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商业道德中的“善行广布、爱国济民善、守信重诺、诚实守信、敬业乐业、乐中思苦礼”等思想，作为基本的价值观，为古代商业活动的终极目标与商人精神世界起到了指引与推动的作用，促进了先秦时期商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商人的精神世界起到了制约的作用，推动了先秦商业经济的发展。归纳起来先秦时期商业道德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善行广布、爱国济民”的核心宗旨
先秦商人在仁爱思想、义利观、公私观的感染下，形成了重义轻利、重整体轻个人的道德传统。他们乐善好施，爱国济民，为百姓、为社会、为国家做了许多的善事，并且在商业的交换活动中将谋利与博施济民有机的结合起来。古代善行广布、仗义疏财、爱国济民的商人比比皆是。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出生在有重商传统的卫国，是不受命于官而以其财市贱鬻贵的私商。据记载：“鲁国之法，鲁人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於诸侯，来而譲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復赎人矣。”[1]子贡不仅有助人的良好的品质，而且慷慨解囊资助孔子的事业，使其名扬于天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特别在孔子困难的时候，子贡拿资金帮助其渡过难关。“夫使孔子扬名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也。”陶朱公范蠡，仗义疏财，更是博施济民的典范，《史记•货殖列传》“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鲁国人漪顿，“耕则常饿，桑则常寒，闻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牸。”漪顿以故而行，养牛羊，七年之间获利巨大，货比王公，驰名天下，后又经营池盐的买卖，不久与朱公相比齐。这种讲商品质量而不欺诈的经营商业理念，使其名声远扬，生意兴隆，此正是范蠡富而好行其德也。陶朱公博施济民与乐于助人的品质，以至于后人常用“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何妨子圣贤”来勉励自己，”更用“端木生涯，陶朱事业”来称赞商人的事业。鲍叔牙早年与管仲合伙经商，知道管仲家中贫寒，每次都愿意多分利给管仲。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贫，知我贫也。”[2]郑国商人乐善好施，助困救人与困难之中。《左传•成公三年》记载：“荀罃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即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该故事反映了郑国商人乐于助人、识大体的商业美德。郑国商人不仅有善行广布的思想，而且更有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抵御外敌入侵的道德品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了一个故事。公元前627年，秦穆公令百里、白乙率领军队去袭击郑国，经周、滑，郑人没有发觉。郑国商人弦高正到洛阳去做生意，路上遇到秦军，弦高料定秦军必是偷袭郑国的，于是，他一面派人回国报警；另一方面，拿出十二头牛和四张熟牛皮革，假装奉了郑国国君的命令来犒师。并加以说道“：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郑国国君得到消息以后，赶紧加强了戒备，严阵以待。秦军的将领于是他们就放弃了偷袭的计划，灭滑而回去。弦高“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的故事说明了当时商人有如此的行为，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后代商人学习的。这种抵御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以整体利益、国家利益为重的思想，这种舍弃自己利益而顾大局利益的思想，对后世的商人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二、尊重“商业规律、灵活多变”的经营理念
先秦商业道德总体上主张是“仁义经商、见利思义”的交换原则，但也注重商业交换中的物品供需规律。认为在遵循市场中的交换规则与原理，善于把握商品供求需求关系的，在合乎道义中取利致富，皆是可以提倡与鼓励的。所谓“良商”就是懂得市场的交换规律，取之有道的商人。《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奏之败也，豪杰皆争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良商”不是不谋利，而是不采取违法、不道德手段来谋取暴利，是较好的把握贱买贵卖的时机与较好的把握物品的供应需求，是在合乎道义的前提下来求利，与一些奸商的损人利己恰恰是相反的。春秋时期的人物范蠡，越国人，人称陶朱公，善于利用商业活动中的规律来致富，《史记•货殖列传》说“: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就是说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应做好物质的准备，同时须把时令与市场上出售的物品结合起来，互相的比较。此外，他从商品交换的活动中，意识到商品供应过多或过少必然会引起物价的涨或跌，此所谓“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那么如何遵循这一规律去求利呢？范蠡提出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商业思想，表明范蠡学会了利用市场的规律采取“待乏”原则而成为大富商。孔子的弟子子贡，名赐，善于经商，有很强的商业经营技巧，尤善于做珠宝生意。“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3]意思是说美玉藏在柜子里，应等待好价钱来出售，司马迁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子贡的成功取取决于他“而货殖焉，臆则屡中。”即对商业活动的趋势把握、判断相当准确（屡中），以致于“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而成为巨富，以至于后人把子贡推崇为商业经营活动预测的祖师爷。战国时期的白圭也是不仅善于把握市场的规律，而且称得上是取之有道杰出商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乐观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这称为“人弃我取，”当灾年的时候，农民需要粮食，于是就卖出粮食，这称为“人取我予”，他还提出了薄利多销的经销策略，《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欲长钱，取下谷，”与一些奸商为了暴利只顾眼前而不择手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司马迁称“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管仲也是先秦时期著名的商人，《管子•问篇》：“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商人在市场上的交换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对万人有利，体现了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做到交换互利的伦理思想。《管子•国蓄》“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商人在市场上须遵守商业规则，利用商业中的规律来寻求合理的利润，而不能巧取豪夺。这些尊重交换的规律、善于把握贱买贵卖时机而发财致富的商人，正是先秦商业道德所提倡与鼓励的；并且历代商人都把“尊重市场规律、灵活多变、取予有道”作为自己在商业交换活动中的行动指南。
三“、守信重诺、诚实守真”的商业美德
在古代伦理道德思想中，“仁爱”“信义”“诚信”是人们的人格追求与立业之本，更是商人处理同国家、事业的基本准则；在商业的交换活动中，逐渐内化在商人的心中，而成为商人的行动准则与道德规范。在先秦时期，诚信的观念早已深入到国家之中。《左传•成公六年》记载“：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乃止。”这说明在当时诚信思想不仅已深入到国家之中，而且诚信作为商业美德也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据记载：楚国的士尹池出使到宋国，宋国的子罕设家宴来招待他。士尹池见南面邻居的墙弯弯曲曲，深入到子罕的院子里，同时，西面邻居家的水从他的门前流过，问其原因。子罕说：“南家工人也，业鞔，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西家高，吾宫卑，潦之经吾宫也利，故弗禁也。”[4]士尹池回到楚国，楚王想出兵攻打宋国，士尹池说：“宋不可攻也，其主贤而相仁。”楚王于是遂罢兵。该故事反映了当时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保护与尊重。在当时，诚信的观念不仅受到国家的重视，而且以诚为本、诚信经商是先秦商业活动中的金科玉律。当时，素有“诚贾”与“贪贾”之称，人们把守信重诺的商人，尤其是善于调节余缺，利用丰收与歉收的差价或利用季节差价来盈取自己正当的利润，又遵守商业道德的商人称为“诚贾”、“良贾”，而把在交换活动中不诚信、不诚实的商人称为“贪贾”“、奸贾”。“诚”是商人行商的基本要求，《战国策•赵策》“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已贱已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地官•司市》中有：“贾民禁伪而除诈。”在经商的过程中对商品的质量也有较高的要求。《礼记•王制》中记载：“布帛精粗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盐铁论》中记载：“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杜绝了经商中的伪劣商品，杜绝经商中的欺诈行为，“诚贾”依靠诚信经商来赢得长期的利益，其与奸商的“争货财”有本质的不同。先秦时期,商人白圭更是诚信无欺、见利思义的经商模范。其在灾年或歉年的时候，农民需要粮食，他时时卖出，并价格适宜，不贪图暴利，而是“廉贾五之，贪贾三之”。采取薄利多销的原则而求得正当的利润,与一些奸商采取囤积居奇、人为的制造价格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白圭可以算是是诚信经商的杰出代表人物。陶朱公在经商活动中同样做到了信义经商，其不仅较好的把握到商业中的规律，而且取予有道。《越王勾践世家》“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在流传的所谓陶朱公经商十二法则是以诚信取财，以德致富经营思想的体现。可以看出，诚信的商人在商业活动中，谨守：“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5]的古训，货真价实，公平交易；“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6]告诫商人在进行交换活动中不要为眼前的小利所迷惑，诚信经营、信义为本，才会获得长期的利润；否则就会“不得食于贾。”这些记载都说明诚信无欺的经商原则不仅是良商应遵守的商业美德，而且逐渐地沉淀在商人的心中成为商人的行动准则，促进了商业交换活动发展与顺利进行。对商人在交换活动中欺行霸市的行为是不允许，这对商业的发展及对居民是有利的。然而在商业活动中，善与恶、真与假、道德与非道德是相互斗争的；恶与非道德就会在贪商与奸商身上表现出来，以致于商人的不诚信及商业欺诈屡屡发生。如《韩非子•说林下》中记载一位商人违背诚信的原则，在交换活动中大搞欺诈，来谋取暴利。“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溢焉。”揭示了商人监止子在交换活动中玩弄手段，违背商业诚信的原则而谋取暴利。更有越国商人虞孚同样也在交换活动进行商业欺诈，结果适得其反，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刘基《郁离子•虞孚》云“：虞孚问治生于计然先生得种漆之术，三年树成而割之，得漆数百斛，将载而鬻诸吴。其妻之兄谓之曰：‘吾常于吴商，知吴人尚饰，多漆工，漆于吴为上货。吾见卖漆者煮漆叶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闻之喜，如其言，取漆叶煮为膏，亦数百瓮，与其漆载以入于吴。时吴与越恶，越贾不通，吴人方艰漆，吴侩闻有漆，喜而逆诸郊，道以入吴国，劳而舍诸私馆。视其漆甚良也；约旦夕以金币来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叶膏和其漆以矣。乃期，吴侩至，视漆之封识新，疑之，谓虞孚改约。期二十日至，则其漆皆败矣。虞孚不能归，遂丐而死于吴。”结果越国商人虞孚以致于血本无归。在商业交换活动中，表明只有诚实守信的商人，表明只有“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的商人，才能赢得广大的市场与买者，才能赢得长期的商业利益。因此，守信重诺、诚实守真的商业道德不仅对后世的商人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是在商业交换活动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四“、敬业乐业、乐中思苦”的创业精神古代中国有悠久的职业道德传统，早在《尚书•周官》中，古人就提出了职业中人们所应遵循的道德的核心：“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就是敬业乐群的较早表现形式。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可见敬是美德德根本；同时敬还有认真对待事情、做好事情的含义；“民之从事，常於幾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7]说明了人们应以认真慎重的态度坚持到底，就不会再有失败的事。孔子对敬业的思想解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要求人们做事应认真专心，对人忠诚恳切。《季氏》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其中“事思敬”是说做事要认真对待，办事情应郑重专心。历史上对敬业乐群解释较为详细是：“一年视离经辩志，三年视敬业乐群。”[8]后演变为敬业者，专心从事其业也；乐群者，乐于取益以辅其仁也。“敬业”要求人们在处理事务时应勤奋努力，“乐群”指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保持友好合作的态度。“敬业乐群”表明人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不论贵贱，应专心致志，忠于职守，履行好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可见，职业道德与传统道德对商人有一定的感召力，促使商人不仅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件事，做好每一件事，不能半途而废，更使得商人在自己的事业中保持敬业乐业、艰苦奋斗的节俭作风。传统的职业道德的感染与商业活动中的锻炼，造就了先秦商人艰苦创业、敬业乐业的优秀品质，在商业实践中涌现出了许多勤俭创业、敬业乐业的商人。“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治起，富至巨万。”白圭更是敬业、勤劳节俭的典范。《史记•货殖列传》“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白圭在敬业方面作出不少的表率，尤其在商业的经营方面更是精益求精，《史记•货殖列传》“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在这里白圭用智、仁、勇、强、来表示自己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的敬业思想。宣曲任氏同样也是敬业、勤俭的例子。“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一些商人在致富后，仍保持勤俭作风而不挥霍浪费。崇俭黜奢的商业道德作风，有力的促进了商人个体道德的完善。更有一些商人不论其从事生意是多么的渺小，仍然保持了敬业、节俭的精神。“田农，掘业，而秦阳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壅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壅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这些商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在别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都能有所富，这都是他们敬业乐业、艰苦奋斗的结果。因此，敬业乐业、勤劳节俭的商德作风，有力的促进了商人个体品质的提高，有力的促进了商人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风气形成。因此，“尚中贵和”的思想已深深地植根于华夏民族的心里之中，它不仅成为人们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且更是古代商人在商贸活动中所遵守的经营之道与管理原则，从而可以在交换活动中获取更多的收益。总之，先秦商业道德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一份宝贵遗产。它不仅在历史上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仍要弘扬先秦商业道德的精华部分，挖掘其现代价值。任何一种现代伦理道德观念的营造与构建，都不能脱离历史而发展，都是依靠现代文化主体主动的对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继承，坚持把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才能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道德文明。只有这样，先秦商业道德精神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才能推动我国商业活动的发展与壮大，才能在经济竞争中增强竞争力，从而赢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与精神效益。
作者：李建立 单位：平顶山学院思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