义成为一句空谈。正因为对知识学的强调，他重视对社会经济的研究，看到物质经济的决定作用，他说：“在阶级的历史观上，把数千年中外社会所以变迁的递嬗的唯一密窍———物质的经济的方式之层次的演化———显示给学生们”［５］３１。显然，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次生物学成为社会知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他对人之“善”的理解就从知识学角度将人置于生物学的层面上进行解释。他说：“倘若我们对于一块明明白白具有燃烧能力的煤而竟商量及于他的本身———竟去怀疑他可不可以燃烧，那便直是在否认他是煤炭了！同样的道理，一个生物学上的‘人’，是不容我们去问他究竟应不应该为善的。‘人’这个字，本来就是宇宙的向上伸展，生物的‘究竟觉’‘善’之完满的表现的象征。在伦理学上成为问题，只是人应当怎么样去为善。”［５］１４７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常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一种知识学来思考社会人生，生物学作为一种物质发展的形态之一，并没有体现出命定论的机械主义，而是体现出物质发展的客观性、规律性。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由物质的知识学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接受。最后是对唯物主义的知识学理解。萧楚女说：“我们如不研究唯物史观，如不以唯物的历史研究法去获得一种社会变迁的理法概念，我们如何能去着手！不明物理的因果关系，既不能管理一部任何机器，更不能说去制造一部机器了！”［５］２３０对物质的重视，引导萧楚女对唯物史观的关注，尽管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但无疑是从知识学的角度考察唯物史观的。正因如此，萧楚女能够辩证看待中国的工业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确有紧密的关系，但如果将它们相混同而被反对工业主义，则违背了唯物主义，“工业主义，在它的本身并没有什么功罪可言———它不过只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地负了自然的唯物使命，在人类生活之向前的开展中这样的亦步亦趋着罢了！”［５］２２０
（二）以伦理关怀作为知识学研究的落脚点
萧楚女对伦理的思考离不开物质知识学的接受。他从生物学层面理解人必须向善的问题，也是从生物伦理的角度认识社会伦理。他曾说：“大凡一种主义，一种思想，能够在人类意识被信仰、崇敬，而存在、而发展的；总不外是由于它能在生物伦理的基础上，成立一种社会伦理的说素，以指导社会的组织和经济生活，使人们得到相当的享益。不然，则其所谓主义、思想，便是‘反社会的’。”［５］２３３萧楚女将生物伦理和社会伦理结合起来，结合的起点是知识学，落脚点是人的伦理关怀。他也是在知识学的基点上看到了不同社会主义的共同之处，他说，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社会主义，“它不是指的哪一种社会主义，只是指的一种普泛的时代精神———它的意义只是较现行的所谓德莫克拉西要求一种更平等、更自由的共同的生活之现实而已。无论是广义的或狭义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性质的分别存在。它们都是一样的要求着人间的普泛的平等之到来”。［５］２１５从知识学的角度得出了平等的伦理关怀，进而化为革命意识和实际行动，他以知识学研究将人格伦理和革命意识统一起来了。“他从平等、博爱、自由三大要求之意识中产出他的人格，他乃自然‘革命’，自然要打破此不平等不自由之世界而归于平等、自由，他自然会以博爱而不顾自身，而以自身之牺牲以利他人。”［５］６０７这种利他行为，在他看来就是“以社会上大多数人之福利为依归的伦理行为”，萧楚女的牺牲本身则诠释了他将知识学作为起点，将伦理关怀作为落脚点的双重关系中提升革命意识的路径。当然，他也非常重视社会主义伦理对社会知识的影响。他认为，“把一切生产加以国家的管理，统计了社会的需要，而后生产———则生产便马上成了一种为‘使用而生产’的正当事。”因此，他强调工业生产要为社会服务，否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与物质文明都要被囚于资本主义之下，无法使科技和物质获得充分发展。［５］２４０正因为从知识与伦理关怀相统一的维度研究问题，萧楚女和李大钊一样接受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论调的合理之处。萧楚女说：“‘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虽未免有些人觉得不满。然而我们从一种主义上去切实的研究民众———研究现实，总是应该的。”［５］１０２笔者认为，从知识与伦理的双重关系角度不仅可以理解萧楚女对待胡适的态度，而且也是理解他的文学思想的重要背景。知识与伦理成为萧楚女社会学研究的两个重要内容，如果离开这个背景，非常容易将萧楚女的文学思想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革命文学相等同，这不符合萧楚女文学思想的原貌。
三、萧楚女的文艺社会学思想
文艺社会学即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艺现象。［６］９１萧楚女正是在社会层面蠡测文学的价值和功能，将文学纳入社会学的维度之内，否认文学与社会的游离关系。萧楚女对王尔德唯美主义戏剧、“为艺术而艺术”的批判，都反映了萧楚女文艺社会学的批评原则，强调文艺的“致用”功能。
（一）反对脱离社会的文学
萧楚女遭受诟病的《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明确反对“回避现实”“成立于想象的构造之虚幻”的“象牙之塔”文学。学界不少研究者从意识形态角度认为萧楚女主张文学服从政治、文学是政治宣传的工具。我们认为萧楚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委实具有此种倾向，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进行解读具有合理性，但我们的文本解读发现，萧楚女对诗的攻击并非对文学艺术的全盘否定，而是反对将文学与社会割裂开来“另在想象中去构造些适意的幻象，以自娱悦”。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表征，而且也是文学如何发展的内部症候。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既有社会知识学的问题，也有革命意识形态的问题。针对萧楚女的观点，茅盾也发表了《“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的文章，表示对此类观点的支持。他说：“我们决然反对那些完全脱离人生的而且滥调的中国式的唯美的文学作品。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７］２６０－２６１茅盾对萧楚女等人观点的支持表明，对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反对行为不仅仅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量。在萧楚女看来，文学是社会学的一部分，是认识社会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不能与社会割裂开来。因此，他对“创造社的针砭”既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有社会学的维度。正如他所言：“‘在人间世，只有社会学是唯一的、根本的、究竟的真实学问（因为人生的涵义，只有‘生活’；而人类生活之可能，又完全植根在人与人间的‘意识的意识’上———人类不能否定生活，便当时时究如何支配、如何组织其相互间之意识的关系），其余一切哲学，科学，艺术，都只是完成这个学问的工具！’为要做一个艺术家而研究文学，音乐，图画者；为要做一个数学家而研究高等微积分者……我希望要先明白这一义。”［５］６其观点非常明确，即文学艺术必须和社会发生关系，文学是完成社会学的工具，而非单一的政治工具。
（二）建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艺术和文化理论
萧楚女的《艺术与生活》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对艺术进行分析的文章。他说：“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只可说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艺术虽不能范围一切，却能表现一切。只可说艺术的生活，应该要求表现一切的自由，却不可说艺术是创造一切的。”［５］１３６萧楚女提出了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理论命题：艺术反映论、艺术上层建筑论。由此反映了萧楚女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超前性和深刻性。萧楚女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艺术，而且思考中国的文化争论问题。他在批判东方文化派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研究文化，本质上是要去研究人类的生活的。因为文化本是人类生活的反映———社会经济组织的表现体。然而人类的生活是现实的———换句话说，是物质的；他们的二元论的头脑于此便不相容了！所以他们就这样地因为不肯去研究人类的物质生活，而始终也不曾研究得文化。”［５］１４２萧楚女也许是第一个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的文化问题，建构起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将文化发展立足于物质生活，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８］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要从社会学角度去理解萧楚女的艺术文化观，不能从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去简化萧楚女的建构路径。朱海印等人认为，萧楚女的艺术论，“是从阶级观点出发，把无产阶级文艺同唯心主义观点划清界限。出于这种要求，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强烈要求艺术家“要做社会的文学”，“要做社会改造的文学”。虽然这一时期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呼声如此强烈，但是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将文学的社会改造定位在“人”的层面，并不是“政治”层面，所以在启蒙话语的影响下，文学的独立性还是比较大的。［９］３６朱海印等人的观点比较公允，看到萧楚女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革命文艺的区别。他们认为这与五四启蒙现代性话语没有完全消退有关系，“人”的话语还没有完全被“人民”话语所取代，这是合理的推测和判断。不过，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蠡测更符合萧楚女的思想原状，即知识与伦理的社会学考察。他一再强调社会学研究，就是研究社会物质经济和人的生活方式，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关注的主要论题。因此，从知识学层面，社会学的知识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非常完美地契合了，更加坚定了萧楚女对物质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重视，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杂糅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关怀化为革命的动力源泉。“早期共产党人不是一般地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观点，而是从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出发，要求在革命的时代创造出反映革命的文学。”［１０］４０６由此看到了早期共产党人在多因素混杂状态下的道路选择。在多元因素中，马克思主义、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学在知识研究层面上寻找到了契合点，从而既具有意识形态的伦理关怀，又具有科学的学理性，故而在萧楚女那里，他对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理解基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科学观察视角，而非出于单纯的意识形态考量。
（三）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辨证法
萧楚女的文艺思想充满着辩证法。他在讨论新旧文学关系时说：“新旧文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用文言还是用白话，而在于精神内容各自不同。创立中国的新文学，必须完全离绝了旧有的文学观念，是一件‘觅泥营巢，重新另抱’的事情，但是，又不能把传统的文学一笔抹煞，因为‘新文学的发生，实际上又不能不承认它有沿革的关系’。对于传统文学，我们还得要进行研究，以便决定弃取。”［２］６３萧楚女采取一分为二的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没有将传统文化完全舍弃，而是强调吸收其精华，丰富新文学，体现了他踏实进行知识学研究的精神。需强调的是，萧楚女的文艺辨证法不仅缺少社会关注，而且他的“艺术反映论”、“艺术上层建筑论”等容易被误解为庸俗的社会学和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在萧楚女的文章中充满着对艺术本质的辩证思考。他在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过程中肯定艺术的价值，他说：“譬如我们当要做一篇小说来表现某种的人生断片时，我们的表现———即我们的艺术制作———是应当为了要表现这段人生的那个被现实所刺激而起的内心冲动而表现，却不可因为是要供他人娱乐，或社会的嗜好，或因得金钱而表现”。他认为艺术需要“现实刺激”和“内心冲动”，这些论述表明萧楚女的文艺社会学不是庸俗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一定范围内重视艺术特质的。他在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编写的《新文学讲义》中提出“感化魔力”是文学具有的特质，［２］６３这对当下文学本质的认识都具有启示意义。由此可见，萧楚女不是机械地将艺术、文学、文化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应起来，而是看到其中存有“中介”的转换关系。综上所述，萧楚女的文艺社会学思想表明，他并没有单纯从政治层面看待文学艺术，而是将文学艺术视作社会学的一部分，他也是在这个基点上强调“文学是解放改造的工具”。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民族革命等等汇聚在一起，往往诱使我们简单化了他的文学艺术思想，甚至将他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带有浓厚政治意识形态的革命文学思想相等同，从而遮蔽了萧楚女文艺思想的多面性。从萧楚女的文艺社会学思想中可以窥见，五四时期张扬的“人的文学”如何转化为“人民文学”的内在理路，社会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纽带角色。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学层面的契合以及两者在伦理层面的完美统一适应了中国民族革命的需要，不仅引导中国青年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而且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吸引力。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离不开其提供的科学观察社会、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以及契合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少年中国梦”之伦理。建构和发展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而且需要从寝室管理论文知识学出发，认真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而将实现“中国梦”作为伦理落脚点。这种相互的双重关系是萧楚女文艺社会学思想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作者：胡言会 单位：川北医学院管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