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治：对于现实的理解
法治是另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所谓法治，简单地说，就是主要倚靠一整套刚性的制度、规范来维系社会秩序的治国方式。它首先是建立一套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并倚靠国家机器来强行推行。是一种先法律而后人性的治国观念，可以概括为“施刑法，行霸道。”,由此，中国古代政治完成了其“外儒内法，儒法合一”的理论模式的构建。古代法治的出发点，首先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对百姓多少显得冷酷无情。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就有“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黔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商君书•赏刑》）的论断，王符也有“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乃以防奸恶而救祸败，检淫邪而内正道尔。”（《潜伏论•德化》）的论断。推崇法治者认为，以暴力的面目出现的法制的基本功能是把奸邪禁止，使邪恶之人不能继续犯罪，而为了达到之一目的，轻微的刑罚是不行的，所以刑罚莫若重，刑重才能惩治奸邪，刑轻则是对奸邪的放纵。韩非子曾把法治与专施小恩小惠的“德治”进行对比，指出“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实行法治之道，百姓开始觉得政府过于强暴，自身极受束缚，天天担惊受怕。但正是以为如此，百姓也就不敢轻易触犯法律，整个社会也就井然有序，久而久之，大家都能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前苦而长利”。而实行德治，不断向下施舍恩惠，对不肖之人也宽容以待，望其自己改正，一味迁就姑息，结果必是人心越来越散漫，奸恶之人越来越放肆，社会秩序每况愈下，这就是“偷乐而后穷”。
二、德治与法治：理想与现实的纠结
德治与法治，看似是完全相反，互相批判的一对对立面，一个理想，一个现实，一个仁厚，一个冷酷。虽然德治与法治看似水火不容，但令人吊诡的是，德治与法治最终以一种十分纠结的方式融合在了一起，并一直纠结的延绵了两千多年。孔孟提倡德治，但其政策却始终不被采纳，其原因一是见效周期太长，而且牺牲太大，且没有安全保障；二是想要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实在太难，抛开政治宣传的因素，孔孟恐怕自己都没能达到内圣吧。甚至后期的孔子，也提出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这种德主而刑辅的论断，发展到西汉的董仲舒之大儒学，其德治精神其实已经偏离了孔孟那纯洁美好的德治了，那时的德治，实际上已经已经成为吸收了各家甚至是完全与之背离的法家精神的“外儒内法，儒法合一”之道。而看似同样坚定的法家，在其冷酷的外表之下，那颗滚烫的内心其实也是十分纠结的。可以说，法家之所以行法治，其本身就是一种纠结，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法家代表人物管仲著名的四维论，提出“国有四维，一维觉则庆，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的论断，完全肯定了德治的重要性，指出德治关乎国之根本，是国之命脉。而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商鞅，居《史记》记载，曾三次面见秦孝公，第一次商鞅提出的是帝道，即皇帝之大道，但秦孝公不感兴趣。第二次，商鞅提出王道，即德治之方针，但秦孝公任然不感兴趣。第三次商鞅才提出霸道，提倡法治，这才引起了秦孝公的强烈共鸣，得到重用。商鞅当时的处境并不好，在不知道秦孝公还会不会面见自己的情况下，任然先提出了帝道和王道，然后才提出霸道，所以我总觉得商鞅虽然最终得到了重用，却放弃和背离了自己最初的梦想。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古代散文中与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治世之道，是我们不可多得的瑰宝，在继承它们时，我们应该做到批判的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事实就是的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使它更好的为现世服务。
作者：印宇阳 单位：南京政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