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是明清之际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搜集明代学者的文集、著作、语录，经过专心研究、清理学脉、辨别宗派，终于著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内容丰富的哲学史专著《明儒学案》。在这部名著中，黄宗羲认为哲学史不是偶然事件堆集，而是有其一贯的脉络，即合乎规律的发展，而这种脉络和规律是可以从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中来把握的。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1]可见，宗旨是最能反映哲学家本质特征的思想精华，确立宗旨是哲学家的“得力处，”把握宗旨是学术研究者的“入门处，”没有宗旨的思想只是无头绪之乱丝，只有把握了宗旨，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哲学家的整个思想体系。
那么，如何来把握宗旨呢？黄宗羲认为，首先，要在广泛详细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新的思想方法，结合历史考证的工夫，加以独立的思考，进行择精语详，钩玄提要的理性加工与分析研究，认识其人一生之精神，而不能用主观成见增损其间，更不能用一人宗旨，代各家宗旨。为此他批评周汝登用自己的思想胡乱批注，将先儒宗旨凑合已意，“扰金银铜铁为一器”，[2]混不同思想为一谈的主观主义态度，也反对孙奇峰兼容杂收，不复甄别，抓不住要领的无异于简单罗列的纯客观主义的态度。
其次，黄宗羲认为，每个人的宗旨都不是孤立静止地形成，而是随着他的社会经历的变化，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师友间的相互讲求、辩难而得以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而臻于成熟的。所以必须注意考察哲学家的思想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其宗旨。在《明儒学案》中，他用两个“三变”来揭示王阳明思想形成、发展的演变过程，不仅向我们展现了阳明思想发展的足迹，更主要的是为我们理解阳明宗旨的真谛，准确地把握其思想体系提供了线索，而且，这一发展并不是“新的珍宝平静地增加到已有的基础上面的过程，”[3]而是包含着对前人、对自己的扬弃，在否定中前进的矛盾发展过程。如陈献章“自见骋君（吴与弼）归后，静坐一室，累年穷书而卒未有得，总觉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焉”。[4]可见，“静中养出端倪”[5]是艰苦思索的结果。王阳明也是在深悟朱子循序格物之“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6]的矛盾，而反求诸心，在批判理学的过程中把宋明道学发展到极点的。刘宗周独标“慎独”之旨，更是为了救正王学未流之弊。黄宗羲非常注意揭示各家思想中存在的矛盾，他论王阳明：“先生既言格致即《中庸》明善之功，不离学问思辩行，则与朱子之说何异？先生每讥宋儒支离，又躬蹈之”[7]。又说李材“欲倒归于修身，以知本之本与修身为本之本合而为一，终觉龃龉而不安也”[8]。对罗钦顺，他先肯定“盖先生之论理气最为精确”，然后指出“第先生之论心性，颇与其论理气自相矛盾”[9]。这体现了黄宗羲注意分析各家思想的矛盾，从中寻求理论发展线索的努力。
再次，黄宗羲认为，要把握宗旨，还要注意辨析各家宗旨的异同，即所谓“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10]。通过分析比较来鉴别各家宗旨，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它。他分析湛若水与王阳明，指出湛若水“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主门户。”[11]通过这样的分析比较，使我们既明了二者之间的差别，同时也就更具体更准确地把握了各自的宗旨。
最后，黄宗羲认为，还必须把个人的宗旨放到整个时代的学术发展过程中作动态考察，因为学者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中，时风众势会折射到他的思想中去，而他的思想又总是扬弃于前人、授受于时人并影响于后人，且与时代的思潮相沉浮。只有把握了这一切，我们才能对其宗旨的意义和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如他对王阳明思想分析道：“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12]经他这样纵向勾勒和横向比较，我们对阳明宗旨及其思想全貌和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就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总之，要把哲学家的思想放在整个时代学术之矛盾发展中作考察，而其自身宗旨的形成与发展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因此，只有把思想分析与历史评价，横向比较与纵向考察相结合，才能在动态的矛盾分析中客观地、准确地把握其宗旨，分清是非得失，从而完整地、历史地把握其整个思想体系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不掩饰其失误，但又不因其失而废其得，而是要努力发掘其一偏之见，即真理的颗粒，因为真理的海洋要是由这无数的涓涓细流汇聚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