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的综合与创新
在张申府先生的哲学视域里，当今世界众多的哲学流派中，有三大哲学堪称世界哲学之主潮，代表了人类理性发展的正确方向。一是以罗素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基于现代科学认识论发展而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一是以列宁为代表，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基石和哲学精髓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人本主义哲学。对基于科学认识论发展而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张申府先生是有所肯定和赞赏的。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注重科学的世界观，特别注重算术逻辑（即数理逻辑———引者）解析法”，有助于使哲学的前提清楚明白，从而使哲学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切实具体”。（参见《思与文》第９２页）同时，张申府先生也强调唯物论的正确性，指出“世变代更之际，总是先有怀疑论，继有唯物论，中外古今以来，历历不爽”（《思与文》第５４页）。以张申府先生之见，怀疑主义是“消极的”、“破往的”，有助于打破和超越传统；唯物主义是“积极的”、“尊来的”，有助于推进和构建未来。所以，“只有怀疑而不继之以唯物，必归于幻灭。但要建来，而不只尊来，又须以唯物为是体现理想”（《思与文》第５４页）。这里对于怀疑论、唯物论的评介十分独到。但有一点似乎有些费解，何以说“唯物是尊来的”呢？如果联系科学进化论来解读这句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进化论从物种演变的客观事实出发，得出了物种进化，今进于古，后胜于今的结论。把进化的观念引申到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亦当能得出“尊来”的结论。张申府先生不仅主张“尊来”，而且更强调“建来”，这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进化观，升华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进化观。这里我们说“超越”和“升华”，主要在于“建来”需要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遵循科学进化论来推进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尊来”不免流于自发盲从地相信科学结论。关于世界哲学的未来走向，《家常话》第二九九节中作了集中阐述。张申府先生提出自己的基本观点或基本立场是“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他指出：“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思与文》第１２８页）按照他的理解，“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张申府先生深信，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孔子的仁学）与西方哲学的优秀传统（逻辑分析方法）及马列主义的哲学精髓（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三大哲学的互补、融通与综合创新，不仅代表２０世纪的中国哲学的未来———“新中国哲学”，而且可以开出代表２０世纪世界哲学主潮的“新世界学统”。对张申府先生上述哲学构想，张岱年先生十分认真地评论说：“作者的主观愿望是将中国的优秀传统与西方近代分析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融会贯通、综合起来。这一观点可能有人认为是可笑可怪的，但是吾兄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提出的。我认为，尊重每一个学者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应是百家争鸣方针的应有之义。”（《思与文》序）平心而论，张申府先生“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哲学构想是确然有见的，张岱年先生的评论也是实事求是的。事过境迁，如今中国哲学界日益强烈地要求走出狭窄学科视域，寻求中哲、西哲、马哲三学融通及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交流、对话的呼唤和探索，说明了这一点。
二、古今中西之辨
关于中西学术和绘画艺术之差异，张申府先生指出：“中国学偏人事，中国画长山水。西洋学长自然，西洋画擅人物。是可见，自然之事，山水人物，两方面都不可缺。缺于此者，必求补于彼。只是，中国画山水，只是赏山水自然之美，以陶冶人的性情。西洋画擅人物，也未能克治人物人事的恶，而善用自然的力量。”（《思与文》第３３页）这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表现了张申府先生对中西文化差异与互补的基本立场。古今中西之辨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和文化思潮关注的基本问题。对此，张申府先生的基本看法是：“古之弊，贱今而贵古；今之弊，轻中而重西；西之弊，察天而忽群；中之弊，贵人而遗物。”（《思与文》第６２页）这四个排比句之间，原文是句号，且上下罗列为四行，很像是尚待发挥的四个段落的提领句。这里把它排列为一个整体段落，四句话之间标为分号，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对这段话，张岱年先生十分简要地评论说：“此言虽短，却具有深意。”（《思与文》序）张申府先生关于古今中西之“弊”的这段话，其逻辑形式颇类《荀子•解蔽》篇中对先秦诸子之“弊”的评论。究竟其“深意”何在呢？笔者认为，其“深意”就在于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扼要而深刻的反省与总结。所谓“古之弊，贱今而贵古”，指自古以来，特别是经学时代中国文化崇尚道统、好古博今、因循保守的历史弊端，造成了中国文化近代进程的迟滞，致使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只能被动应付。所谓“今之弊，轻中而重西”，指晚清以降直到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妄自菲薄、步步西化的弊端。“新思潮”因丧失民族精神本源而难以根深叶茂茁壮成长，结果导致民族文化自信力的萎缩。对此种偏失，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学人也有深切的洞察与批评。所谓“西之弊，察天而忽群”，值得深思并须特别加以解析。此中的“天”指自然，“群”谓社会。是说近代西学或西方文化，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探索，科学技术繁盛发达；而研究探索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严复谓之“群学”）相对不够突出。说西方文化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繁盛发达，似乎国人皆知，无庸辩言；而说西方文化“忽群”，不重视社会科学或“群学”，似乎有些费解。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复当时翻译的“汉译世界名著”来看，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今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今名《国民财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今名《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名学》等，都是一流的社会科学著作，怎么能说西学“忽群”呢？应该说，张申府先生的英文造诣及对当时西方文化的了解，在当时学人中是一流的，断不会轻易下次断语。这里存在一个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时代性误差”。这个“时代性误差”与当时造端于欧洲、波及世界的两次几乎“灭绝人寰”世界大战直接相关。在不到三十年之内一连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给中国人如何观察西方文化带来了文化心理上巨大的震撼，思想文化界普遍形成一种“西方文化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在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１９１８年）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１９２２年）中有深刻的烙印。二梁认为，西方文化属于“物质文明”或“心与物”二元对立的文化，此种“物化”的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今后世界的未来将是“东方文化”或孔子儒家文化的复兴。张申府先生上述言论发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他所说的“西之弊”，同样蕴含了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科学技术中心主义文化偏颇的思考与认识。“忽群”或许是指西方近代文化对人类共同生活理想缺乏深入的洞察和构想。孔子的仁学和以唯物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苏俄社会主义文化或许可以弥缝此种缺陷。所谓“中之弊，贵人而遗物”，是指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技”，重“德”轻“艺”、重“人文”轻“自然”、重“综合”而轻“分析”的泛伦理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而对“物”或客观事物的实证研究和逻辑分析，又恰恰是西方文化，特别是作为其优秀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优长。基于上述对古今中西文化长短得失的思考，所以张申府先生要“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诚如张岱年先生所感慨，此种未来哲学的构想不是随便出口的话，更不是浅识者所说的“可笑可怪”之论，而是“认真的”，它蕴含了一代哲人的良苦用心！
三、民主、理性与新启蒙
抗日战争时期，张申府先生旅居重庆，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思与文》中对“民主”之义也多有阐发。他指出：“民主有三要点。一、大家的事大家来作。二、根据大家的意思作。三、我做不好，即负责而去，让别人来作，予别人以机会。”（《思与文》第９６页）张申府先生强调“理性”是民主政治的根核。他说：“理性是民主的精神。……什么是理性呢？那就足有五特征：一、说话做事，有根有据，有条有理。二、说话听话，必要找真，必要找其意味，或其所关联，所姻缘。三、能于异见同，于现实看出可能，能由前提推结论，承认了前提就承认结论。四、能分析，能分别，明分际，有分寸，守分量，重分明。五、承认有它，作面面观，敬重他人，肯替他人设想。”（《思与文》第９６—９７页）与“理性”相反的是非理性，具体表现为“成见”、“偏见”、“独断”、“武断”、“迷信”、“盲从”、“放纵感情”、“任称嗜欲”、“意气用事”、“过分”、“失所”、“不当”等，这些非理性的因素，是不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依据张申府先生关于理性的特征及理性与非理性的辨析，可以将“理性”概括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品格，其核心要素即重事实、明事理、尊重他人。民主政治是人类理性的制度化，理性是民主制度的精神，离开了理性精神，民主政治就是一种空洞的形式。清末民初直到三十年代种种宪政和民主改革的失败，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的中国之所以迟迟走不上民主政治的轨道，不是没有立法、制度和组织形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时鼓吹宪政的人或实践宪政的当权者，缺乏理性的品格。联系这一点，我们感到张申府先生关于理性与民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张申府先生还谈到理性与人的情欲、生活习惯的关联，理性与理智的区别。认为“理性”不是不要情欲，而是以理性来调理情欲，使之适度而有条理。又说，理性既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作为“世界本原或力量”的绝对精神，也不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先验的“良知”，而是“生活在社会中应有的一种生活行动的习惯”（《思与文》第９７页），此种作为“生活行动习惯”的理性，是十分值得发挥显扬的。张申府先生强调，“理性”源于生活和环境的磨炼。常言道“经一蹶者长一智”。他说：“人的理性，也是由经蹶长出来的。换言之，就是由自然与社会的环境，生存与生活的需要，给迫出来的。是‘天生’的，也是‘人生’的，可绝不是生来就有的。”（《思与文》第１２３页）关于理性与理智之不同，张申府先生说：“理智是秋水无波的寡妇，理性是饱经世变的哲学家；理智是一种机能，理性则是一种态度、习惯。”（《思与文》第３０页）原文各分句间都是句号，这里根据语义重新标点。这里对“理智”与“理性”做了两层比较。第一层文学色彩较浓，但要表达的意思还是明白的，强调“理智”是排除主观情感的客观的认知能力，理性则属于基于实践经验和社会磨练积淀而成的人生智慧；第二层意思是说，“理智”属于生活的工具与技能，亦即今天所说的工具理性；“理性”关涉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属于今天所说的价值理性。理智与理性在思维结构中定位不同，两者是体与用、认知与价值、工具与目的之关系。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五四时期一再拔高的西方理性传统，张申府先生并不盲目遵从，甚至认为自古希腊阿那柯萨哥拉、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笛卡儿、休谟、康德、黑格尔的所谓“理性”传统，是“值得诟病，应该抨击，可以反对的”（《思与文》第９７页）。至于需要“诟病”、“抨击”、“反对”的具体内容，张申府先生虽然没有明言，但从他关于“理性”范畴的整体思想来看，大概是认为上述西方的理性传统，一则偏重于工具和理智主义，而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照察不足；二则在于西方理性传统带有浓重的先验主义，与现实人生的生活、实践疏离和脱节。张申府先生认为，与他所倡导的生活或实践理性精神最为接近的，在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中，首推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列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哲学和历史文化传统中，唯有孔子的人道理想。无庸讳言，汉代以后孔子的思想不断被经学化、政治化，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其理性精神也一再被扭曲、被扼杀。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申府提倡一种“新启蒙”运动和精神。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一文中，张申府先生具体阐述了他的“新启蒙”主张。他指出：“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呢？就字面说，启蒙就是开明的意思。更分别说，启蒙就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凡是启蒙运动都必有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思与文》第１８５页）张申府先生强调，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反封建”，包括反迷信，反武断，反盲从，反权威，反传统。这一切当然也在新启蒙运动所“反”之列。新启蒙运动之所谓“新”，就在于它要对以往的启蒙进行再启蒙。就中国当时来说，就是要对“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进行继承、反省与超越。张申府先生指出，五四时代文化启蒙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欢迎“德赛二先生”。这种激情式的批判和启蒙“不仅不够，亦且不妥”。所谓“不够”、“不妥”有两个方面：一是反封建、反传统流于形式，不够深人，在“倒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打倒的是孔夫子，而“孔家店的恶流”依旧保留着、漫延着；二是破除了固有的偶像，又确立了新的偶像，即把科学和民主偶像化、人格化，导致迷信与盲从科学与民主的新蒙昧主义。据此他提出“新启蒙”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思与文》第１８６页）。这样的启蒙才称得上张扬“理性”的运动。所以，张申府先生说“新启蒙运动最积极的内容是发扬理性”并在理性的指导下实现“思想的自由”，激发“民族的自觉与自信”。
四、张申府、张岱年“二张之学”之关联
笔者不曾面见过张申府先生，但由于地缘关系及其他因缘，与张申府先生的二弟张崇年先生、小弟张岱年先生却比较熟悉。张崇年先生是河北大学物理系的教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张岱年先生曾偶尔来河北大学讲学，顺便看望仲兄崇年先生。当时笔者已留校任教，是河北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教师，因此有幸认识并聆听张岱年先生的教诲。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８年，本人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师从恩师张立文老师学习和研究宋明理学。此间，曾多次到北京大学中关园张岱年先生的寓所拜谒和请教问题。张先生是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更是一位刚毅木讷的仁厚长者，他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君子之风在学界素有美誉，更令晚辈敬仰且终身难忘。在２０世纪那些特殊的年月，张岱年先生与其兄长申府先生均经历过坎坷。除了学术问题，张岱年先生很少谈到自己，偶尔忆及往事，说起自己和兄长，温情隽永中却也不乏诙谐、幽默，甚至遗憾。张岱年先生的学术生涯和哲学思想受其兄申府先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在晚年总结自己学术历程时说：“从青年时起，我即对哲学深感兴趣，阅读了中国古代哲学典籍和一些西方哲学著作，常常思考一些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问题，常至忘寝忘食……。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同时，我对哲学理论问题也很感兴趣。在吾兄申府的指引之下，我阅读了英哲罗素的哲学著作，对罗素所提倡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佩。我认为逻辑分析应是哲学的基本方法，对于任何概念、任何命题，都应进行必要的分析。接着，我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著作，深深为辩证唯物论的真理光辉所吸引……。我将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以及超人哲学等作了比较，肯定辩证唯物论高于现代其他各派哲学，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同时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要宣扬辩证唯物论，也应继承、发扬中国固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的优良传统。”（《张岱年全集》第一集，《自序》，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张岱年先生与张申府先生“二张之学”有同也有异。此种“同”与“异”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二先生哲学在方法论上都注重逻辑分析方法和唯物辩证法的结合，强调逻辑分析与辩证思维方法的相辅相成。所不同在于，张申府先生是在“讲解”罗素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数理逻辑的“方法意义”；张岱年先生则是在以自己的哲学建构、中国哲学史研究来具体“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和唯物辩证法的。张岱年先生的著述和思想客观平实、语意清晰、评价中肯的特色，正得益于此。其二，二先生都主张民族精神的振兴、民族理性的自觉及未来新哲学的复兴，离不开中西文化与哲学优秀传统的综合创新。张申府先生在《思与文》中提出“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新哲学构想；张岱年先生１９３４年１月在《大公报•世界思潮》撰文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同上）１９３６年又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在高扬民族精神主体性的同时，进一步主张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关于人生理想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以谋求现代新哲学的综合与创新。如实说，二先生之学都有深厚的国学及西学根底，对中西文化与哲学之差异均有深刻的认识，且强调中西文化与哲学的融通。仔细体察，相对而言，张申府先生的西学要长于国学，偏重于以西学为基础统摄和整合中学；张岱年先生的国学长于西学，讲中西文化与哲学的融通，更突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精神主体性。其三，二张之学的“同”与“异”，最突出的一点是，二先生都有拳拳爱国之情，救国之志，但所选择的方式、途径却有所不同。张申府先生早年选择的是“民主救国”之路，其人生理想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政治运动的起伏，政治命运的跌宕，冲淡了或遮蔽了其学术思想的成长。张岱年先生晚年曾因此为其兄惋惜。张岱年先生自称“性直才拙”，自知“没有随机应变的”政治才能，早年选择“学术救国”之路，中年后更是心无旁骛地游心于“学术人生”之境，所以，历经磨砺而终获大成。《张岱年全集》表明，岱老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史家，亦堪称继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之后能自成一家之言的哲学家。人生选择决定个人命运，于斯可鉴。可不慎乎！
作者：李振纲 单位：河北大学
