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２０１５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其中包括“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都要求重新审视和改变传统的消费方式，但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并没有提供可资借鉴的东西。我们从西方经济学那里学到的关于消费的主张是刺激消费，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资源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经济终将无法持续下去。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消费；消费方式；消费者预算线；节俭
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２６７４（２０１６）０１－０７７－０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庞大的、数量不断增加的经济总量被生产出来，生产和消费这样庞大的经济总量，自然会对稀缺资源和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被提了出来，节能和环保成为２１世纪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然而，关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们更多地关注如何解决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如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等，而很少关注在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实，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了经济不可或缺的整体，这四个环节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决定的。如果不联系消费，就生产谈生产，是没有意义的。生态环境的污染，既是生产造成的，也是消费造成的。对稀缺资源的过度开采也是刺激消费的结果。随着人们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和劳务，消费的废弃物及其处理成为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总之，消费得越多，占用的资源就越多，消费的废弃物就越多，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如果不联系可持续消费而谈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这样的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消费（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命题，直到２０世纪末才为人们所关注。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宣言提出：“为了实现持续发展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各国应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并倡导适当的人口政策。”［１］该大会通过的《２１世纪议程》强调：“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成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应“促进减少环境压力和符合人类基本需要的生产和消费形态”。［２］学术界对可持续消费的定义较多，其中普遍接受的是１９９４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发表的《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提出的定义：“可持续消费，是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可持续消费是既能满足当代人消费发展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消费发展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消费”。［３］这个定义很好地反映了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和外延。然而，出于本文的分析目的，我们还是要用经济学的术语为可持续消费下一个定义：可持续消费是指不会产生负外部性的消费。在经济学上，负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但无需对这一行为承担赔偿义务的现象，它是市场失败的典型表现。一旦出现了负外部性，必须运用经济政策加以矫正。消费的负外部性特别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这一代人的过度消费因对资源和环境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破坏性，致使下一代人的消费权利受到根本性损害。同时，它也为可持续消费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尽管联合国环境大会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努力，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以及鼓励可持续的消费形态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但要实行起来是相当困难的。首先，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和塑造了社会的消费方式，而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最好的、最合理的和最有效率的，因而市场经济的消费方式及其消费观念被认为是天然合理的，并且是不可以触动的；其次，在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看来，刺激消费是解决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基本手段，特别是当消费与增长和就业联系在一起时，更是如此；最后，在主导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中，个人的消费是私域的事情，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只有当消费行为引起了负的外部性时，才需要进行干预。
二、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这里所谓的消费，不是指物满足人欲望的物质变换过程，也不是像贝克尔所说的，是一种投入，生产一种叫“满足”产品的生产过程，而是指人作为消费者并决定消费过程的方式或模式。消费方式主要包括消费者的目标函数、获得消费的手段、消费者行为、消费观念、消费者的心理预期等。很明显，人们的消费方式是由他们的生活方式塑造和决定的，而后者又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和社会习俗决定的。可持续的个人消费方式应该是在合理的收入范围内，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并以正确的消费观为指导的消费。消费受收入的限制，这就是“消费者预算约束线”的概念。所谓合理的收入范围，是指当期收入加上合理的预期收入。当期的收入决定当期的消费和储蓄，这是最稳妥的消费，不会产生债务。考虑到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一部分预期的收入也应当计入在内。由于经济的不确定性，由预期收入决定的消费存在着债务风险，一旦现金流断了，债务风险立刻就变成了债务危机。由债务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在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假说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并且在２００８年的金融风暴中得到了证实。“消费者预算线”很好地说明了消费支出最终要受到收入的限制，然而在现实中，无论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早已远远突破了消费预算线，以至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提出了“软预算约束”概念，并精辟地分析了这种软约束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种种不良后果。什么是基本的生活需要，很难说清楚。萨缪尔森说，花几美分喝一碗粥就会得到足够的营养，而一个现代人如果没有汽车、空调、冰箱和电视，他便被认为得不到生活必需品。有些欲望必须得到满足，因为它们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必要的，而那些以炫耀为目的的奢侈消费并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假说，人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但这不是说所有的欲望必须靠尽可能多的消费物才能得到满足。消费不是衡量欲望满足的唯一标准，越是高级需要的满足就越是如此。像获得尊重、友谊、爱情、社会承认乃至实现自我价值这类需要，恐怕必须克己、禁欲和自我牺牲，这一切都指向尽可能地少消费物。消费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但生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消费行为和观念的核心问题是“俭”还是“奢”，这便是“节俭的悖论”。在斯密看来，节俭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社会的恩人，而奢侈是社会的大敌。没有被消费掉从而被节省下来的资源（储蓄）将被投入到再生产的过程中，将导致国民财富、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在凯恩斯看来，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对社会来说却是恶行。一个人的消费支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收入；你每多花一分钱，就是为别人增加了收入，并创造了就业。增加的消费支出将通过乘数的作用使收入和就业成倍扩大。所以，凯恩斯提倡奢侈的消费，他把消费不足说成是造成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的根本原因。“俭”是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奢”是短期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是对子孙后代极不负责的解决办法。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经济学关于消费的棘轮效应原理。个人的善就是社会的善，在这里不存在“合成推理的谬误”。不过，需要指出的是：（１）社会消费不仅包括家庭消费，还包括企业和政府的消费，不同部门的消费方式存在着明显差异。（２）个人的消费方式是否可持续只关乎到自己，而社会的消费方式是否可持续则关乎于人类社会的未来。（３）在研究社会消费方式时，必须考虑到消费的连带效应。例如，一些人讲排场，比阔气，搞炫耀性消费，引起其他人争相效仿，就会形成一种不好的消费方式。铺张浪费必须受到道德和舆论的谴责，而一旦铺张浪费对资源和环境产生了压力，政府的消费政策就必须出台。（４）这里讲的社会消费方式，主要是指由占主导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特征所决定和塑造的消费方式，借用凡勃伦的话，就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和生活理论”。［４］由于消费受收入的限制，而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异很大，故而不存在所谓社会一般的消费方式。社会流行的消费方式是指令人羡慕、值得追求和力图达到（通过收入的提高或借款）的消费方式，它是社会关于美好生活的伦理标准，或者是社会的消费文化。
三、市场经济的消费方式
尽管经济学家承认存在着种种市场失灵的现象，市场经济还是被过分的美化了。生产和消费可持续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决定了只有不断地刺激消费，它才能生存下去。这正是造成我们今天生产和消费种种不可持续现象的根源所在。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这一问题。社会化大生产和机器大生产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的物质技术基础，而“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语）市场经济的这些技术特征和制度特征正是经济学家们分析其运行规律并得出不同结论的前提和出发点。我们的分析从机器大生产这一市场经济基本的技术特征出发，并假定市场经济是运转良好的自组织形态，收入分配比较均等，不存在产品销售的困难（萨伊定律），也没有货币和其他因素的冲击。这是一个社会扩大生产和再生产的均衡图式。在这个图式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会受到资源瓶颈和市场瓶颈的制约，机器大生产就像一部无比巨大的永动机，无限量地吞入资源和吐出数量不断增加的产品和劳务。利润提供了推动市场经济这部大机器不停运转的永不枯竭的动力和润滑剂。市场经济这部大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就不能停顿下来，必须保证其各个部件的正常运转，否则社会就会陷入灾难。为此，经济系统必须从社会的总系统中“脱嵌”出来，“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５］即便不存在销售困难，市场经济还是遇到了自己的最大问题———如何把多余的商品推销出去。不说利润的实现是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单靠收入提高而导致的消费需求增加并不足以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劳务提供足够的市场，因为前者增加的速度完全赶不上机器生产的速度。即使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要把多余的产品推销出去，也必须不断地撑大消费者的胃口，储蓄转化为投资也不能解决供需矛盾，而只会使这一矛盾在未来以更加激烈的形式爆发。市场经济之所以在今天成为全球化经济，其奥妙在于它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市场问题。这里所谓的“成功”，是指一种对现存制度而言是合法的手段，而非诸如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和贸易战争等暴力手段和各种欺诈手段。那么，市场经济是怎样突破限制自己发展的市场瓶颈制约的呢？首先，培养市场经济的“新人”或新型的消费者。市场经济摧毁了为需要而生产的家计模式，而使生产和消费服从于赚钱的目的和机器生产的逻辑。为牟利而生产是永无止境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了这一点。利润来自于买卖的差价，而利润的实现关键是要把增殖的产品卖出去。为利润而生产的新型社会经济体制需要重新塑造人，这种人叫“经济人”，他精于计算，以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为行动的主要目的。经济学就是“快乐和痛苦的微积分”（杰文斯语），而幸福＝欲望／效用（萨缪尔森的消费方程式）。经济人在消费上表现为“消费人”，这种人以效用或欲望的满足为生活的最高目标，而以尽可能多地占有和消费物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的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的消费观称之为“消费主义”。所谓“消费主义”，是指把消费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最高价值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即认为个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的要求是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具体表现为占有欲极度膨胀，毫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异化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等等。凡勃仑最早揭露了消费的炫耀性质。炫耀性消费是指这种一种消费，这种消费主要是为了炫耀财富、社会地位和权力，而不是为了满足正常的消费需求。这是一种摆阔气、讲排场和铺张浪费的消费，越是造成轰动效应就越好。炫耀性消费是社会上层有闲阶级消费的主要特征，也是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和增加个人地位和财富的有力手段。上流社会的炫耀性消费必将通过消费的显示效应而对下层社会的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因为这是令人羡慕的和值得追求的。炫耀性消费还是增加利润的有力手段。按照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资本家阶级的利润等于他们的消费和投资，这就是卡莱斯基所说的：“资本家得到他们花费的，工人花费他们得到的。”炫耀性消费当然是一种异化消费，因为已经背离了消费本身的目的。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刻地揭示了消费主义的根源以及其对人本身和社会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弗洛姆指出，消费主义来自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基本教义———对利润的追逐。庞大的消费工业对利润的需要，通过广告的媒介，将人“变成了一个贪婪的人，一台要越来越多地消费的永动机……新的、人造的需要创造出来了……人的口味被操纵了，对消费的贪婪……变成了现今工业化社会最重要的心理驱力。消费人处于幸福的幻觉之中……他把刺激和激动误认为是快乐和幸福，把物质上的舒适当作活力。满足贪婪成了新的宗教。消费自由成了人的自由的核心。”［６］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其次，控制和塑造消费。为了增加利润，把人变成消费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控制、刺激、操纵和制造消费者的胃口、欲望、偏好、需要和心理，以使消费者无限度地追求花样不断翻新的各种新奇产品。为利润而生产，已经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而且同时是消费欲望和消费者的生产；只有“生产”出一批有消费欲望的消费者，产品才能卖出去。西方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美化为“消费者主权”，说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对此，加尔布雷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生产者主权”一说。“事实上欲望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创造它企图满足的欲望。”［７］消费者主权只是表面文章，问题在于人们只能消费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人们的消费欲望从来不是十分具体的。比如说，自古以来人们就有“移动”的需要，然而怎样移动（步行、骑马、骑自行车、开车还是坐飞机？）却取决于生产出来的交通工具。生产者是怎么塑造消费者的消费欲望的？答案是推销术和广告术。它们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学问，也创造了许多的就业岗位和花费了大量的资金。推销人员必须懂得消费心理学，必须掌握很好的推销技巧，必须夸大产品的优点而有意隐瞒产品的缺陷，不如此就不能打动消费者。而广告的作用更大，它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冲击消费者的视觉，利用明星效应控制追星族们的消费心理，让人们遵循广告鼓吹去休息、娱乐、消费和爱憎，通过人为地制造各种虚假需要，把特殊集团的利益伪装成明智人的利益，把按资本增值要求塑造的生活方式当作向往的美好生活方式。加之日夜不停的广告轰炸，这就完成了对消费者的洗脑过程，就仿佛得不到此种产品生活便失去了意义。再次，突破消费者预算线，创造提前消费的手段。如果不突破消费者预算线，卖不出去的产品就会堆积如山，所以必须想办法使消费者借钱消费。在这方面，市场经济有现成的工具———金融。金融的本质是借贷，而现代经济之所以在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就是因为现代的生产和消费规模巨大，利润的生产和实现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金融家们抓住了牟利的机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欠债，货币资本的借贷关系，充斥在每一个角落，从而形成一个接着一个的支付链条，一旦其中的个别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这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是必然的，这个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支付链条就会从某一个环节中断，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私人消费的预算约束毕竟很硬，而公共消费的预算约束很软。弗里德曼指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人家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人家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人家的钱办人家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８］由于“经理革命”，经理们追求的是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股东们的利润最大化；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高昂，股东缺乏对经理的有效约束；又由于垄断，可以把花费打入成本从而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这些都说明企业掌控者的消费是由别人（企业职工和消费者）买单的。政府的预算约束更软，这在政府的财政收支不透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可以借债和发钞票。从而大大突破预算约束。借债当然要老百姓多纳税来还，而政府大都发行５年或１０年的国库券，这就等于说政府的债务与本届政府无关。为了连任和当选，当然要扩大政府的支出和减少政府的税收，这便是财政赤字和政治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不仅导致了通货膨胀，而且产生了新的税种———通货膨胀税，这等于是靠掠夺全国人民的收入来为自己的消费买单。由于软预算约束，公共消费类似于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不付成本地多吃多占才是一种理性行为。于是，我们听到了大公司的高管们令人咋舌的高工资、极尽奢华的铺张浪费以及天文数字般的“三公消费”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还需指出，公共消费具有明显的炫耀性质，这与当权者的消费心理有关，但主要还是由软预算约束所使然。于是，我们也看到了耗费巨资建造的、威武雄壮的各级政府办公大楼，不计血本举行的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盛大仪式和活动，等等。斯密说得好：“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９］最后，市场经济的消费方式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原因。这是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的过程。无论是追求私利的人们必将对社会福利做出贡献（“看不见的手”）也好，还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也罢，只要没有对资源环境造成压力，生产和消费多多益善。然而，现在生产和消费的总量如此之大，不能不破坏资源和环境。在４０多年前，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根据人口、粮食、资本、资源和环境指数增长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结论：“假如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食物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１０］这是在一个有限的地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的必然后果。自然资源不是无限的，被污染的环境很难再恢复原状。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开发使几十亿年形成的稀缺资源正在被挥霍殆尽，对环境的破坏已经远远超过了地球自身的修补能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助于节省稀缺资源的使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环境正在变坏的趋势，特别是当科技服务于商业的目的时，与其说是它们减缓了不如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四、可持续消费的政策
针对由市场经济活动而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两种加以矫正的经济政策：管制和“庇古税”。它们都是使外部性内在化的政策，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它们也是可持续消费的两种主要政策。问题是这两种政策目前主要被运用于生产领域，而很少被用在消费领域。现在是考虑把它们全面应用于消费领域的时候了。行政命令乃至法律的禁令通过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人的处罚可以禁止某些不合意的行为，或者将其危害降至最低，所以管制对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笔者所在的长春市今年春节发布公告，禁止在市内燃放鞭炮，立刻就还以安静的夜晚和清洁的环境。中央公布了八项规定，立刻就减少了三公消费。目前在消费领域，主要是对少数消费品和消费行为进行管制，后者主要包括毒品、枪支、赌博、卖淫嫖娼等。一旦认识到某些消费既对消费者无益甚至有害又破坏了资源环境，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对其进行管制。例如，为什么不禁止鞭炮的生产呢？为什么不禁止香烟的生产呢？可持续的消费政策必须触动那种认为消费是私人的事、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纠正负外部性影响的税收叫“庇古税”，以最早主张采用这种政策的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在消费领域，庇古税主要表现为对少数几种消费品征收的消费税，如烟酒税、汽油税、奢侈税等等。一个人可以开排气量大的汽车，住大房子，另一个人则正好相反。是否可以对前者的消费行为征收“资源占用税”或“环境税”，对后者的消费行为给予补贴？比如，国家对购买小排气量的汽车就有补贴政策。笔者对国家的税收体制和税收政策不熟悉，故而只能提出不成熟的想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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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宇晖 张昱 付淳宇 单位：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