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３０多年的飞速增长后，目前已经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常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特别是２０１４年以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和发展浪潮，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成为中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在新常态下推动创业创新，实现经济新增长，迫切需要提高国民素质和推动科技进步，归根结底需要全面提升教育发展水平，使其紧跟甚至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自１９６０年代教育经济学创立以来，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成为了教育经济学的焦点话题［１，２］。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时间区间等方面的差异，导致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部分文献认为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积极贡献。例如，Ｂａｒｒｏ和Ｌｅｅ设定受教育年限为教育变量，发现男性受中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有正向贡献而女性相反［３］。Ｅａｓｔｅｒｌｙ和Ｌｅｖｉｎｅ研究非洲的数据，同样发现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４］。Ｋｒｕｅｇｅｒ和Ｌｉｎｄａｈｌ［５］基于Ｂａｒｒｏ和Ｌｅｅ［３］的研究，选取受教育年限变量，开展了全球跨国数据分析，也发现教育变量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积极贡献。Ｈａ－ｎｕｓｈｅｋ和Ｋｉｍｋｏ在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时，除了使用受教育年限变量以外还加入了考试成绩变量，结果显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二者单独参与回归时均显著［１］，而同时加入回归方程时，只有考试成绩是显著的。Ａｂｄｕｌ和Ｍｕｈａｍｍａｄ研究了巴基斯坦１９６０～２０１０年间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不同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即在教育部门的投资可以提高国家的经济增长［６］。蔡增正使用全球１９４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考察了在１９６５～１９９０年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认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正向且显著的［７］。也有部分文献研究认为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够明显。例如，Ｂｅｎｈａｂｉｂ和Ｓｐｉｅｇｅｌ［８］同样使用了Ｂａｒｒｏ和Ｌｅｅ［３］提出的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存量，但是通过跨国分析发现教育变量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也有不少文献聚焦于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并且大多在教育生产函数基础上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或者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协整理论开展分析。例如，崔玉平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贡献率非常低，主要原因在于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太少［９］。袁本涛等［１０］采用协整理论分析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中国研究生教育、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三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内生的纠偏机制及动态的相互作用；而且北京、上海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超前于经济、科技的发展，而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也有文献采用软计算的方法测度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例如，Ｇｕｏ等采用模糊聚类和模糊神经网络方法测度了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将全国分成了三大类地区，分别对应三种水平的贡献率，其中北京、天津、上海的教育对经济贡献率相对最低，为１３．０９％［１１］。这与胡永远和刘智勇［１２］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他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各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高到低呈梯次分布。除了高等教育以外，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例如，周宏等考察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明显［１３］。归结起来，我们发现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讨论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中也不乏文献关注中国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但是，现有相关研究还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特别是在教育发展结构方面尚需深入探讨。第一，现有相关文献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往往忽视了基础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缺乏分析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差异性；第二，现有相关文献讨论教育发展水平时，往往是笼统的教育状况分析，如果能够进一步区分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数量，得到的研究结果将更加丰富，特别是当前中国教育发展已有相当规模，位居世界第一，而提升教育质量的诉求相当迫切，因此，深入研究的结果对现实教育政策制定可能更有参考意义。为此，本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定量考察１９９１～２０１４年中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综合考虑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数量，从结构的视角较为系统地揭示中国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期为中国经济改革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宏观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数据说明与模型方法
（一）数据说明
考虑到中国目前实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以及历史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初中教育阶段作为基础教育的代表，而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本科和专科教育。同时，考虑到教育经费的投入水平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办学质量的高低，因此，选取普通初中和高等教育阶段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分别反映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并且，选择初中阶段（１２～１４岁）和高等教育阶段（１８～２２周岁）的教育毛入学率分别反映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办学数量规模［１４］；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反映经济增长水平［１５］。另外，为了避免价格因素的影响，人均ＧＤＰ和教育事业费都按２０１３年可比价进行了折算。需要指出的是，在建模过程中，运用发明专利授权数变量反映社会的科技创新水平，作为教育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避免因为变量缺失导致有偏的结果。我们调研发现，尽管我国专利授权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类型，但是只有发明专利的授权经过了国家主管部门的审查员基于专业数据库的科学检索和审核，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科技创新水平。历年数据都来自于Ｗｉｎｄ数据库。变量具体含义说明如表１所示。在计算之前，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
（二）模型方法
我们从两个方面讨论中国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是采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１６］和改进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即ＴＹ（ＴｏｄａａｎｄＹａｍａｍｏｔｏ）因果检验方法［１７］，探索各种教育发展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二是引入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预测方差分解方法，比较不同教育发展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采用ＴＹ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该方法不管考察的多个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一阶单整、二阶单整，还是序列时间之间没有协整关系或者任意阶协整关系，都是有效的，这大大增加了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的灵活性和适用范围。改进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基于增强型的向量自回归（ＶＡＲ）模型，提出了一个服从渐近卡方分布的Ｗａｌｄ统计量。该方法以水平变量而不是差分变量建立ＶＡＲ模型，避免了差分运算可能导致的变量长期信息的损失［１８］。设所有考察时间序列变量的最大单整阶数为ｄｍａｘ，并根据最小ＡＩＣ和ＳＣ值原则，确定ＶＡＲ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ｋ，然后，建立一个（ｄｍａｘ＋ｋ）阶的ＶＡＲ模型。但是，在实施Ｗａｌｄ检验过程中，忽略方程右边最后滞后ｄｍａｘ阶向量的系数［１９］。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平稳性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为了避免伪回归问题带来的错误结论，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必须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发现，各变量水平序列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各变量水平序列存在单位根，但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存在单位根，即是平稳序列。采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方法，分成四组分别判断各种教育发展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结果如表２所示。可见，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论是哪一组，都可以认为教育发展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虽然上述结果表明教育发展变量与人均ＧＤＰ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无法判断它们之间的作用方向，即无法确定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单向或双向因果关系，为此，根据方程（１）检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如表３所示，从中可以得到几点重要发现：１．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数量都是经济增长的显著原因，而经济增长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如表３所示，样本区间内，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高等教育质量和数量都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表明，一方面，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生均经费（表征高等教育质量）持续提高已经对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这主要得益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快速提升有效推动了社会科技创新能力、创新产出和创新成效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成果转化率稳步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增加。同时，中国经济在持续迅猛增长的同时，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稳步上升的经费支持，推动了高等教育质量的同步发展。另一方面，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高等学校毛入学率（表征高等教育发展数量规模）持续提高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刺激作用。这反映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特别是１９９８年以来中国实施的高等学校扩招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１４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２８２４所，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３５５９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３７．５％①。这比１９９８年的９．８％提高了２７．７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后，社会力量投入办学的能力和意愿逐步增强，高校为大学生提供的就学资助体系和保障能力不断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也持续增长，这些都为高校毛入学率的提高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当前这里面还存在几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大学生数量扩张与就业难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超过７０％（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９５％）的毛入学率相比，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例如毛入学率）还有待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但同时大量大学生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导致高等教育的发展承受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实际上，这种“就业难”不完全是由大学生供给大于需求造成的，更多的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造成的一种阶段性社会现象。因此，高等教育在数量快速扩张的同时，亟需从制度、师资、政策等导向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动社会科技创新水平稳步提升。２０１４年２月，国务院决定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型，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相关工作拭目以待②。其次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导致每１０万人口中大学生数量的区域分布不平衡［２０］。从就业去向看，大学毕业生更愿意去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作，例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导致这些地区每１０万人口中大学生所占比例远远高于经济欠发达的广西、云南、四川、西藏、贵州等地区，导致高等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因城市规模和发展程度而异。为此，迫切需要有关部门采取积极有效的激励政策，促进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在更高水平上解决高等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２．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够显著，但数量扩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经济增长为基础教育发展的质量提升和数量扩张都提供了重要支持。一方面，基础教育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如表４所示，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是基础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原因。据统计，１９９７～２０１３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初中阶段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增加了８．４倍，远高于同期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幅，为确保初中阶段教育质量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基础教育质量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够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基础教育质量提高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像高等教育那么直接，作用的中间环节较为复杂，不确定性影响因素较多。另一方面，基础教育的办学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不断提高，人民财富持续增加，更多的适龄孩子能够接受初中教育，初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不断提升，从１９９１年的６９．７％提高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０３．５％。这反映出政府通过长期普及义务教育特别是近些年加大义务教育的投入之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学生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学生无钱上学的窘境，吸引更多学生接受初中义务教育。同时，由于高等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延续，随着基础教育规模的扩大，长期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可靠的基础（１９９１～２０１４年，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毛入学率相关系数达到０．９４），从而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水平的可持续发展。
（三）各种教育发展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
以表１中的人均ＧＤＰ为因变量，其他变量为自变量，采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方法考察这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发现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详细结果可向作者索取）。在此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采用方差分解分析（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法考察各种教育发展变量、科技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如图１所示。我们发现，在几种教育发展变量中，高等教育发展的数量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最大，迭代２０期后趋于平稳并达到３２％左右；其次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２１％和１１％；另外，基础教育发展的数量规模和科技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弱，分别为１％和０．６％。这些结果说明：（１）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确实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不仅仅是由于教育直接投资的增加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长期来看，更多地适龄青年有机会进入高校学习，开拓知识视野、提高科学素质、增长工作技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基础。（２）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较弱。当前，中央政府高瞻远瞩，提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把它放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部署的突出位置，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适当其时，意义深远。（３）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贡献程度还有待提高。这不仅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继续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更需要谋划教育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的核心任务，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和方式。党的十八大提出，到２０２０年我们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而提高教育质量是建成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因此，为了推动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提高教育质量始终都应该牢牢把握。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深入分析、实证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数量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中国教育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和贡献者，几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也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优良环境。但是，我们也看到教育发展还不完全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２１］，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数量扩张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同时，教育质量、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待提高。鉴于此，为了响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从当前跟踪型的社会发展模式走向未来引领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发挥教育的应有作用，为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两点发展建议：（１）通过发展高等教育提高全社会科技创新的产出和成效，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尤其是研究生教育质量。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研究生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关系到人才强国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必须注重需求导向、特色多样和高端引领。（２）聚焦教育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当务之急要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高等学校资源配置方面，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形成互补，尽快建立学历互认机制，解决职业教育的身份劣势问题；在职业教育扩大发展规模和提升教育质量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吸引和支持更宽范围的社会力量以更多形式的投入兴办职业教育，并把创新驱动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职业教育改革与产业升级相配套。当然，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研究内容也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例如，反映教育发展质量和数量的指标目前国内外暂无共识，我们基于部分国际权威期刊论文遴选了本文的指标，未来也可以尝试采用其他指标，丰富现有研究结果。另外，我们从结构视角分析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质量和数量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教育发展结构的内涵很丰富，还有很多工作值得深入挖掘，例如高等职黑龙江职称业教育酒店管理论文与学术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研究，大量地方本科高校向职业教育转型对技术创新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等。
作者：朱恬恬 单位：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